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源流（一）

著述《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最起码改变了西方人中国无哲学的观念。但对于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著述孔子的论语最早的结论，以及关于中国哲学史上很多的方面的论述，我认为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说《老子》的成书年代。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在第八章有专门的论述说《老子》不能早于《论语》。其论述根据很简单：1.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2.老子的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3.《老子》之文为简明的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代的作品。（见《中国哲学史》P89页）。这样的论述如果换成是现代大学的论文必定会被导师评定为不合格。但是以前资讯不发达，而且冯友兰又是所谓的大师，因此其不精确没有西甲考究的结论就被广为引用，甚至给当做大学的教材，将错误的观念流传，产生流毒，使得众多的年轻学生以为《论语》就是中国最早私人论著。错误的将学术论著断代，当然就难以理清中国哲学的源头。
关于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的结论，我个人认为非常的武断不科学。一个“私人论著”就使得结论看似没有毛病。但在春秋以前因为文字载体的缺乏书写困难，因此难见大部头的论著本来并不稀奇。况且，古代的民风注重群体，不重个人，因此所有的成果没必要注明是某个人的发明。将孔子之前无“私人论著”当做理由甚为勉强。更何况在孔子《论语》之前就有六艺，这些六艺本来就是孔子教授学生的教材，算不算论著？只是勉强符合不是“私人论著”的结论。但将之来作为确定《老子》著作年代的根据则非常的不科学。
第二，将《老子》不是问答体来确定《老子》著作时间晚于《论语》则很荒唐。易经、诗经等，不就是非问答体吗？难道这些论著也晚于《论语》？因此从问答体角度来判定《老子》著作年代也是非常的不科学。
第三，冯友兰认为老子为简明的经体，是战国之后的作品。这也难以成立。因为易经不是经体吗？易经不简明吗？以此来论断《老子》年代也纯属臆断。
恰恰是因为简明才说明《老子》的成书年代要早于《论语》。因为在书写不方便的年代，为了传播知识就必须简明，论著不简明则无法传播到远处。易经就是明显的例子。
再看《老子》的句式是明显为了方便书写，减少书写难度而进行适当的省略减缩。老子句式有很多省略的地方，必须联系前后文活前后句才可以明白，不是省略主语就是省略谓语，只要不让读者产生误解，老子文章都实行省略。这正符合了古代记载不方便的特点。还有老子一文使用了很多的倒装句式，也就是将谓语提前省略主语。这是所有文明发展前期的文学特征，看现在刚开始演化的不成熟的英文就存在着众多这样的文法习惯。
而老子晚于《孟子》的结论更加的荒唐，孟子去世后没几年韩非子出生，韩非子专门写文章为君王解说《老子》最著名的是解老篇和喻老篇。也就是说在战国的晚期就有很多人看不明白老子文章的含义，需要讲解。这不就正好说明《老子》的成书年代早，到了后来需要特别的额讲解，才能情却理解。如果《老子》晚于《孟子》成书，那么就应该是与韩非子年代相近的时间写成，那么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讲解。而庄子与孟子同年代，庄子的论著里多次出现引用道德经文句，这足以说明老子在庄子以前就已存在。
《老子》第三十六章中的“歙”是古老的，到了汉代就已经出现误解，说明《老子》的成熟年代早。
而在同一章节中，冯友兰还用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说明《老子》的成书年代晚。其根据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道家兼合百家之长来说明道家学说是后来的著作。其论断缺乏逻辑，为什么有众家的优点就必须在众家学说之后产生？那《易经》兼合众门学科的长处，现在的基因密码六十四个与六十四卦暗合，那照冯友兰的理论，易经是现代的著作？这岂不成为笑话。
当然冯友兰成为大师必定有其强项，我们不是为了杨明和他争辩什么，而是为了肃清流毒，避免错误观念流传。一个《老子》著作年代在《论语》、《孟子》之后就足以让很多的年轻人产生错误的观念。更遑论讨论哲学的起源。因此建议教育部尽快将《中国哲学史》撤离大学教材，这样的书只能当参考书看。
下面再论中国哲学的源流（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