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原创】唐太宗“纵囚”事件的人道意义浅析－用心沟通 －用心沟通 诚心欢迎－强国博客－人...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唐太宗名言：“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自古皆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充分说明了他对君臣、君民关系，以及以史为鉴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这一切也值得我们很好反思。

    翻开历史，不难看出，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共历经21位皇帝（含武则天），共289年。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一直让后人津津乐道。唐朝还是中国古代一个美丽的朝代，不仅因为它疆域广大，繁荣昌盛，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唐朝人的精神风貌，不杞人忧天，诚信可爱。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这说的是，贞观六年十二月，唐太宗在循制亲自审阅部分死刑犯的卷宗时，想到年关已近，该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了，而眼前这些人，一人在囚，多家号散，不禁悲天悯人，决定“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一时，全国三百九十名死囚犯“喜从天降”，全都得以回家过年。然这些死囚第二年却“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使得唐太宗龙颜大颜，“皆赦之”，不仅回家过了个欢喜年，还捡回了一条宝贵命。

    对于这一事件，后世褒贬不一，反对者以欧阳修和王夫之最著。欧阳修专门作了一篇《纵囚论》，认为唐太宗是沽名钓誉，于理于法，皆不可取，而且事实真相值得怀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则说，是时天下无逋逃之薮，让他们回家过个年，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文治武功盖世的康熙皇帝，倒是十分服膺，认为自己最不能与唐太宗相比的，就是纵囚这一条了。看来英雄所见略同。要知道，敢不敢于纵囚尤其是死囚犯回家过年，其背后最关键的一条是执法是否公正，以及执法者的人格魅力。试想，若犯人有冤屈，他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潜逃不归的，甚至于趁机报复----逃得一天赚一天，报复一个赚一个；一天都逃不掉，死也心甘了。

    此事在笔者看来，很有些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必要。尽管有学者指出，“纵囚”并非始于唐太宗，而是先后在后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正史和笔记中出现过，据记载，历朝历代官吏、皇帝纵囚之事共二十余条，其中皇帝纵囚的，还有元世祖忽必烈等。今天，我们姑且不论其他，仅就唐太宗“纵囚”一事之影响做些粗浅探讨。

    其一，“纵囚”背后的人道源于拥有法律的良好保障。

    一是《唐律》不严不厉，疏而不漏，得古今之中平，尽去前朝酷刑。以今天的眼光看，《唐律》属于良法之治。治理国家没有法律不行，但国家的立法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也就是管仲说的“民欲立则立之，民欲否则去之”。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达到一种“令须民心”的效果。《唐律》在制定时就本着法务宽简，宽仁慎刑的精神进行。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务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从轻，基于“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理念(《刑法》)。他还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资治通鉴·唐纪十》)。凡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贞观政要·赦令》)，切忌草率从事。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

    故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行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这样一来，法律规定的对死刑一再从轻，甚至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的做法，比从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此外还制定了\"议、请、减、赎、当、免\"的制度(见《旧唐书·刑法志》)，又为减少死囚的求生之路开了一个口子。从立法上看凡是被判处死刑的都是非杀不可之人。

    二是在死刑适用上遵守严格的程序。唐太宗认为，死刑至重，事关人命，须格外重视，所以对死刑犯要实行三覆奏，向皇帝报告三次，目的是对死刑的实行与否能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是否实行死刑。因为唐太宗清楚地认识到，对人犯实行死刑并不是统治者的胜利，而是统治者在治理国家，德化社会过程中的一种无奈。然而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不能体悟圣意，其间必有冤枉者。实行三覆奏，把死刑核准权收归皇上一人，能有效地减少死刑，枉绝冤枉。死刑只能适用那些依法非杀不可，并且没有可矜情节的囚犯。同时唐太宗规定实行死刑之日，尚食不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沉缅于情感这中，不能进行理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后来，唐太宗觉得三覆奏还不够，特别是在错杀张蕴古之后，规定了五复奏并且前三次和后两次复奏之间必须有时间间隔，不能在须臾之间完成。这样经过三复奏和五覆奏程序杀掉的囚犯基本上都是该杀的，所以囚犯在被判处死刑之后，觉得自己也是罪无可赦，并且在程序上受到公正的对待，诉讼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所以他们能够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第二年秋天来京受刑。

    其二，“纵囚”背后的人道充分体现明君的爱民之心。

    唐太宗对囚犯进行的终极人文关怀，并不是每个君主帝王都能够做到的。它既需要以博大的胸襟与人格魅力，来体现帝王对庶民的关怀爱护；又需要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来表现统治阶层实行仁政的战略行为。在唐太宗看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既使是应死之人，其悲苦状也是令人同情的。死囚或许有白发父母在堂，或许有娇妻幼儿令他牵挂，那么在其临死之前，让其回家告慰一下父母，抚慰一番妻子，对父母尽一年孝道，对妻对子尽一年夫道父道，亦是上合天道，下合人情的。一年之内，死囚们已做了他们该做的，说了他们该说的话，在临死之前能享受一番亲情，让他们去死，他们会觉得尘世已无令他们牵挂之事、之人、之情，他们去死也是含笑而死。如果说他们还欠了什么，那么欠的只是对皇帝天大人情，所以皇帝令他们第二年秋天来受死。尽管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亡匿者。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所以死囚的诚信并非是无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报唐太宗。死囚无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来的，他们如期而归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纵囚”背后的人道再次证明诚信的价值意义。

    何为诚信？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简单地说，诚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交友之基、为政之法、经商之魂、心灵良药。因此，我们讲诚信，并不是口头说说，更多的是需要在实践中落实。就一般意义说，诚信是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之事。毕竟，真而不诚、诚而难信是人的一种劣根性，尤其是那些重利轻义者，往往以利益确定诚信，以自私和贪婪玩弄诚信，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唐太宗历来被称为有道明君，从他勇于“纵囚”一事，我们不仅被唐太宗的气度折服，更感叹死囚的诚信。难能可贵的是，唐朝在对待死囚时的人情味和信任度。死囚临死前，可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回家告慰父母，抚慰妻儿，享受亲情，这在现今也是令人惊叹和难以实现的。明知回家再返回便上人间地府两重天，可依然无人逃跑，这与死囚的诚信如斯不无关系，更与与唐朝当时的法律和统治者的诚信不无关系。

    曾有朋友在点评“纵囚”事件时指出，“不论前人或褒或贬得是否恰当，但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英主这个事实无法否认，死囚与诚信的可能精神也不可否认，不论哪个朝代，信用总是不可失范的，人也不可不守信，否则价值便会贬值，人心也将不再那么美丽”。笔者深以为然，很是赞同，颇为欣赏。

    唐太宗的宽容与死囚的诚信在今天看来仍有其价值，特别是在今天诸多领域存在着信用失范、人难守信的现象，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诚信”价值。倘若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活中，缺乏诚信的环境、诚信的理念、诚信的行为，致使人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步步设防，岂不活得太累、过得太苦？古人早就说过“人无信不立”。看来在对待“诚信”的态度上，在以人为本的实践中，我们不妨学习一下古人、借鉴一下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