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经犹未深入二句不知传经理解，传经者，既不入腑亦不入脏，只在荣卫也，表病也。伤寒三日，热实而昏不知人，已是阳明腑病。此病当是温病。如系伤寒，虽三日已过阳明，何至燥热至于如此；既燥热如此，何至证实而脉反虚，惟温病乃有热盛人昏而脉虚之证也。
叟年六旬，素亦羸弱多病，得伤寒证，绵延十余日，舌苔黄厚而干，心中热渴，时觉烦躁；其不烦躁之时，即昏昏似睡、呼之眼微开、精神之衰惫可知，脉象细数，按之无力。投以凉润之剂，因其脉虚，又加野参佐之，大便忽滑泻，日下数次。因思此证，略用清火之药即滑泻者，必其下焦之气化不固，先用固其下焦，再清其上焦、中焦未晚也；遂用熟地黄二两、酸石榴一个连皮捣烂，同煎汤一大碗，分三次温饮下，大便遂固。间日投以此方，将山药改用一两，以生地黄代知母，煎汤成，徐徐饮下，一次只饮药一大口，阅八点钟始尽剂，病愈强半。翌日又按原方如法煎成服，病又愈强半，第三日又按其方服之尽剂而愈。
躁字当是燥字之误，躁乃阳亡，燥乃热盛也。此证当是温病也；伤寒阳明病，心中热渴，昏不知人，脉不细数。
按：熟地黄原非治寒温之药，而病至拯危时，不妨用之以救一时之急，故仲景治脉结代有炙甘草汤，亦用干地黄即今生地；结代亦险脉也，如无酸石榴时，可用龙骨（捣煅）、牡蛎（捣煅)各五钱代之。
一叟年六旬余，素吸鸦片，羸弱多病、于孟冬感冒风寒，其脉微弱而浮，余用生黄芪数钱，同表散之药治之，得汗而愈。间日因有紧事冒寒出门，汗后重感，比前较剧，病卧旅邸，不能旋里，因延彼处医者诊治。时身热饮水，病在阳明之府，医者因其脉微弱转进温补，病益进，更延他医，以为上有浮热、下有实寒，用附子、吴茱萸，加黄连治之，服后齿龈尽肿，且甚疼痛，时觉烦躁，频频饮水，不能解渴。不得己复来迎余，至诊其脉细而数，按之略实，遂投以此汤，加玄参六钱，以散其浮游之热。一剂牙疼即愈，烦躁与渴亦见轻；翌日用原方去玄参，将药煎成，调入生鸡子黄三枚，作三次温饮下，大便得通而愈。
外感用黄芪，此非外感之正病，乃内伤病。肺气素虚，表气不固，稍受风寒，肺气益效故耳。外感全属荣卫之事，黄芪补肺气，性热力猛，内伤中有疏泄偏胜、发热自汗之病，用黄芪补肺气以助收敛而平疏泄，于理则是如外感用之必生他变；如系外感，不如乌梅，敛疏泄、性和、气轻而力平，为稳当，乌梅不将肺气辅实也。熟地最敛疏泄，仲圣用干地黄之病，皆风气疏泄，液伤木枯之病；果系风木疏泄，液伤木枯，熟地甚宜，不可谓非治寒温之药也。既不宜用又用以救一时之急，是有理而又作不凭理之言，医风之坏，大都坏于此习。
生鸡子黄，大补脾精，而润木燥，性温液厚；阳明胃家实滞未清者，服之必发热加病；怔忡者，中虚木动，故鸡子黄亦治之。
一人年二十，资禀素弱，偶觉气分不舒，医者用三棱、延胡索等药破之。自觉短气，遂停药不敢服，隔两日忽发喘道，筋惕肉动，精神恍惚，脉数至六至，浮分摇摇，按之若无，肌肤甚热，上半身时出热汗，自言心为热迫，甚觉怔忡，其舌上微有白苔，中心似黄。统观此病情状，虽陡发于一日，其受感已非一日，盖其气分不舒时，即受外感之时，特其初不自觉耳。因为其怔忡太甚，不暇取药，急用鸡子黄四枚，温开水调和，再将其碗置开水盆中候温，服之喘遂止，怔忡亦见愈；继投此汤，煎汁一大碗，仍调入生鸡子黄三枚，徐徐温饮下，自晚十点钟至早七点钟尽剂而病若失，因其从前服药伤气，俾用玄参一两、潞参五钱，连服数剂，以善其后。
一童子，年十七，于孟夏得温证，八九日间，呼吸迫促，频频咳吐，痰血相杂，其咳吐之时，疼连胁，上焦微嫌发闷。诊其脉，确有实热，而数至七至，摇摇无根。盖其资禀素弱、又煎读书劳心，其受外感又甚剧，故脉象若是之危险也。因为其胸胁疼闷，兼吐血，遂减方中人参之半、加竹茹、三七(捣细冲服)各两钱，用三七者不但治吐血，实又兼治胸胁之疼也，一剂血即不吐，诸病亦见愈，又服一剂全愈。
一农家孺子，年十一，因麦秋农家忙甚，虽幼童亦作劳田间，力薄不堪重劳，遂得温病。手足扰动，不能安卧，谵语不休，所言者皆劳力之事，书夜目不能瞑。脉象虽实却非洪滑，拟投以此汤，又虑小儿少阳之体，外邪方炽，不宜遽用人参，遂用生石膏两半、蝉蜕一钱煎服。后诸病如故，复来询方，且言其苦于服药，昨所服者呕吐将半，余曰单用生石膏二两，煎取清汁，徐徐温饮之，即可不吐，乃如言服之，病仍不愈。再为诊视脉微热退，谵语益甚、精神昏昏，不省人事，急用野台参两半、生石膏二两，煎汁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身热脉起，日遂得暝，手足稍安、仍作谵语，又于原渣加生石膏、麦冬各一两，煎汁二盅，分两次温饮下，降大便一次，其色甚黑，病遂愈。
按：此证莫救，难迷途未远，犹能挽回于末路，然亦危而后安矣。余愿世之用白虎汤者，宜常存一加人参之想也，又按此案与前案观之，凡用白虎汤而宜加人参者，不必其脉现虚弱之象也，凡认知其人劳心过度、或在劳力过度、或在老年、或有宿疾、或热已入阳明之腑，脉象难实而无洪滑之致，或脉有实热而至数甚者，用白虎汤时，皆宜酌加人参。
愿世之用白虎汤者，宜常存一加人参之想。此二语即中气不可不顾之意。
或脉有实热至数甚者三句，可见真实热，脉必缓，热而虚，脉必数甚，数甚者，中虚也。
寒温下后不解，医者至此恒多束手，不知伤寒论原有治此证的方，即白虎加人参汤也；其一百六十八节云：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上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余生平治寒温未有下后不解者，于仙露汤后曾详论之，然恒有经他医下后不解，更延与为珍治者，其在下后多日，大便未行，脉象不虚弱者，即按伤寒论原方，若在甫下之后，或脉更兼虚弱，则即以山药代粳米，或更以生地代知母，莫不随手奏效。盖甫下之后，大便不实，骤用寒凉，易至滑泄，而山药收涩、地黄粘润，以之代粳米、知母，实有固下之力，而于脉之兼虚弱者，则尤宜也；况二药皆能滋真阴，下降不解，多系阴分素虚之人，阴分充足，自能胜外感之余热也。
寒温之证，过十余日，大热已退，或转现出种种危象，有宜单治以人参，不必加人参于白虎汤中者。王子泰曰，余每治伤寒温热等证，为庸医妄汗、误下已成坏证，危在旦夕者，以人参二两、童子小便煎之，水浸冰冷，饮之立效。又张致和曾治一伤寒坏证，势近垂危，手足俱冷，气息将断，用人参一两、附子一钱，于石䂪内煎至一碗，新汲水浸之冰冷，一服而尽，少顷病人汗出鼻梁尖上，涓涓如水；盖鼻梁应脾，若鼻端有汗者可救，以土在人身之中周徧故也。
凡病坏到危急，无法治理之时，急从中气着眼必效。
又按：用熟地治寒温，恒为医家所訾，然遇其人真阴太亏，不能支持外感之热者，于治寒温药中，放胆加熟地以滋真阴，恒能挽回人命于顷刻。曾治一室女，资禀素羸弱，得温病五六日，痰喘甚剧，治以金匮小青龙汤加石膏汤，一剂顿止，时届晚八点钟，一夜安稳。至寅时喘复作，不若从前之剧，而精神恍惚，心中怔忡，再诊其脉，如水上浮麻、不分至数，按之即无，此将脱之候也。取药不暇，幸有预购山药两许，急煎服之，病少愈。此际已疏方取药，方系熟地四两、生山药一两、野台参五钱，而近处药局无野台参，并他参亦鬻尽。再至他处，又恐误事，遂单煎熟地、山药饮之，病愈强半。一日之内，按其方连进三剂，病遂全愈。
按：此证原当用拙拟来复汤（在第一卷），其方重用山萸肉（去净核）以收脱，而当时余在少年，其方犹未拟出，亦不知重用萸肉。而自晨至暮，共服熟地十二两，竟能救此垂危之证，熟地之功用亦伟矣哉。又此证初次失处，在服小青龙汤后，未用补药；余经此证后，凡遇当用小青龙汤而脉稍弱者，服后即以补药继之，或加人参于汤中，恐其性热，可将所加之石膏加重。（真阴亏者，脉必尺小于寸，右大于左，即不可用小青龙汤以耗内外之津液，既耗津液熟地自然见效。承祖注）
又按：《张氏八阵》、赵氏《医贯》、《冯氏锦囊》皆喜重用熟地，虽外感证，亦喜用之。其立言诚有偏处,然当日必用之屡次见效，而后笔之于书。张氏书中载有治一老年，伤寒战而不汗，翌日届其时，犹有将汗之意，急与一大剂八味地黄汤以助其汗。阅数时周身皆凉，气息甚微，汗犹不止，精神昏昏，复与原汤一剂，汗止而精神亦复。夫用其药发汗，即用其药止汗，运用之妙，颇见慧心。
又赵氏书中谓∶六味地黄汤能退寒温之实热，致贻后世口实，然其言亦非尽不验。忆昔乙酉、丙戌数年间之寒温病，热入阳明腑后，凡于清解药中，能重用熟地以滋阴者，其病皆愈；此乃一时气运使然不可笔之于书以为定法也。又冯氏所著本草，谓熟地能大补肾中元气，此亦确论。凡下焦虚损，大便滑泻，服他药不效者，单服熟地即可止泻，然须日用四五两，煎浓汤服之（对病则不闷、而且快然），亦不作闷（熟地少用则作闷，多用转不闷），少用则无效。又善治劳嗽气不归根，曾治一媪劳喘甚剧，十年未尝卧寝，俾每日用熟地煎汤当茶饮之，数日即安卧，其家人反惧甚，以为如此改常，恐非吉兆，而不知其病之愈也。由是观之，熟地能补肾元气，可知至陈修园则一概抹倒，直视熟地为不可用，岂能知熟地哉。
寒温传里之后，其人下焦虚惫太甚者，外邪恒直趋下焦作泄泻，亦非重用熟地不能愈。㞸在癸巳秋，应试都门，曾谒一部郎，其家有女仆年三十余，得温病十余日，势至垂危，将弃于外。问还有治否，因为诊视其证，昼夜泄泻，昏不知人，呼之不应，其脉数至七至，按之即无，而却无大热，遂用熟地二两、生山药、生杭芍各一两，甘草三钱，煎汤一大碗，趁热徐徐尽剂而愈。
又一童子年十四五，伤寒已过旬日，大便滑泻不止，心中怔忡异常，似有不能支持之状，脉至七至，按之不实。医者辞不治，投以熟地、生山药、生杭芍各一两，滑石八钱，甘草五钱，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亦尽剂而愈。
用熟地治愈之大热，与滑泻，与劳喘，皆下焦阴津不足以涵养木气，肝阳疏泄太过使然。熟地滋木、息风、平疏泄而保阴津也，谓为能保肾中元气则是，谓为能补肾中元气则非，然而古今都谓熟地能补肾，可见五行气化作用之理，都不过问。陈修圆则痛斥熟地，无论如何，无可用处，可见陈氏之庸余。承祖戊申夏，在湖南常德，曾用熟地一味煎服，治愈昏昏不醒、脉象细数之温病，亦与乌梅平疏泄之理相同。张氏书中用八味地黄汤发汗，当是平疏泄、复中气、生津液之理，熟地补阴液。凡病之因阴虚阳越、疏泄偏盛、收敛偏弱，皆宜。
至产后之证，忌用寒凉；而果系产后温证，心中燥热，舌苔黄厚，脉象洪实，亦宜投以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梗米汤，而更以玄参代知母，则尤妥善。盖余于产后温证之轻者，其热虽入阳明之腑，脉象不甚洪实，恒重用玄参一两或至二两，辄能应手奏效。若系剧者，必白虎加人参汤，以山药代粳米汤，而更以玄参代知母方能有效。诚以石膏、玄参，本经皆明载其治产乳，故于产后温病之轻者，可单用玄参；至温病之剧者，不妨石膏、玄参并用也。然用石膏必须佐以人参，因其时当产后，其热虽实而体则虚也；不用知母者，本经未载其治乳，不敢私心自用，漫以凉药治产后也。
友人吴瑞五，深通医学，尤笃信《衷中参西录》诸方，用之皆能
奏效。其侄文博亦知医，有戚家延之治产后病，临行瑞五嘱之曰：“果系产后温热，阳明胃腑大实，非用《衷中参西录》中白虎加人参汤，以山药代粳米，更以玄参代知母不可。及至诊之，果系产后温证，病脉皆甚实，文博遵所嘱，开方取药；而药坊皆不肯与，谓产后断无用生石膏之理，病家因此生疑，文博辞归。病家又延医治数日，病势垂危，复求为延医，携药而往，如法服之，一剂而愈。
产后血去甚多，中下气虚，故寒凉忌用。既病湿热于血去之后，则津枯热盛，更非寻常可比，以白虎加人参，而又以山药代粳米，玄参代知母，顾着中气，以施清润，妙法可佩。
用石膏以治温热虚实各病，张先生《衷中参西录》外。承祖未见有如此精妥者，按法试验数年，无不应者。
附热伤风方
忽然觉得恶寒，身体拘束，胸中气紧，继而发热而神不昏者，温病也；假以项强、骨节疼痛或恶寒甚，或恶寒、又发热而神不昏者，伤寒也。此二病皆立刻卧倒，不能营业。
如喷嘘不止，泪涕交流，虽亦微觉恶寒发热，但仍能营业，并不倒坑，但动则出汗，此热伤风也。此病甚不要紧，但日久不愈则肺气散而不敛，相火逆而不降，每每入于劳伤，不可不早治愈也。
此为木热疏泄、肺金逆滞、中气虚寒之病方用
黄芩三钱 乌梅五钱 苏叶三钱 陈橘皮 二钱 灸草二钱
生白术二钱 干姜一钱
如大便渐溏者，干姜、白术均加倍用之。
今欲解决温病，宜先解决内经、难经之文义。
经曰：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难经曰：伤寒有五，曰中风、曰伤寒、曰湿温、曰热病、曰温病，此内难之文也。究竟这病伤寒而成温，其伤寒有五曰中风、曰伤寒，此三个伤寒两字，是伤寒病乎，非伤寒病乎？如非伤寒病也，固已明言伤寒矣；如系伤寒病也，何以既病伤寒而又能成温病，何以既曰伤寒有五，又曰中风、曰伤寒乎？如此看来，内经所谓病伤寒而成温者之“伤寒”二字，与难经所谓伤寒有五之“伤寒”二字，名为“伤寒”，其实即外感二字之代词，伤寒有五：以下曰中风，曰伤寒之“伤寒”二字，方是伤寒病，方是仲景《伤寒论》中麻黄汤证之伤寒病也。王叔和将伤寒热病混合，其根据即误于此，后世名家之误，亦复如是；再加上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二句经文，所以益不能分别也。故今日解决温病，必先解决内经难经之文义也。
伤寒、温病，不可混合
伤寒之病，先起于荣卫，而后入于脏腑。荣热卫寒，腑阳脏阴，腑阳内动，然后入腑而病；热脏阴内动，然后入脏而病。寒温病亦先起于荣卫，而后入于脏腑，但荣卫脏腑，均是热而无寒，荣卫病即入脏腑，此伤寒、温病之大别也；不过入脏入腑，原有内热者，本日即入，原无内热者，二三日乃入耳。伤寒则总在三日后，或六七日后乃入也。
伤寒入脏为阳虚，入腑为阳实，故入脏则宜温补，入腑则宜寒下；温病不然，入脏入腑，皆为阴虚，但阴虚而阳益不实。盖人身收敛之气与疏泄之气，不可或偏，收敛之气阴气也，疏泄之气阳气也。温病之理，疏泄太过，收敛不足；阳气疏泄于外，化作邪热，外热愈盛，里阳愈衰，仲景于温病戒汗、下者，因温病当养阳液而保阳根也。
人身疏泄之气，在新学伤名日离心力；人身收敛之气，在新学上名曰向心力。疏泄则上升而外发，收敛则下降而内藏，此两个作用，本是对待平匀的，这对待平匀的原动力，就是人身之中气。若是不平匀了，这中气就虚了，温病的病原全是疏泄过甚，收敛不足，疏泄的作用过甚，最伤阴液，最泄阳根。平人阳根深固，全由收敛之气足，平人阴液不伤，亦由收敛之气足，盖能收敛则气降而液生，能收敛则阳根乃能下藏，能收饮然后疏泄可不偏胜，然皆由于中气旋转之力。中气在脾胃之间，左旋则疏泄而外发，右转则收敛而内藏，人生之初，先结中气，中气不旺则病作，中气消灭则人死。温病者阴液耗，阳根弱而中气不守也，故治温病治要，在养阴液、保阳根、培中气。内经曰：温病虚甚者死；又论疫曰：正气内守，邪不犯也，此之谓也。
温病得汗而愈，便不出疹，如久不得汗，则血热外发而出疹，但血热外发而出的疹，有吉有凶。由阴液续生而血外发，所出之疹与出汗同为一理，吉疹也，疹出则病愈；如由于阴液内竭，血热外灼，所出之疹凶疹也，疹出则病加。吉疹色红而正，凶疹色赤而黑，但色红只有凶者，色黑只有吉者，中气将脱，表里分离，荣热无归，则疹出而红；疹难已出，人亦不活，此色红未可为吉也；疹出虽黑，热退阴生，亦有愈者，此色赤而黑，未必为凶也。其实诊断温病之生死，全不在出疹之关系，全在腹泻不腹泻，胸紧不胸紧；如腹泻、胸紧，日久不减，便是死机，缘人身之气，阳位于上而根于下，阴位于下而根于上，腹泻不减，则阳根亡于下，胸紧不减，则阴根亡于上，故人死也。其实皆由于中气不足，盖中气左旋，下焦阴气化阳上升，腹泻自愈，中气右转，上焦阳气化阴下降，胸紧自开也。
温病之脉，初患寒未发热时，薄弱而小、似浮非浮，似数非数，发热之后，薄弱而濡，难经谓温病之脉，不知何经之动也，即指此。
温病阳根不固，阴液亏伤，木火外发，金收内竭，中气不守，故脉虚也，亦有肺胃热盛而脉不虚者。脉不虚者不死，脉虚者易死，死者死于中气亡也。
内经曰：气盛身热，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王叔和曰：脉盛身热，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气盛者脉必盛，气虚者脉必虚，气盛气虚，闻而知之，望而知之，脉盛脉虚，切而知之。温病、暑病同为热病，皆气虚脉虚；伤寒之病，则气盛脉盛。辩别温病、伤寒，全在于此，万不可谓恶寒为伤寒，不恶寒为温病。谓不恶寒为温病，不知医死了若干人。
外感之病，无不由荣卫病起，荣病则热，卫病则寒，一定之理，分别伤寒、温病。若从恶寒、不恶寒分别，无不将温病认成伤寒者，
再加上内经“病伤寒而成温病”的一句经文，直错到底，不能明白矣。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三字，就是荣卫的事，就是发热恶寒者在内。而曰恶寒为伤寒，不恶寒为温病者，系就全体而言，非指初病而言；初病外感，无不先恶寒后发热者，人之误认温病为伤寒者，皆误于初病之恶寒也;至于发渴一项，肺燥者必渴，肺不燥者不渴，温病有不渴而发热者，有渴而发热者。仲圣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按之现在温病病状，不尽符合，如以温病之不渴而恶者，断为伤寒或断为温疫，是谓无温病矣。仲景立法，揭其概要，在学者会其理之通而已，仲景伤寒论自序云，如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此之谓也。
自来论温病大家，皆曰伤寒救阳，温病救阴，此语误人不浅。伤寒之病，表郁不得汗解，里气即动，里气一动，由表入里，表者荣卫，里者脏腑，脏气属阴，动则病寒，四逆等汤用姜附以救阳也；腑气属阳，动则病热，白虎、承气等汤用石膏、大黄以救阳也。王叔和将热病混入伤寒，后人遂将伤寒病中腑病白虎、承气之方，认为温病之方；不知伤寒腑证之方，皆阳胜减阴，下阳气以救阴气之方，与三阴脏证之干姜、附子等救阳之方，居对待地位，仲景之法，并非专在救阳。温病初病，表郁不得汗解，里气亦动，里气不论脏气腑气，全是热气，并无寒气，与伤寒之腑热脏寒，腑热用石膏、大黄，脏寒用干姜、附子不同，但温病难表里皆热兮，固伤阴仍亦伤阳；缘化热以伤阴之气，即阳气也，多化出一分温热、即减却一分阳气，故治温病，只知用苦寒之药以救阴，必至腹泻热加以至于死，救阴之。
温病者，时令应有之正病，初病恶寒，发热，身痛胸紧，气馁不得汗解，则闷热谵语，非经治误，不至于死。若温疫则为时气离根戾厉之病，初病亦恶寒发热、身痛胸紧气馁，但病势急而险，或距一二日，即神昏、头肿、吐血，或便血，或洞泄而死，或出病之时即有并见头痛、吐血、洞泄者；然当未病之前，必已觉气馁胸紧也，气馁胸紧者，中气虚也，头重、吐血、洞泄者，阳气泄于外中气脱也。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按内经之文看来，是冬不伤于寒，冬能藏精者，即不病温病矣，何以亦病温病也？曰温病者，春夏至正病也，气升则疏泄，气降则收敛，人与造化所同，四时有承徐，即阴阳有消长，于是疏泄与收敛之气，即不能无偏，所以四时皆有时行之病。论者谓瘟疫行于春者为温病，行于夏秋为霍乱，为瘧为痢，行于冬为伤寒；岂知皆天时人事应有之病，非瘟疫也。所以内经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所谓必者、言冬能藏精。冬不伤于寒，当春夏之时，如不外感，不病温病，此为单温病；冬不藏精，冬伤于寒者，则到春夏之时，必定外感而病温病，此为伏气温病。春夏之时疏泄之气偏胜居多，故曰温病者春夏之正病也。但不藏精三字，范围甚广，凡金水之气素虚，收藏之气弱者，阳根不固皆是也，单温病肾水之中无伏热，伏气温病肾水之中有伏热，所谓伏者非伏寒，乃伏自身水大邪气之热也，所谓冬伤于寒者，寒乃
藏德之气，非风寒之寒也。
瘟疫者，几乎人人皆病，病势最险，死人最多之病，非春夏正病之温病也，其实由正病之温病，更进一层，便是温疫。春夏之气根于冬，秋冬之气根于夏，冬气主藏，春夏之气之根也。冬时雪大寒深，藏气不伤，次年春夏之根气深固，则收藏气足，疏泄不至太过，动静平匀，阴阳调和，不生温疫。即春夏之时，风多暴热，发生温病，此不过时气上之正病而已，如冬日雪少不寒，气暖风多；其甚者冬至之后，立春之前，雷声发动，则次年春夏必有温疫发生。盖春夏木火之根，气早已拔泄不秘，冬至一阳，已化成温热之气，未到疏泄之时，已成疏泄之气，一交春夏，应行疏泄之时，阳气全行发泄空气之中，全是阳热之气。人之呼吸，息息与空气相通，空气之藏气旺，人身之藏气亦旺，空气偏于疏泄，人身之气亦偏于疏泄，空气之阳根尽化为热，所以人身之阳根亦为化热。夏时空气疏泄于上，故人汗多；冬时空气收藏于下，故人无汗。是其证也，惟中气素旺，阴阳平匀、疏泄与收敛之气无所偏胜之人，虽在空气疏泄过胜之中，本身收敛之气不为空气疏泄之气所夺，方可不随里气而生疫病。内经论疫，谓正气内守，邪自不犯是也。温疫死人多而病重者，因夭人之根气均已不固也。温病者，春夏之根气未伤于冬，而偏于疏泄。温疫者春夏之根气已伤于冬，而疏泄无根也。知空气之虚实，即知人身之气之虚实也。动静循环，以成一岁，动者疏泄之气，静者收敛之气，收敛则气入于内，疏泄则气出于外，故内经曰：“虚者气出也。”故夏则空气热而井水寒，冬则空气寒而井水有温气，夏至以后，民病腹泻者多，即上热下寒之故，夏者疏泄之极。春者正当疏泄之候也，疏泄则气出，天人之气皆虚于内，而盛于外。故温病少实证，故仲景戒汗下也，平心静气以体察造化之气之理，便知温病之虚实也。
发汗二字，误却医家不小，须知仲景伤寒论之麻黄汤、桂枝汤，皆发汗之方，其中自有得汗之理。益非麻黄汤、桂枝汤将人身的汗提而出之也。缘人身阴阳之气，和合则治，分离则病，既分离又复和合，见汗出也，人身气降化水，水升化气，脏腑荣卫之气，升降调和，气化水而不滞，水化气而不停。一病外感，脏腑之气郁于内，荣卫之气郁于外，气水化生之中即停滞不通，此为作汗之原素一也；荣卫离而复合，阴阳交通而液生，一如夏日酷热，一旦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气通而降雨泽，此为作汗之原素又一也。有此两种原素，所以荣卫一和，自然汗出而病。
初亦多有恶寒体痛者，医家将温病误认为伤寒，即由于恶寒之故，究竟温病何以亦复恶寒，又内经言：热病，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内经所言，汗、泄俱是剌法，并非汤药。王叔和伤寒序例，乃将“泄”字改为“下”字，热病汤药古无专方，究竟热病汤药，应用何药乃妥？究竟应否汗下？试各详言其理，并列药方。
详阅此次问题，其注意本在温疫，不在伤寒，而题中所言温病热病，却又在伤寒范围之内，试以内难二经证之，素问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又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寒甚则生热也；又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按暑病即热病也。难经五十难，谓伤寒有五，热病、温病即在五种证之中，经文俱在，历历可考，今题中所言温病、热病竟与伤寒证中温热二证大相背谬，不惟不知温热二证隶于伤寒，且将伤寒证中温热二证误认为温疫矣，章不敏请以一得之愚，就其题而讨论之。原题云查现在温病得病之初，亦多有恶寒体痛者，医家将温病误认为伤寒，即由于恶寒之故，究竟温病何以亦复恶寒，按查现在温病五字，其意是指温疫而言，非指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之温病而言。温病者即王叔和所谓中而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是也。温疫、温病截然两途，何得蒙混，伤寒始自太阳，太阳为寒水之经，本寒标阳，主一身之表，恶寒体痛，是得病之初，应有之现象；医家认为伤寒，正是针锋相对，何言误耶？题又云内经治热病，汗泄俱是剌法，并非汤药与王叔和伤寒序例“泄”字改为“下”字，毫无干涉；盖叔和是以汤药泄之也，用字虽殊，治法无异，引证比较，似无理由，而且题界亦不清矣。至问热病究竟应用何药，究竟应否汗下，不分病在何经何腑是轻是重，汤药何能预定，如果有脉浮紧、头痛项强、恶寒之表症，法当以麻黄汗之；有潮热、谵语、手足濈然汗出、腹满痛、大便鞭之里症，法当以承气汤下之。此定法点活法也，若预定一法而治千万人之病，无是理也，管见如是。
敬质
大会明师贤友指正
内卷 陈观兄
把原题命意，可分两段，首段论伤寒与温病之鉴别法，其要点有三：（1）恶寒体痛为伤寒之必有证，（2）恶寒为温病之必无证，（3）现在温病初起众多恶寒体痛与伤寒论文矛盾之处，即为医家误认聚讼之源。本段精神全在此，米君辨驳此段有二，（1）谓原题不知温热二证隶于伤寒，（2）谓原题将温热二证误认为温疫，窃谓上古近世气候人事，今昔过殊，病变日繁，如痘症梅毒等，均为古书所未备。温热各症，吴叶薛王诸家早以伤寒论语焉未详，不定尽其幻变，著有专书，即使仲景复出，亦未必不幸。其益臻明备而弗之罪，后之学者或本内难经伤寒论，或宗诸温病家言，只须有裨治疗，不必开其门户，至误温热为温疫一层。米君似以现行温病为温疫，欲未说出二证鉴别方法，考温疫以性质传染为确定之诊断，中西医所公认，恶寒体痛为温疫之或有证，不能据之即定病为温疫，中医既无微菌、微虫之检查，现行之温病，性质是否传染，学术上无从确定，征之病家，亦无把握，原题认为温病，何可厚非？况温病有单外感、单伏邪及外感伏邪俱发之分，惟伏邪为病，与伤寒证之发热口渴不恶寒，针锋相符，余均现微恶寒，医家以此误人，询属常事，此段论热病之疗法，首引内经，以剌法汗泄，次引伤寒序例，以汤药汗下，俱是映衬文字，其意旨全在究竟应用何药应否汗下二语。作者或就得病原因，定其性质，可否汗下以为原则，而以病现若何症状可汗可下，若何症状禁汗禁下，以为例外，为有心斯道者，立一提纲大法，庸非问者作者之大快事。
会理事长之命所拟者
造化之气，动静而已，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则疏泄，静则收敛，动则热病，静则病寒。一年四季，十二节气，夏季气动，冬季气静，夏至一阴生，阴生则气降，冬至一阳生，阳生则气。夏至之后节气为小暑、大暑，冬至之后节气为小寒、大寒；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四时相维之气也，小暑、大暑，长气当令，小寒、大寒，藏气当令。夏至阴生，交秋而阴气始降，冬至阳生，交春而阳气始升，夏至阴生，必经小暑、大暑之长气而后交立秋者，阴生于夏至而培于小暑、大暑，动极而静，长气愈旺，阴根愈厚也。冬至阳生，必经小寒、大寒之藏气而后交立春者，阳生于冬至而培于小寒、大寒，静极而动，藏气愈旺，阳根愈固也；故冬至即后，天气不寒，必病冬温，天气寒少，必病春温；盖阳生不藏，泄动而成热也。内经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又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阳强不能秘，阴气乃绝。因于露风，乃生寒热，盖精者阳根也，言冬时能藏，阳根固秘，不化邪火，交春之后，清阳上升，不病春温。如冬时当藏不藏，阳气不能秘，阴气遂伤，内则木火偏盛，外则卫气偏虚，卫秉金水，其性收敛，荣秉木火，其性疏泄；卫气偏虚，则疏泄之气旺，收敛之气衰，于是荣卫不调，偶因风露来侵，则感冒而作寒热。寒者卫郁，热者荣郁也，恶寒发热，太阳经病应有之证，太阳统属荣卫，曰太阳证者，即荣卫不调之证，不调则恶寒而发热也。仲景曰，太阳证不恶寒，盖恶寒罢后，不复恶寒也，荣行脉中、卫行脉外，所以外感之病，皆先恶寒而后发热断未有不先恶寒者。内经又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言冬令属水，水气主藏严寒，固藏之气不伤则阳秘水中，根深本固不化邪热，阴平阳秘不病春温，如人当冬令应行固藏之时。疏泄不藏，凡冬时汗出，不寐，咳嗽，腹泻，皆冬不藏精之与冬伤于寒义皆为疏泄不藏也。冬时阳泄化热，一交春令木火升发之时，荣卫不和一经外感，里气内动，内外皆热。王叔和伤寒序例，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系冬日为寒气所伤，即刻就病者为伤寒；即刻不病，寒毒藏于肌肤，交春之后，寒变为热，即为温病。夫寒气变而为热，如何变法？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始病，如何藏法？伤寒之病，一得即项强体痛，何能至春始病乎？
内经所谓“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者，皆五行气化作用之病，非叔和所谓“当时不病，过后乃变而病”也；缘风为木气，暑为火气，湿为土气，寒为水气，木主疏泄，火主发宣，土主运化，水主潜藏。春伤于风夏必飧泄者，人身水道通利则便干而不泄，水道通利者，木气疏泄之力，木气能于疏泄，必由下焦阳足，木气根深。如当春木之时，伤其疏泄之气，交夏之后，木气退歇，疏泄不行，水道不通，于是水入大肠而病飧泄也。夏伤于暑秋必病癔者，盛夏之时，人身腠理开张，汗孔通调，乃火气发宣之力，汗孔通调，经络之中，无所瘀结，交秋气敛，荣卫流通，无所阻滞，故不病疟。人当盛夏之时，伤其发宣之气，腠理不开，汗孔不通，水气停留于经络之间，交秋之后，发宣之气退歇，秋气收敛，经络瘀结，荣卫阻滞，则寒热交作，是以病疟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者，湿为土气，土主运化，人身脾土左升，胃土右降，胃土右降，肺气下行，不病咳嗽。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四节之间，正太阴湿土主令之时，人于此时，伤其土气，胃土右降之气不足，肺气上逆，故病咳嗽。春气之能升者，己土之左旋，秋气之能降者，戊土之右转，土气虽伤，秋金当令，故咳嗽不病于秋，而病于冬也。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者，寒为水气，水主潜藏，四时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愈寒愈藏自然之理。冬至阳生，藏气得令，阳根深秘，不化邪热，交春之后，清阳上升，不病温病；冬时阳泄，藏气有伤，未到木火之时，水中一线阳根，已化邪热之气交春火发，在天则疏泄太过、收敛不足，在人则卫气偏虚、荣气偏旺，荣卫不和，易受外感。温病者，阳虚而热伏于内，表虚而荣郁于外，荣热与伏热里应外合，内外皆热，而里气极虚之病也；非叔和所谓伏寒变热之谓也，“变”之一字，空空洞洞，叔和以毫无着落之一“变”字，遂将后学教错，后之学者，不从变字上去寻着落，亦遂以不解解之，且深信而不疑之。风、热、暑、湿、燥、寒者，木、火、土、金、水之气也；木、火、土、金、水者，一气升降中五个运行作用之称也。春伤于风之“风”字，并非太空所吹的风，吹入人身；“春时不病，至夏病泄”也。夏伤于暑之“暑”字，并非“暑热伤人，夏时不病至秋病疟”也；秋伤于湿之“湿”字，并非“潮湿伤人，秋时不病，至冬病嗽”也；冬伤于寒之“寒”字，并非“外来寒氧伤人，寒毒藏于肌肤，冬时不病，至春变为温病”也。
内经又曰，黄帝问于歧伯曰，愿问虚实之要，歧伯对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气盛身寒，得知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歧伯又曰：“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经文已明言热病为气虚，已明言虚由于气出，气入者收敛之意，气出者疏泄之意，是热病之理，乃疏泄太过、收敛不及、中气已虚，故仲景有汗下之戒。天人之气，动静均不可或偏，动则疏泄、静则收敛，动静相养，是为平人。不当疏泄而疏泄、与当疏泄而太过，中气未有不虚者。叔和因将冬伤于寒之“寒”字误解为外来风寒之寒，又将“寒”字认为有毒而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心中已有速下藏毒之成见，故明知《内经》热病汗泄本是剌法，只好将“泄”字改为“下”字引入伤寒序例。试思剌法之“泄”与汤药之“下”，轻重是何等程度。后人治热病必湏治误多人，经验有得，然后知大黄、枳实不可轻用，否则皆为叔和所误，动辄寒下，可痛也。伤寒本无内热，温病则天时人事，皆木火偏胜，所以恶寒少、发热多，仲景言温病不恶寒者，乃言其少也，不然仲景伤寒论，于荣卫言之甚详，外感必由荣卫病起，卫郁恶寒，荣郁发热，伤寒温病共有之证，岂不自相背驰乎？夫温病之有内热，此内热由何而来，关系极大，此内热即阳根也，阳根生于下焦，冬时阳根藏一分，即春夏内热少一分，见春夏内热多一分，即知下焦阳根少一分，阳根既少，下之则阳根尽脱，阴上消亡，所以温病戒下也。温病谵语，并非下证，金水不能收藏，阳根不固，木火熏心之故，如热甚灼金，阳明上燥，内有燥屎五六日不大便，乃可下之。然下之之法，胃以生津之药，重服以滋阴液，燥屎自下，人亦不伤，或用仲景猪胆汁方，取猪胆汁灌入肛门，大便亦能自下。盖人身之气，由内而外者，有鼓动之力；由外而内者，有吸收之力，猪胆汁灌入肛门，经吸收之力，下焦燥热，皆得滋润，不伤中气，最为稳当。如已经下过，精血干枯，不能大便至八九日者，可单服当归活血，大便亦能自下。此次征稿皆惑于叔和之说，失内经之旨，犯仲景之戒，以详言之。温病汗法，敛疏泄养中气，生津液，汗自出，不可以发汗药发汗，燥药伤津液，寒药伤中气，此仲景戒汗下之旨也。疫者家家都病，势急而险，死人甚多，问题已明言系现在温病，自不必扯到并非现在之疫上去说，现在温病初起，无不恶寒也。
伤寒之病，阳明为多，伤寒之治，阳明为要，治之得失，生死系焉。故惟能治阳明者，使其病即愈于阳明而不更传变，活人亦为最易。盖以此时之阳明，只见邪陷之阳明，尚非土败之阳明也。乃自号为古今无双之大医黄坤载，反以陷裹实邪，认作阳虚之土败，则其于内经所谓气盛热壮之阳明。仲景所谓土为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阳明，直是不曾识得，遂于天下最多之病，罔知所措，于何见之？见之于所为阳明病解，而其于葛根岑连一症，则尤大失仲景之意者也。《伤寒论》“太阳病桂枝症，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岑连汤主之。”黄氏于《伤寒悬解》解之曰桂枝症，医反下之败其中气，表阳乘虚内陷，虽内有四逆症，外有桂枝症，而热在胸膈，二方俱不能受，宜葛根逹阳明之郁。岑连清君相之火，然后中下之寒徐可议温；又于《伤寒说意》为之说曰，桂枝症医反下之，败其中气，以致下后里空，里宜四逆，表宜桂枝，而膈热雍阻二方难用，宜葛岑连逹胃郁而清上热，然后议温未脱，岂知仲景之意不尔也，此条之下利，不如是讲也。仲景此条，盖谓太阳病，一经误下，遂将太阳表症，陷入阳明，即为阳明里症。所陷者，实热也，即阳邪也，是当专以岑连直清阳明之里，然其脉促，其症喘而汗出，则不全是阳明之里，而尚有阳明之表，故一面清之以岑连，即一面达之以葛根，条首之必冠以太阳者，明乎此时之病，已从太阳入阳明，不得仍从太阳治，所以不复为桂枝症，而为葛根症。所以不复用，有桂麻之葛根汤，而用有岑连之葛根汤，本经葛根能起险气，此既为脉促喘汗之利，则阳盛而阴伤矣，阳过盛阴必达，且将继以白虎清气适与脉迟蜷卧之利，当以四逆回阳者相反，脉促宜清，则脉促之利即宜清，喘汗宜清，则喘汗之利亦宜清。内外本属一贯，虚实绝无两歧，黄氏意中只有当用四逆温之之利，曾未识阳邪成实，陷入阳明，尚有宜用葛岑连兼表逆清之利，所以一则曰议温再则曰议温，其意直欲便用姜附，而又无奈仲景之岑连叠用正字而字多所转折，接用宜字一落千丈，不得不姑就原方顺文强解。夫利之为病，虚寒则竟宜温，实热则竟宜清，岂有本当用温暂且用清，暂且用清络当用温之理？乃《悬解》于阳明七章之首，自言太阳病，将入阳明腑用葛根矣，而见以此分作太阴脏，于说意第七条亦同。然则仲景此条究竟是阳明乎、是太阴乎、是腑症乎、是脏症乎？乃忽曰脾阴虚，忽曰胃气逆，脾脏也，胃腑也，一阴一阳，一虚一实之分也，虚实温清相反如是。伊乃胸中全未了澈，故忽而温、忽而浴清，手下全无把握，黄氏之谬难以悉举，是以前清四库不收其书，丹波氏详评其书曰：黄书僻谬，殊少可贩，见聿条堂医书；陆九芝大发议论，词而辟之，见《世补斋医书》，即此数者观之亦可见黄芪之价值矣。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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