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谁也免不了面对诸多的生计问题，吃喝拉撒、挣钱花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下去。但对多数人来说，经济学似乎是一门“高大上”的学科，专业性太强而很难让公众关注。即便是一些常写时评的“文化人”，对某些社会问题分析易于付诸煽情，或者简单地套用“公平、正义”之类的大词。而社会表象之深处那些幽微之处很难得到理性的剖析。
何以至此？盖因多数写文章的人经济学知识阙如。
著名的经济学家熊秉元除了专业领域内颇有建树外，多年来致力于“如何归纳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并以一种优雅的方式，介绍给一般社会大众”。《优雅的理性——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便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范例。这本书每篇文章都不长，且都是用通俗而不乏风趣的文字写成，似三两朋友在茶馆里聊天那样娓娓道来。我这样对经济学专业没什么了解的外行读来，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熊先生研究的专业方向是法律经济学。法学讲利害权责，经济学讲成本收益。也就是说这两门学科都注重利益的“算计”，这似乎与古代中国儒家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所冲突。但若考诸孔、孟等圣人对义利之辨所作的论述，主张“取义”，正是为了长久的、稳定的或者说更宏大的“利”。熊先生在这本书中用相当的篇幅分析了中国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利益计算。他举例说许多人宁愿得罪家人，却不愿意对朋友稍稍失礼。——自然更不敢随便得罪上司。这并不是说外人比家人重要。熊先生说这就是“成本效益的考虑：得罪家人，家人还是家人，血总是浓于水；可是，得罪了朋友，朋友可能就不再是朋友，甚至变成敌人”。可在重大的利益问题上，一般人会维护和自己最亲的人，而且几乎是一种不假思索的选择。熊先生的解释是：“伦常关系太重要（成本效益太高），因此归于特殊类别，无须每天盘点损益。”明乎此，就不难理解“疏不间亲”的道理。在中国农村，许多兄弟之间并不和睦，其中某人和外姓人更投缘。可是一旦牵扯到家族之间的重大利益争夺——如祖坟、田地，那么平时争吵不断的兄弟很容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其实也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表现。
经济理性和人伦温情并非是天然冲突的，熊先生在这本书中讲到过他在儿子年少时用经济学的道理来和儿子相处，父爱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更有质感。就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当然是儒家的理想社会状态，但并不违背人性。一个人首先对自己父母孝顺，能抚养好自己的儿女，才可能推及到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和小孩。在财富不可能无限丰富的情况下，先考虑到自己的亲人，也是一种经济理性。而墨子所言“兼爱”，超越血缘关系不分亲疏地对待一切人，显然违反人性，也违反经济理性。这种过于“无私”的社会关系是很难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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