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即权力的制衡与约束。
在西方民主国家，通常是“
三权分立”（
立法，
司法，
执法）。
在
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
上议院、
下议院等制度。
权力制约的途径
权力制约的途径是影响、支配、控制他人的能力，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取得只有两种形式，要么是授予，要么是攫取，授予的权力是合法的权力，攫取的权力是非法的权力。
要制约权力，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就是分权，包括纵向分权（中央和地方分权）和横向分权（政府部门内部分权，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以及权力的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力必须为权利服务，而不能反过来侵犯权利。
要制约权力，就必须通过立宪的方式，把上述体制固定下来，使行使权力的人也不能更改，并保证司法的完全独立，同时给予人民多方面的渠道提出自己的诉求，保护自己的利益。
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它既包括
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之所以是
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决定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尽管导致近代宪法产生的根本原因是
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发展，但从政治的层面而言，则是国家权力所有者的转换。也就是说当国家权力从过去由少数人所有转变为至少在形式上由多数人所有；亦即人民主权出现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相互分离。为了保障国家权力所有者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使这种保障机制具有足够的权威，确认权利制约权力的国家根本法也就应运而生。就宪法的基本内容来说，不仅保障公民权利始终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且对国家权力不同部分之间的制约机制也有明确规定。在
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分权原则；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监督原则。
分权原则
分权原则亦称分权、制衡原则。分权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几部分，分别由几个国家机关独立行使；制衡则是指这几个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保持一种互相牵制和互相平衡的关系。分权原则是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根据近代分权思想确立的。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方案。1787年美国宪法就按照典型的分权、制衡原则，确立了国家的政权体制。法国《人权宣言》则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受美、法等国的影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权原则。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实践看，分权原则对于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
美国总统
尼克松被迫辞职，虽然是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相互倾轧的结果，但分权原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环节。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权、制衡原则也正在日益发生转变。
监督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原则是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所首创的。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恩格斯也指出：公社一开始就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不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巴黎公社所首创的这一原则，被后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奉为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并在各国宪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
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等等。尽管如此，但由于监督观念，特别是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还有待加强，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权力制约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美国的“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制度是指把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政府、法院独立行使并相互制衡的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是根据近代分权学说建立起来的，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派别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适应于欺骗人民和对付外国斗争的需要。这种制度的弱点是使国家的力量难以完全集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在互相牵制中抵消，缺乏效率。
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立法权由国会掌握，行政权归于总统，司法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三权之间相互制约，
国会可以以弹劾等诸多形式限制
总统，总统可以以“搁置否决权”等形式限制国会的权力，而
联邦最高法院则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的形式限制国会的立法权和总统的行政权，此外，总统对司法权也有制约，表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人事任命在一定程度上受总统控制.
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他还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说明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指明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可通过相互的反对权相互钳制，立法机关的两部分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而行政权亦受立法权的约束，彼此协调前进。
孟氏的分权理论与洛克的分权理论相比有重大的发展，孟氏的三权划分比洛克更明确，且比较合理，更重要的是，孟氏不仅说明分权，而且进一步说明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解决，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鼓舞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且对未来国家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提供了参考模式。
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三权分立的方法和手段确实起到了制约权力、防止专制的目的。如美国两百多年以来，分权、制衡、总统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思想，一直指导着美国的政治生活，保持了美国政治的长期稳定。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民主集中制”以及“ 议行合一”制度来保证权力的纯洁性和人民性，但对如何防止某些人或某些机关打着人民的旗号滥用权力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由于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与国家权力抗衡，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三权分立的合理内核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国家机关内部的互相制约，使之更好地协调配合，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其他国家的分权体系 从实践上看，我国也存在着立法（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职能的区分，机构的分离，权力的分工，以及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通过行政诉讼纠正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等权力制约关系。但总体上看我国对国家权力比较重视分工（机构的分离和职权的划分），而缺少对权力的制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似乎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净化权力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对权力约束基本上是以自律为主的。但任何权力缺乏制约和规范都会自我膨胀，并趋于腐败，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例外。因此，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从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看，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位高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因为人大从性质上讲是一个全权性的机关，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实际上，人大不可能代表人民行使全部的国家权力，而只能行使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决定权等一些重要的权力。长期以来，由于党政不分、代表素质低下等原因，人大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实际并未树立起应有的权威。但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人大地位的提高，将来人大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时，这种“全权性机关”的性质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其不受任何制约，尤其是人大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本身就有行政化的倾向，如仅受每年会期不超过20天的人大的监督，权力更会膨胀，这种情况一旦成为现实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绝非福音。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核审查制，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填补我国目前实际存在的违宪审查制度中的权力真空；二是对人大尤其是人大常委会权力滥用的防范。目前，我国行政机关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另一方面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深入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使司法机关能配合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制约；同时，应配合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尽快制定完善的司法人员资格法，让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检察官，并对司法人员的枉法行为以重惩，建立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度，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