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书《刘梦得竹枝九篇》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后世称他黄山谷，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书法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为宰相，实行新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流传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在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黄庭坚《经伏波神祠》
延伸阅读（一）
文章精华——《书幽芳亭》
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自古人知贵兰，不待楚之逐巨而后贵之也。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是所谓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者也。兰虽含香，体洁平居，与萧支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
然兰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别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尽知其族。盖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离骚》曰：“予既滋兰之九碗，又树蕙之百亩。”《招魂》曰：“光风转蕙，泛崇兰”，是以知楚人贱蕙而贵兰久矣。兰蕙丛出，莳以砂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花，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蕙虽不若兰，其视椒则远矣。世论以为国香矣，乃曰当门不得不锄，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点评：
此文一再为后人引用，主要内容有三：第一，对兰花香味的阐述，认为兰花香盖一国故称“国香”；其香的特点是“清风过之，其香蔼然”。第二，兰花栽培技术、水平的记录，如“莳以砂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第三，对兰、惠的区分，即“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
延伸阅读（二）
典故
涤亲溺器
宋代黄庭坚，元符中为太史，性至孝。身虽贵显，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母涤溺器，未尝一刻不供子职。
黄庭坚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延伸阅读（三）
宋朝大臣不关心国事热衷党争
宋朝市井。
英宗的生父是仁宗的堂兄濮王允让。英宗继承的是仁宗的皇位，并且过继给了仁宗，可亲生父亲毕竟是更亲的，对生父濮王允让难免有些私心。同时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思想守旧，亲近的又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虽然有韩琦和欧阳最终调解了两宫矛盾，可两宫嫌隙已在，英宗难免不追思自己亲生父母的好处。“濮议”的问题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到底该如何称呼两位“父亲”呢？英宗自己是有点儿小糊涂了，这一糊涂却闹得满朝衮衮诸公“大糊涂”了。
治平二年(西历1065年)四月，英宗诏命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集议崇奉濮王典礼。韩琦认为亲生的就是亲生，主张尊礼濮王夫妇。而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却根据儒家学说，搬出汉宣帝和光武帝的故事，主张应该英宗应该管亲生父亲叫为伯父。因为，儒家的经典《仪礼》就告诉大家，“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在传统的宗法制度下，英宗是“小宗”继“大宗”的，自然应该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的堂兄，也当然称为伯父了。司马牛的牛脾气上来了，毫不客气地要求皇帝“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宋史·司马光传》)。请依先朝封赠亲属事，王氏、韩氏、任氏三位濮王的夫人改封大国太夫人。起草制诰的翰林学士王珪即以司马光之议为据，又奏称濮王于仁宗为兄，宜称皇伯而不名。参知政事欧阳修上疏反驳司马光、王珪，说改称皇伯，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礼无加爵之道。于是司马光这一派的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再上疏，重申王珪等皇伯之议。司马光也又上言，赞同王珪。到了最后，吕诲看英宗总不买他的帐，干脆和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一起上奏，把韩琦和欧阳修统统纳入到传统的“小人”范畴，认为二者是“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小人”在“君子”看来，自然没有活的理由和资格，对待小人，只有把他们处斩以谢天下了。如果官家不这样做，那他们这些“君子”是绝不能够和“小人”们和平共存的，只有统统辞职。御史中丞贾黯临终前更弹起了“天命说”的老调调儿，把连绵不绝的大雨水和时事相联系，“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容说，违背经义，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宋史·贾黯传》)。为了这个“濮议”，朝臣们按照思维习惯上的两分法，立刻势同水火，分为两派，两派人马意见不合，一时议论汹汹，大家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学细胞儿来相互攻讦。
最后，连皇太后都看不下去了，亲自下了手诏，“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英宗的生母)，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英宗顺坡就下，也下了一道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尊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即只称父母，不称帝后。又诏以濮王坟茔为园，建园立庙。濮王子宗朴封濮国公，奉祀。一场争议，遂告平息。吕诲和范纯仁、吕大防认为自己的建议皇帝不重视，“欺君负国”的“首议之臣”也没按他们的要求被除掉，便请辞御史台职，光荣地撂挑子，去作地方官了。而司马光，他的牛脾气还在兴头儿上，对英宗还是不依不饶。(《续资治通鉴·治平二、三年》)
我们知道，日后对于熙丰变法，不管是韩琦、欧阳修，还是司马光、吕诲和范纯仁、吕大防等，都是保守派。可在“濮议”问题上，韩琦和欧阳修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多少流露出了一点儿灵性的闪光，就立刻受到其他士大夫们最凶暴的对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学说的儒学，流行了千年，到了赵宋这个文教昌明的时代，是不是变异了，是不是走入了死胡同？不大点儿的事，却被衮衮诸公们看作是一件天塌下来似的大事。比当时西北边防战事再起，李谅祚兴兵犯境还要严重万分。非此即彼，非我必异。一旦争论开始，众大臣立刻分成对立两派，纷争不已，大家也顿时迸发出无穷的斗志，人人做决不妥协的英雄状。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要拿来做激烈攻击的靶子。赵宋时代，士大夫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这本是好事。可他们只顾个人好恶，凭借细事，小题大做，以至无事生非。臣僚间相互攻击又相互报复，对真正的国家大事却置之不问，让朝政尽陷于昏乱之中。以党划人，党同伐异，必然导致龙蛇衍变，最终不免混入鱼虾，小人作祟其间。由是观之，他们已经没有了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所决不缺乏的，只是勇于内斗的本事罢了。“濮议”之争，不过是日後残酷激烈的新旧党争的一次小小预演……
延伸阅读（四）
黄庭坚:生前之乐身后之名
生前坎坷落寞，身后荣名备至，才人高士的际遇，往往如此。宋代并称“苏黄”的苏轼、黄庭坚两人，因为不容于蔡京、赵挺之等当政者，结果惹来莫须有的文字祸，分别被远贬到海南、广西，双双客死他乡。他们的名字均列入蔡京所立的“党人碑”，被骂成是反对“新法”的奸党，诗文书画一概销毁。一些本来关系密切的人士，为了避嫌，也遮遮掩掩地和他们划清界线。
等到宋室南渡，已把杭州作汴州的时候，黄庭坚的身价忽然高涨起来，那是因为宋高宗赵构很喜欢黄的诗和书法，令人到处搜集他的手迹和作品。上有所好，下边的人自然卖力，不但是诗文书画，连黄庭坚的日记居然也被搜罗来进献高宗。这部日记名叫《家乘》，黄庭坚直到被流放广西宜州，仍然没停止记。宋高宗得到这部手稿，爱不释手，天天放在御书房桌上，一边欣赏其书法，一边也玩味其内容。他发现日记里多次提到一个叫“信中”的人，看来是黄庭坚在宜州时的知交，于是把黄庭坚的外甥徐俯召来，和颜悦色地问他知不知道“信中”究竟是谁。
因为甥舅关系，徐俯年轻时颇得黄庭坚指点(黄写给他教导如何写诗的信至今还收在黄的文集里)，并被当时人列入以黄为鼻祖的江西诗派。有人称赞他“外甥像舅”，他也没拒绝。但当黄庭坚被扣上了“奸党”的帽子之后，他便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了，不但不承认从舅舅那儿学得了本领，甚至连这样决绝的话都说出来了：“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那意思是：你们说黄庭坚(涪翁是黄庭坚的号)诗文妙绝天下，这事儿我不清楚，你们爱上哪儿打听就到哪儿打听去；至于写作之道嘛，我自有心得，这可是自家修行得来的。
不过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赏识黄诗、黄字的高宗上台之后，徐俯的态度马上又变回来了，套用王维咏西施的话就是：“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他以黄氏外甥的身份被征召为翰林学士，摇身一变成了黄庭坚研究专家。高宗指示他为黄庭坚的墨迹写题跋，他感恩戴德地说：“我舅父的文章妙绝天下，承蒙陛下您赏识，摆在御案上随时观览，他可真是虽死犹荣啊！”但显然，徐俯对舅舅在宜州的那段流放生活也很生疏，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信中”是谁，不过既然曾与黄庭坚零距离接触过，就不能“不知为不知”，他斟酌了一下回答说：“宜州乃岭外荒陋之地，‘信中’之流，不会是什么风雅的士人，或许是个和尚罢。”高宗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其实，“信中”乃是黄庭坚在宜州时的朋友范寥的字。范寥此时正在福建做官，高宗假使知道这些，很可能征召他去谈谈黄的晚年生活，范也不难由此获得升迁机会。然而高宗听了徐俯的话，便放弃了打探的念头，范寥最终也没沾上黄的光而发达起来。不过在这种“黄庭坚热”的大气候下，到底还是有人知道范寥与黄的关系，他也将黄晚年的境遇讲给人们听：
黄庭坚被流放到宜州后，正如徐俯所说，这是岭外荒陋之地，设施很不完备，州里没有亭驿(招待所)，连民居也租借不到。本来有一处寺庙可以住，但这所寺庙偏偏是崇宁万寿寺，皇家专用的，依照法令不许住人，黄庭坚只得住进城楼上一间小屋，屋里又潮湿又狭窄，当秋老虎肆虐的时节，简直没法儿待，黄庭坚就在这样的地方苦捱。有一天忽然下了一阵小雨，暑气暂消，顿得清爽，黄庭坚小酌了几杯，喝得微醉，他坐在凳子上，把双脚从栏杆中间伸出屋外去淋雨，一脸满足的神情，回过头来对来访的范寥说：“真是畅快呀！信中老弟，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畅快过！”过了不久，黄庭坚就病死了。
记下这个故事的，是后辈诗人陆游。
后人称赞黄庭坚自从第一次被贬黔州之后，诗艺大进，句法尤高，堪称天下之奇作。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有个著名的论断：“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个穷，不光指物质贫乏、住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更主要的是指政治、仕途上的穷愁潦倒。黄庭坚的遭遇，恰给这段话又下了一个注脚：穷途到只能写诗的时候，焉能不好？ （巫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