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去医院打针，偶尔会吃到一颗白色的“糖丸”，味道甜甜的。我们那会是真穷，没吃过好东西，以至于过了二三十年，“糖丸”仍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后来涨了见识，才知道那不是普通的糖丸，而是混着液体疫苗的药丸。因为这颗“糖丸”的存在，中国千百万儿童免于致残，健康成长。而“糖丸之父”顾方舟，为此花费了整整40余年的时间。
1944年，顾方舟考入北大医学系，以他的学历和专业，完全可以选择一份条件优渥的工作。然而，他却选择了国家刚起步的苦差事——公共卫生事业。因为他知道，当医生固然可以救人，但公共卫生却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1951年，国家选派375名科研人员赴苏留学，顾方舟就是其中之一。在苏联，顾方舟师从病毒学家丘马科夫，研究病毒学并获得副博士学位。
1955年，江苏南通突然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1680人因病瘫痪，466人不治身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孩子。随后，疫情蔓延至全国多地，上海、青岛、济宁、南宁等地均爆发疫情。一时间，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不敢让孩子出门。
脊髓灰质炎，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儿麻痹症，危害对象主要是1~6岁的儿童。由于病症是隐形传染，发病症状跟感冒发烧无异，很难引起家长的重视。可一旦发病就晚了，孩子一夜间便手脚瘫痪，甚至危及生命。为了应对这一难题，顾方舟临危受命，进入脊灰病毒研究领域。
1958年，顾方舟从患者的粪便中成功分离出病毒，为制定免疫方案提供了依据。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一位母亲曾不远万里找到他，求他为患病的儿子治疗，当母亲得知目前无法治愈时，瘫倒在地，久久未能恢复。这一幕，让顾方舟记忆深刻，从那之后，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脊灰疫苗研制出来。
1959年，顾方舟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当时，莫斯科医学界正在为死疫苗和活疫苗的研制，展开一场激烈的大讨论。美国研制的死疫苗，特点是安全，缺点是价格太贵，而且低效。美苏联合研制的活疫苗，特点是便宜、高效，但安全性存疑。
顾方舟经历了这场大讨论，他在苏联翻阅了大量资料，对比两种疫苗的优劣之后发现，美国虽然大规模推广了死疫苗接种，但这种疫苗只能防止患者不发病，不能阻止病毒传播。
而且，注射死疫苗的价格高达15美元，是活疫苗成本的千倍，国内既没有能力生产，又没有足够的钱推广。因此，顾方舟卫生部提出建议：研制、推广活疫苗，才最符合我国国情，这一建议得到卫生部的采纳。
1959年12月，顾方舟从苏联考察归来，用带回来的苏联疫苗样本为基础，开始着手研制脊灰疫苗，并进行试验性生产。
在Ⅰ期临床试验阶段，为了测试疫苗对人体是否具有副作用，顾方舟冒险以身试药。一周过去之后，身体一切正常，可他还是愁眉不展。
因为成人大多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他没事，不代表疫苗没问题。如何证明疫苗对小孩子有效呢？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令外人震惊的决定：让自己年幼的儿子试药。最终证明，疫苗对儿童同样安全。
疫苗研制成功之后，迅速在全国11个城市进行推广，防疫率高达93%。面对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很快又发现了问题。
研制的疫苗是液体的，需要冷藏，这在大城市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在偏远的乡村，如何解决运输、保存的问题呢？另外，小孩子对疫苗很抵触，常常造成浪费，这也是个问题。
有一天，顾方舟灵光一闪，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果，那么疫苗能否做成糖丸呢？带着这个想法，顾方舟与团队研究了一年多，1962年糖丸疫苗终于面世，它不仅可以常温保存，解决了运输难的问题，还提升了防疫功效。最主要的是小孩子都喜欢吃，顾方舟因此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
得益于顾方舟的努力，我国从当初的无疫苗可用，变成了现在的“无脊灰”国家，中国千百万儿童因此得以健康成长。
如今，糖丸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疫苗取代。但它在中国人民几代人的记忆中，将永远存在。“糖丸爷爷”的故事，也一定会被一代代国人传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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