刘玉文
山东省无棣县几位《〈禹贡〉碣石》业余研究爱好者“依据古人在考证“碣石”时产生的某些见”本着科学求实原则，求证于古籍，考察于实地之后，得出“《禹贡》碣石在无棣”的结论。并出版发行了作为初步研究成果《〈禹贡〉碣石山》一书。不料，引起了河北昌黎董宝瑞先生的关注 。据悉 ，董先生从事昌黎碣石研究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造诣根深，是一位可敬的资深学者，所以讲起话来也头头是道，并具有大家风度。
董先生在《 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一文道：“近些年，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碣石”异说，山东省无棣县一些人士依据明、清时刘世伟、顾炎武等学者有关“碣石”的考证文章，认为《禹贡》记载的“碣石”当为无棣马谷山，并且提出新的见解”又在其《〈禹贡〉之碣石非两地》一文中说：“也许是为了开发旅游，当地人近几年接连在新闻媒体发表文章”，“我们在考辨碣石时，切不可像黄盛璋在写《碣石考辨》时那样，断章取义地解释'《禹贡》之碣石’，轻而易举地拿出南辕北辙、似是而非的论断来”！
既然是“异说”，理应“伐异”。于是他就舞笔诛伐道：“在辩解时生拉硬拽、南辕北辙，何以煞有介事地指责诸多史家'牵强附会’，'妄自穿凿’，这样落笔是不是显得有点轻率了些”（董文：《 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是在昌黎，还是在无棣？》）。“这不能不叫人怀疑，立论者是否有点太痴情无棣马谷山为古碣石山之说，臆想和武断的成分太多了”（ 董文《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偷梁换柱、强词夺理的痕迹是不是太浓了一些” （董文：《〈碣石篇〉之艳义》）。“断言《禹贡》记载的“碣石”不在渤海湾北岸，则未免太言之失慎了（《“《禹贡》之碣石”非两地》）”。“是误说，是曲解史书的有关记载”
他还不时祭起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戳打着上边的几幅辽西图，以训斥的口吻道：“地理形势摆在那里，一目了然，这恐怕不是谁用笔随便一写就可了事的”（《 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是在昌黎，还是在无棣？》）。“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禹贡》碣石在何处）。还略带一点铜臭味地说道：“旅游产品的“打造”是一码事儿，学术研究应当是另一码事儿”。“近些年有人依据古人在考证“碣石”时产生的某些见解，声称山东省无棣县海边的马谷山为古碣石山，并也像绥中县海边一样，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碣石”旅游”！
但他又无奈地说：“不可否认的是，认为碣石山在古黄河口说并非没有渊源（《“《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颇有意趣的是，一些古人误认为马谷山为碣石山（《禹贡》碣石在何处）”。“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的话”。（ 董宝瑞：“《禹贡》之碣石非两地”文）………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这位董先在数落完了郦道元、胡渭、杨守敬等古近考据学者之后，还以大宗师判卷之姿，历数了“中国学院和河南大学等院校教授”“ 博学多识”的邵瑞彭先生（1888－1938）、“时任天津南开大学地理系讲师”的孙寿荫、“曾经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盛璋、“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尚书》颇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起釪、“夫人李永藩籍出治卢龙的旧永平府一带”“专事历史地理研究的”“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原籍抚宁对北戴河海滨一带的地形地貌比较熟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君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尚志等当代历史地理学者的论著中的“毛病”、“臆测”、“遗憾”、“草率”、“武断”、“站不住脚”、“断章取义”、“信口开河”、“令人莫名其妙”、“有悖历史道理常识”、“结论仅差一步之遥 ”……等等“诟病”。愚下诚为有缘遇到一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权威高人感到庆幸，有谁能不“感怆然而涕下”！何人还敢弄斧于班门，随便谈论碣石。更何况，董先生似乎已向学术界下达关于昌黎碣石的封煞令，曰：“今后，若再抓住古人的只言片语，或对当地情况的一知半解，对本已确断的'碣石山’标新立异，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碣石山作为一座历史名山，必将会永远彪炳于世，闪烁其独具风韵的地域灵光（董宝瑞：《古今碣石为一山》文）”，简直令人毋庸置喙。
幸甚！ 董先生有若谷之怀，另有所云：“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人，都不仅仅从史料中，也从实地勘察中去辨析碣石问题，这一历史疑案就不会永久遗留下去，是会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的”（董文《碣石考絮语》）。作为一般人，那就先从董先生的著述中抄录点儿“语录”，先品尝品尝董先生“浸满了自己的心血”酿造了20多年的“陈酿的老酒的味道”（“《碣石纵横谈》后记” 语）。再谈点学习心得。
计开：
【第一节 ：昌黎“碣石”何其古也】
语录1：“惟有《昌黎县志》明确记载为：'汉武台，即碣石山，汉武帝登此以望海，汉文帝东巡勒诗于石。’此记载见于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年）版本的《昌黎县志》。……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迁安学者马恂在应邀主持重修《昌黎县志》时，写有专文论及：“……如汉武登之而名以汉武台，魏文成登之而改名乐游山，皆仙台顶之一山（董文：《汉武台考》）。”“惟有民国二十二年版转自康熙十三年版《昌黎县志》明确记载为：'汉武台，即碣石山，汉武帝登此以望海，汉文帝东巡勒诗于石。’ 此记载见于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年）版本的《昌黎县志》”（董宝瑞另一版本《汉武台考》）。
即“从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开始，该县县志就明确主张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见《登碣石绝顶观海》文）。
语录2：光绪初年编修的《永平府志》所载的《昌黎县疆域图》，仅仅是上百年前修志者绘制的一张示意图（并非古代地舆图），而且其“碣石”二字示意的实际是“天桥柱”，根本不是所谓的“仙台顶后顶” （董文：《碣石考絮语》）
语录3：“（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记“碣石山在县北仙台顶之北，云峰寺右”，并说“其形如柱，高数十丈，圆亦如之，相传为天桥柱，人迹罕至” “光绪年版《永平府志》所绘《昌黎县疆域图》在“天桥柱”旁标有“碣石”二字，并不足怪”（董文：《古今碣石为一山》）。
语录4：《畿辅通志》的记载比较详细，云：“碣石山在县北。仙台顶之北，云峰寺右，山势穹窿，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高数十丈，围亦如之，相传为'天桥柱’，人罕能至，与仙台顶实为一山。”“《大明一统志》编者认定为'碣石’的天桥柱”。“也就是说，《大明一统志》等志书所说的'碣石山’，实则指的是'小碣石’天桥柱”“立足仙台顶之上，是难以看到被其背后的坡岭掩藏的天桥柱的”（董文：《“小碣石”之谜》）
语录5：“《大明一统志》、《畿辅通志》等志书则将其（天桥柱）明确地记载为'碣石山’”。（董文：《“小碣石”之谜》）
语录6：“光绪初年编修的《永平府志》….其'碣石’二字示意的实际是'天桥柱’，根本不是所谓的'仙台顶后顶’。'天桥柱’，位于昌黎县城西北偏北6.7公里处，系海拔450米左右的紧连仙台顶后……其柱石宽有五六米，高达十数丈…..因其形似棒槌，俗称'槌山’。'天桥柱’之名取自《水经注》，古代多有人认为其就是'碣石’，……..'天桥柱’藏匿在碣石山主峰背后人迹罕至处，位置不明显，若在山前某地，或是海边，则可成为公认的'碣石’”（董文：《古今碣石为一山》）。
语录7 ：“清朝光绪年间，乐亭县著名学者史梦兰在主修《永平府志》时云：'世所指天桥柱为碣石者，则在今昌黎城西北’”（董文：《沦海之说难立足》）。
语录8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在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碣石考》，断然否定了碣石沦于海说，认定古碣石山就是今碣石山。他在《碣石考》中明确指出：“答案很简单：古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因为只有这座山，海拔695米，周围数十里，屹然特立于渤海北岸近海平原中，既与碣石之称（《说文》：'碣，特立之石也。’）相符，又高大得足供帝王率领着成千上万扈从登上去，并且又位于东西交通大道的侧近，也便于登临。”“ 就连专事历史地理研究的谭其骧在考证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时，也未摆脱另有一块“碣石”之说的影响。…….提出了另有一块'碣石’没于陆的臆测。”。（董文：《古碣石今在何处》）
语录7：“唐时置东西硖石等戍，……宋宣和六年（1124年），北宋出使金国的许亢宗的《俸使行程录》…….记云：'州之北有大山数十，其来甚远，高下皆石，不产草木，特立州后。’ …….这是880年前一个由中原来的宋朝使者眼中的碣石山，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史书中关于碣石山的最早的具体描述”（董文：《碣石之险与榆关之雄》）。
语录9：“颇有意趣的是，一些古人误认为马谷山为碣石山” （董文：《禹贡》碣石在何处）
语录10：“马谷山为'碣石’说，缘于一些古人误以为可作航标的碣石山在古黄河口（当时在今天津一带），而当年的“九河入海处”基本无山可寻，有人便疑孤零零藏在今无棣沿海地带的马谷山为《禹贡》记载的碣石山。”(董文：《禹贡》碣石在何处)
语录11 ：“仅能可说一句'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的话”。（ 董文：“《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语录12：“晋朝学者伏琛在《齐地记》中云：'渤海郡东有碣石，谓之渤碣’”。（《中国历史上的名山》）
语录13：“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更经不住推敲。这种说法大体产生于元朝。”“元朝学者王充耘(1304-?)（笔者按：字耕野，江西吉水人，元统甲戌(1334年)进士。科举“八股文”的创始者）在《读书管见》中谈'碣石河道’时云：'或者以为今谷口御河入海处，北面有石山耸立，状如小孤山。北人呼为碣石，古人尝镌铭其上，揭先生（傒斯）亦尝刻诗石间’。”（董文：“《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
语录14：“（明代学者）刘世伟（笔者按：字宗周，阳信人。嘉靖中官宁州州同，《四库总目提要》录《厌次琐谈》一卷，阳信乃汉厌次县地也）认同王充耘的推测，并认为济南府海丰县的马谷山为《禹贡》之'碣石’”。（董宝瑞：“《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
语录15：“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着《肇域志》时采纳了此说，在《肇域志》济南府海丰县条载：“北六十里，有马谷山，亦名大山，…….今此山既在九河之下，而又巍然独出于海滨之上，其为碣石无疑。” （董宝瑞：“《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
语录16：“ 清朝学者蒋廷锡(1669-1732)的《尚书地理今释》盛推此说，谓'近世论碣石者，惟此说庶几近之’。 ” （董文：“《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
语录17：清朝乾隆年间进士、礼部尚书杜谔亦云：“惟海丰旧河岸有马谷山，趾顶皆石，周围三里许，形如碣，盖即同为逆河处，与《禹贡》'夹右碣石’之文合。” （董文：“《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语录18：“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盛璋在1979年第6期《文史哲》发表《碣石考辨》中又说：'《山海经》和《禹贡》中的碣石都不在渤海湾北岸’….…又说：'《禹贡》另一个碣石在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是讲岛夷入冀州的水路贡道，《禹贡》的黄河经今河北入海，碣石夹黄河入海口之右。今天津市以南，除了无棣县马谷山外，古黄河口都没有山，因此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董文：“《山海经》与《禹贡》中的碣石” ）
【学习小结】：通过学习董宝瑞先生主要论著中的语录，就会使“一般人”这类读者知道“昌黎碣石”的发育过流程大致为：01《水经注》里有个“天桥柱”→02（联想到）本地“娘娘顶”背后有根“石柱”俗称“棒棰山”→03（经明、清人附会）把“棒棰山”称为“天桥柱”→04（相其形，有碣石“特立”之貌）于是把“天桥柱”改称“碣石”→05 （康熙13年县志“主张”）已改名“天桥柱”的“棒锤山”是“碣石”→06（在右北平、辽西一带发挥联想）班固的骊成“大揭石山在西南”、文颖的絫县“碣石著海旁”→08（经“揭”“碣”通假、文人硬揉合）变为“骊成西南大揭石即絫县著海旁碣石，亦即内陆昌黎碣石（天桥柱）” 09（因注释毛主席诗词，1975年1月文化部“奉旨”考察、资料转命专家“论证”）“初步探索结论”云“碣石本无古今之分，古碣石即今碣石”，“娘娘顶”即“大碣石”、曹操“东临”之→ 10（自我降级处理）把“棒棰山”改为“小碣石”→11（“大碣石”膨胀）跨越三县百余座山峰皆为“特立之石”的“碣石”→12（炒作）1976年定名“今碣石（娘娘顶）”晋升为“古碣石”→13（继续炒作）《禹贡》碣石、《山海经》“碣石之山”皆指昌黎之北群峰也→15（臆测推论）秦汉隋唐以来诗词歌赋中的“碣石”皆指“昌黎碣石”也→16（歪解班固《西都赋》之本义）把长安汉武帝上林苑太液池中的假山“碣石”也说成就是昌黎碣石→17（借唐代吕延济《西都赋》“神岳，即碣石也”注语，换柱）自诩曰“昌黎碣石乃中华“神岳”！ 飘飘然似乎“此山不应地上有，应上凌霄伴仙人”了…….
从“语录1”，我们知道，从大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年）昌黎县志的编修者才主张“汉武台，即碣石山”亦即“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前此无此主张。屈指一算，至今已有300余斯年，不可谓不古矣！
从“语录2”我们知道，董先生埋怨：光绪初年编修的《永平府志》所载的《昌黎县疆域图》，仅仅是上百年前绘制的一张示意图（并非古代地舆图），而且其“碣石”二字示意的实际是“天桥柱”。光绪初年是哪年？假定是光绪二年（1876）可以吧。那末，上百年之前起码是公元1776年吧。此时大概是大清乾隆四十一年。本段小结：当时的修志者所认定的“碣石山”是指山沟里的那根的俗称“棒槌山”的“天桥柱”。更本就不是今天所名之曰“碣石山”的“娘娘顶”。但乾隆年间的“棒锤山”“碣石”之名，仍可谓古老。
董先生说，明万历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编者所认定的昌黎'碣石’是“天桥柱”，并非今天昌黎称之为“碣石”的“娘娘顶”。说明当时“今昌黎碣石”一名尚未形成。
在“语录3，4，5，6，7”中，董先生告诉人们：《大明一统志》、《畿辅通志》一至到光绪（1875—1909）初年的《永平府志》都把“碣石”二字标注在俗称“棒锤山”的那个“天桥柱”（见附图中的“柱状物”。 说明：本文三幅附图皆下载于董先生公开发表的文中）上，而不是指今日被冠以“碣石山”之名的“娘娘顶”。而且“天桥柱”这一名还是从《水经注》里借来使用，才附会而成的。
这个借名来的“天桥柱”又不争气，偏偏藏匿在主峰背后人迹罕至处，位置不明显。无法为海上“岛夷”导航，所以与《禹贡》根本不沾边。秦皇、汉武，魏祖、唐宗们当然无法、况且也不敢冒险高空作业、登临“望海”。无怪乎董先生有点力不从心地叹息曰：“若在山前某地，或是海边，则可成为公认的'碣石’”。 可不是嘛！董先生若是有移山造物的本事，恐怕就不是把个小小的“棒锤山”移到“娘娘顶”的前面，抑或干脆把更大、更高的“神山”昆仑搬运到昌黎的海边安家落户了。这才充分体现出“学者要有学者的风度，不是学者的同志，如果要硬从事研究，也要懂得学术的基本规范”。
话又说回来，即使把个顶宽只有五六米，高达十数丈的石柱子搬到海边，帝王将相们也不会去“高空作业”登临“望海”。已到“垂暮之年”、鞍马劳顿的曹孟德，恐怕更无能为力了！更何况这么一来就违背了谭其骧老先生关于“又高大得足供帝王率领着成千上万扈从登上去，并且又位于东西交通大道的侧近，也便于登临”的碣石规范定则。
从“语录7”中，说明到宋代，学者还没有把昌黎城北的什么“山”还没有“大揭石山”或“碣石山”之类的通用名称。所以许亢宗大使在《俸使行程录》中只云“州之北有大山数十，高下皆石，不产草木，特立州后”，其实这就足以令董先生欢欣鼓舞。宋时“不产草木”，曹操看到的“百草丰茂”在哪里？或许当时曹操见到的，只能是董先生所说的山前泻湖里的芦苇、蒿草这几样了，其他地方的“百草”可能被后来的鲜卑、契丹、女真人的牛马给啃光了。
总之，在先秦古籍中没有记载今昌黎的“娘娘顶”为“碣石山”，也没有把据说是“大禹拴船”的“天桥柱”认定为《禹贡》碣石。北魏郦道元着《水经注》时没有在昌黎找到“《禹贡》碣石”，据董先生推测，对“天桥柱”的生动描写是郦道元是在海上见到的光景，没有到陆地上考察，所以抱怨他不到内陆去寻找；胡渭（1633－1714）写《禹贡锥指》时没有发现昌黎碣石（董先生说，连胡渭自己都“可恨”在昌黎、抚宁沿海找不到“何时复遭荡灭”的碣石山）；杨守敬（1839－1915）编着《水经注疏》时也同样没发现昌黎的娘娘顶就是《禹贡》碣石。据董先生说：“清朝著名的考据学家胡渭和杨守敬是只凭着自己对《水经注》有关记载的主观见解”，没到过昌黎考察，所以得出“荒谬无稽的错误结论，并使之讹传于世”。
当代历史地理学者邵瑞彭、孙寿荫、刘起釪、黄盛璋、冯君实等先生对“昌黎娘娘顶即《禹贡》碣石“的结论，都以摇头说“不”。据说，也是缺乏实地考察。
只有谭其骧老先生是个例外，尽管他没亲自实地考察，但其一部分结论还受到董先生的赏识，有时还会当做尚方宝剑使用，但董先生还是感到有点美中不足道：“夫人李永藩籍出治所在古城卢龙的旧永平府一带的谭其骧先生在撰写论文《碣石考》时，若能亲自到昌黎沿海实地勘察一下，也就不会推测另有一块'碣石’没于陆了。”
因为谭其骧先生在1976年发表的《碣石考》，认为昌黎县的“娘娘顶”就是“古碣石”，因为“答案很简单”，“（娘娘顶）屹然特立于渤海北岸近海平原中，既与碣石之称符，又高大得足供帝王率领着成千上万扈从登上去”。也就是说，直到1976年才有昌黎碣石即古碣石的现代“比较权威”的初步结论。
作为“一般人”们，不禁要问，谭老先生又没实地考察，更没参与帝王们的登山活动，他老人家是从哪里得悉“帝王率领着成千上万扈从登上去”，而不是“轻车简从”呢？那“娘娘顶”上能容得下“成千上万扈从”吗？ 况且董先生一直坚持登临的应是娘娘顶的“前顶”，因为只有在“前顶”才能“观沧海”，记得董先生曾说过：“（曹操登临的）根本不是所谓的'仙台顶后顶’，由此而生说其指仙台顶的后顶，恐怕就是'按图索骥’者的一厢情愿了”（董文：《碣石考絮语》）。
其实，谭其骧老先生并没有到实地考察，说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据董宝瑞先生的《古今碣石为一山》等文章介绍，现代人的“碣石聚讼”是从注释毛主席的诗词《浪淘沙.北戴河》开始的，过去注释诗中的“碣石”，多采用“沦海”说。时任天津南开大学地理系讲师的孙寿荫先生于1974年第2期《地理知识》发表《沧海桑田话碣石》，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基本沿袭了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碣石沦海”说 。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著名诗人袁水拍，正在主持编译英文版《毛泽东诗词》，在注释“碣石”时采用了这种新的“碣石沦海”说。但这样注释“碣石”，在毛泽东那里没有得到通过，“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人在审阅书稿时，却对新、旧“碣石沦海”说均持怀疑态度”。这在当时“最高指示”的政治气候下，非同小可！于是，“1975年1月，袁水拍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奉命带领有关专业人员到昌黎、秦皇岛一带对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作实地考察。他们发现登上海拔将近700米的碣石山主峰仙台顶，完全可以远观大海的壮阔景象”。“这次考察的成果，直接反映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在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的论文《碣石考》之中。这便是董先生不离嘴的“具有较大的权威性”结论。“谭其骧的《碣石考》发表时，毛泽东离与世长辞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毛主席在去世前看没看到谭其骧的论文已无法得知”。
尔后，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历史地图集》中辽西的几幅图上也就开始有了“大揭石山”、“大碣石”、“碣石”等不同名号的标注（笔者按：“曾经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黄盛璋”教授却在1979年就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无棣马谷山为冀州《碣石》），在今日看来，当时这“较大的权威结论”的产生，不排除有难言的“钦定、奉诏”之嫌。不然，中央文化部袁水拍副部长“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奉命带领专业人员”的命令，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何人敢单独下达。文革开始,谭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入牛棚，刚“解放”不久，难免心有余悸 ，岂敢违抗“最高指示”？要不谭其骧老先生何必再留下另一块“碣石”去“没于陆”，呢？说“违心”并不是对谭先生学术骨风的贬低，想当初连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违心”地说话，“老九”们就更有情可原了。据谭老先生在其《碣石考》一文中说，他领命缘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魏武帝曹操登临的碣石现在何处？”需要的任务性结论是：“最后让我们对这个长期以来纠缠不清，以致成为毛主席诗词注释中的疑难问题的碣石问题，作出如下一个简括的结论：魏武以及秦皇汉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县北的碣石山”。谭先生照办了，但他在结尾处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小心翼翼地加了一段：“这是我对碣石问题所作初步探索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希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多多予以指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像我这样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是办不到的”。但人们往往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这段话，把谭先生“初步探索结论”作为不可动摇的终极结论。
谭先生的一位学生曾回忆道：“1978年初，季龙师写信告诉我，有人写信问他对碣石的看法又没有改变。老师在信中仅仅提及此事，未作任何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史为乐《忆谭其骧先生》见《东岳论丛》1997），可见当时就有人对谭先生的结论提出过质疑。在联想到毛主席“东临碣石有遗篇”发表后，郭沫若老先生很快就写出“给曹操翻案”文章的政治背景，谭老先生快速拿出解决“长期以来纠缠不清，以致成为毛主席诗词注释中的疑难问题的碣石问题”的“初步探索结论”也就没有啥奇怪的了。
谭老先生 1987年5月3日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记”中说 ：“我们编者有此自知之明，请读者也不要轻易把它们都看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如果能被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我们便感到满足了”。不可无视谭老先生这句话的深远寓意。
但现在有的以学者权威而自居者，正欲把《地图集》上的几处标注“看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把不同意见视为异端，而且只有此类学者先生才有资格去考辨碣石。
为不喧宾夺主，关于“无棣碣石”就不赘述了，看看：语录9——语录18，就可以了。
按我们学得的初中历史知识，中国的中近古朝代正统排序应是：唐、宋、元、明、清。
是“元、明”在前，还是“清康熙、光绪”在前？即便是按照董先生的界定“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这种说法大体产生于元朝”，那元代学者、明代学者、康熙的“阿玛”时代的学者，就主张无棣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直到清康熙13年昌黎县志的编纂者才想起主张“碣石”。而且直到光绪初年的十九世纪末叶，编修的《永平府志》仍然把“碣石”二字标在娘娘顶背后的“棒锤山”上。董先生自己也大度地认为，“光绪年版《永平府志》所绘《昌黎县疆域图》在'天桥柱’旁标有'碣石’二字，并不足怪”。显然，即便是该县县志“主张”，也是主张的“棒锤山”为碣石。给“娘娘顶”改名为“碣石”的“专家结论”产生于公元1976年之后。这也就是董先生所津津乐道的“近30年来碣石考的又一突出成果，是对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之说的确认。在这方面，谭其骧先生的考证工作同样有着卓绝的贡献”（董文：《 古今碣石为一山》）。
学习小结：既然从《大明一统志》《畿辅通志》到十九世纪末叶的志书中，都没有把今天昌黎的娘娘顶称作“碣石”，而是把娘娘顶背后、根本见不到大海的、无法攀登的“棒锤山”标记为“碣石”。与《禹贡》、《山海经》、《史记》、《汉书》、《淮南子》等古籍上所说的“碣石”扯不上任何关系！难道是古代编纂辽西方志的学者们都得了“山盲症”，抑或是不会揣摩“碣石”的状貌，怎么就是看不见高度近700米，在海上200多里远都能看到的娘娘顶，偏偏赏识娘娘顶背后450米高的“棒锤山”，何哉？
如果像董先生认为的那样“惜墨如金”，对于无棣碣石山，仅能说一句“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是否与“颇有意趣的是，一些古人误认为马谷山为碣石山（董文《禹贡》碣石在何处）”相矛盾？权且就董先生本人提供的数据而言，“康熙13年”县志的“古老主张”、1976年的“现代结论”，应该是元代学者王充耘这些“后代主张”的第十几代？董先生所指的“古人”、“后代”是以什么年代划分的？切勿因一块碣石就排错“辈份”！
“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主编《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老先生的结论产生于公元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的专论《碣石考》一文之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曾经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黄盛璋”教授的结论产生于1979年第6期《文史哲》发表的《碣石考辨》一文中。似应无古今之分。
董先生的文章中，大量的引用古今之人的词句章节，何为“断章取义”？“断”何人之“章”、取何人之“义”，何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么引章摘句就可以算作“既知其一，又知其二”？
【第二节：“神岳”何须物也】
语录1：“《文选》的唐朝著名学者吕延济在注《西都赋》（“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 ）时，明确指出：“神岳，即碣石也。”（董文：《 碣石何以称“神岳”》）
语录2：“神岳”，是古时人们对奇特的山岳的敬称，言其具有灵异。《西都赋》的诗句表明，在汉朝以至汉朝以前，“碣石”是当时名扬一时的“神岳”。…….“碣石”，指的就是至今仍屹立在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董文：《“神岳”碣石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
就说说这个班固《西都赋》的“神岳”。
【学习小结】：看原著，班固《西都赋》云：“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於碣石，激神岳之嶈々。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
其中的“唐中”、“太液”都是指西京长安上林苑中两个水面浩淼的人工湖；“览沧海”、“扬波涛”也是指人工湖的水面而言；“瀛洲”“蓬莱”、“方壶”、“碣石”分明是指人工湖中想象的“象征仙山”的“假山”。与辽西的山水根本无关。“西都”指的是西汉都城长安，“西都赋”所描写的是“公元前”一世纪西都长安上林苑的风物景色，有人竟会扯到“公元后”二十世纪近30年才定名的昌黎碣石那儿去，真真可谓想象力极大的丰富。
《史记?武帝纪》载：“（太初元年）以柏梁台灾，……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
《史记.封禅书》中有相同的记载：“（太初元年）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太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
《汉书》曰：“建章宫，其西则有唐中数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台梁，象海中仙山”。
《资治通鉴》（第二十一卷汉纪十三）载：“（太初元年）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据《西汉上林苑的苑中苑》（作者：王其亨、何捷，1996《建筑师》第72期）说：“《三辅黄图》记载：'前殿下视未央，其西则唐中殿，受万人。’ '唐中池，周回十二里，在建章宫太液池之南’；所以班固《西都赋》强调“前唐中而后太液”；也就是说，太液池在唐中池北面，或为唐中的一部分，或同唐中联系为一体，成为朝宫前殿西面的腋庭或廷掖。”
李智钧先生在《中国园林发展简史》一书中提到：“上林苑中另有许多水池，最大的是昆明池，周匝四十里。另一个不可不提的水池是位于建章宫的太液池，池中起三山，象征东海中瀛洲、蓬莱、方丈三座神山。仿造神山，表达了汉武帝冀求长生的愿望，也标志着带有意念的人工造景的开端。池边的景色是自然的，长满菰草，枭雏、雁子自由遨游戏嬉其间。池岸是一片平沙，沙上水鸟成群，很有野趣。这种池中设岛的布局方式对后代的造园影响很大，成为中国园林的布局方式。探求其原因，当然已不再是神仙境界的追求，而在于这种布局方式符合造园的原则。因为中国的园林以表现山水为主旨，而山水多系人工造成，尺度不可能很大，唯有山水两者连成一体，才可相互衬托而相得益彰，形成天然的情趣。另就工程技术方面来看，以挖池的土就地堆成山，也是最方便而经济的处理方法。”
显然，班固《西都赋》中所说的“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的一座象征性的“假山”，唐朝著名学者吕延济“象海中神山”的“假山”注为“神岳”，也未尝不可。一个皇家园林池中的“假山”，怎么就与在大汉与匈奴对峙的辽西前沿地区的一群无名之山扯在一起呢？这才是不折不扣地“'牵强附会’，'妄自穿凿’” 也确确实实是“偷梁换柱、强词夺理的痕迹是不是太浓了一些”。
【第三节 ：秦皇刻“碣石门”何谓也】
语录1：“清朝同治年间被光绪版《永平府志》记为'博极群书’、'欲与古人争席’的迁安学者马恂，在应聘参加重修《昌黎县志》时，曾拿出自己的见解。在提及明朝学者郭造卿（戚继光的主要幕僚，纂有《燕山古史》、《卢龙塞略》等著述）在万历年间主修《永平志》考证碣石，曾'遣人求始皇铭迹而无之’。”（董文：《 碣石门拾趣》），
语录2：“（秦始皇）下诏拆除了一些郡县的城郭，决通了战国时各国利用大河堤防扩建成的长城，铲除了战争年代留下的阻碍交通的关塞。……消除了诸侯割据时“壅防百川，各自为利”和“以邻国为壑”的局面”（同上）、
语录3：“秦始皇的这一纪功刻石，与峄山、泰山、琅琊、之罘等刻石不同的是，主要颂扬的是他'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新的政绩。”
【学习心得】：正是那位'博极群书’、'欲与古人争席’的迁安学者马恂，在光绪版《永平府志》中，把“碣石”二字确切地标在“棒锤山”上，而不是标在娘娘顶上！
他提及明代万历年间那位福建省福清县学者、戚继光的幕僚郭造卿主修《永平府志》时，曾派人考求秦始皇“刻碣石门”的踪迹，结果是“遣人求始皇铭迹而无之”，马恂自己也同样没有找到。而今董先生找到了！却硬要把两座“地乳”般的馒头山及中间一里多宽阔通道“考证”成秦始皇的“碣石门”（见董提供插图：“碣石门”），还特地去寻找始皇帝“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刻辞，仍然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
始皇帝刻碣石门，其辞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董先生明明知道碣石门刻辞中的“川防”是“战国时各国利用大河堤防扩建成的长城”，也清楚 “诸侯割据时“壅防百川，各自为利”和“以邻国为壑”的局面”。但是这些现象都发生在哪里呢？打开《汉书.沟洫志》：“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看！明明是发生在齐、赵魏之间的事情，秦始皇不在靠近齐赵堤防、“东游厌气，至碣石，次舍于此，因名之。”的“厌次县”发布政令、歌功颂德，干嘛偏要钻到“边胡”的辽西那人烟稀少、没有“堤防之作”的、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去勒石铭功，铭刻给谁看？始皇帝到崇山峻岭中去“决通川防、夷去险阻”。难道是想“赶山填海”，还是“堑山堙谷”？只有天晓得了！再说，当时的辽西不但不需要“堕坏城郭”，而是需要筑长城、造烽燧、修城郭，这是不争的史实。始皇帝还不至于糊里胡涂地到一个正需要重点强化防务的“边胡”地方，去发布“堕坏城郭”自毁长城的政令。
碣石刻辞中的“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也是针对农业区说的，不会到漠南草原南缘附近的游牧地区去放空炮。这是否贬低了秦代辽西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呢？
张京华先生在《燕赵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沈阳版）P23：“（从仰韶时期到西汉）这一时期燕赵区域虽然在旱地农耕方式和宗法血统都属于华夏系统，但是和中心地区相比它又是落后的，尤其是农业经济落后，远未达到成熟饱满的阶段。…..燕赵区域的文化内涵迟至战国时期才确立，其农业经济更要迟至一千年之后才充分开展”。P32：“对战国秦汉时期，河北平原的农业经济，并不能估计得过高，…..在以蓟和邺为中心的广大燕赵区域农业发展的水平很不乐观…..在《周礼.职方》、《史记.货殖列传》中，始终没有提到这一区域的粮食作物，只提到燕地的物产是'鱼盐枣栗’'中山地薄人众’的话，由此可知，当时河北平原中部和东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上古以来沼泽遍布、丛棘茂盛、猛兽出没的自然生态。”
秦始皇刻石既是歌功颂德，又是教化政令。其内容都是与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及民俗教化有关，是有的放矢的。
又如，针对会稽一带，自勾践“休养生息”以来，男女关系混乱及其它陈规陋俗，就特别强调“大治濯俗，天下承风”，所以在会稽刻辞中特书：“遂登会稽，宣省习俗……有子而嫁，背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貑，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夫死弃子改嫁为“不贞”，本夫杀奸夫“无罪”，正是为了矫正其时当地的“陋俗”。这类词语不会出现在齐鲁礼仪之邦的峄山、泰山、琅玡、芝罘的刻辞中。
在泰山刻辞中则云：“治道运行，诸产得宜….夙兴夜寐，建设长利….遵奉遗诏，永承重戒。”除了向泰山神表歌功之外，还虔诚地“表决心”永承重戒。“夫为寄貑，杀之无罪”的辞句绝对不会出现在泰山的刻辞之中。
始皇至琅玡，乃徙黔首三万户于琅玡台下，于是在“颂秦德”的同时则强调：“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
总之，秦皇所刻的“碣石门”，无论是“求之迹”还是“度之理”皆不能妄言就是刻在在昌黎城北藏在崇山峻岭之中的馒首山上，应有待于考古挖掘的证明。
有位不署名的学者告诫说：“古碣石地名今系何处之考证，历来有多种说法，可以各执己见，但是都必须从史料出发，经过严格论证。仅仅从感情出发者，实在没有资格来研究问题，最好自重，不要乱发议论，这是一种学者应具有的学术品格，更是对别人的尊重。学者要有学者的风度，不是学者的同志，如果要硬从事研究，也要懂得学术的基本规范”。
诚不知篇所谓“古今录”是否触犯了这位先生的“行规”。有没有“资格”来研究碣石，目前也没有国家级认证单位，多年来所谓“学者”们唠叨碣石文章也够多了，“不是学者的同志”们通过学习，发表点心得体会，弄斧于班门，若能得到方家的及时斧正，也是值得珍惜的边学习、边提高的进修过程。 （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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