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那年，家里增加了四个人，使原本只有四个人的家庭，人口总数瞬间翻番。
父亲跟村里承包了15亩水域养鱼，鱼价好，生活不是问题。只是，原先的兄弟俩一放学就得拼命地四处割草、捡粪喂鱼。稍不留神，父亲的大头皮鞋就会踢到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让我莫名其妙地趴下。弟弟从没体验过来自父亲的这种“优待”，多年后提起，他说：“要是我，早就……”但挥舞的棍棒和拳打脚踢也无法轻易降低我内心深处庆幸有了“娘”，还凭空添了三个弟妹的喜悦之情。高兴归高兴，好心情最终还是变成掉在地上的瓷器，哗一声摔得四分五裂。在父亲日胜一日的打骂声中，我一天天从一个优等生变成差生，并成为班里少数几个留级生之一。
留级给父亲带来更大的理由和信心，他公然多次对我下“驱逐令”。那天，他咬着牙齿气焰嚣张地吼道：“晚上回来再见你，我就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吃你的肉！赶快给我滚出这个家！”然后与打扮妖艳的后娘一道，手挽着手说说笑笑地逛街去了，留下16岁的我，想象着被剥皮烹肉那“宰菜牛”般的惨况，害怕和伤心到了极点。
不同辈分的亲友们都说，要不是长得跟爹一个模子，大家都以为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不是父母的亲骨肉。
这时，对我关怀备至的奶奶已一天天衰老，不但无力庇护我，她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难以自保。平常被随意唾骂也就算了，有一次，为了护我，还活生生被父亲一棒撂倒。我知道，在某些方面，父亲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连奶奶都悲愤欲绝地说：“你还小，远远地走吧！离开这个逆子，不要再回来！”
危难之时，我自然想到最要好的同学大军。因为爱看他父母给他订阅的《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我们一直走得很近。找到他，说明情况，我俩立即借了一辆木制的手推车，把一套行李和一纸箱书送到学校。从此，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住校生”。可是，到几十公里外的公路上做了一个多月的小工挣到手的79块钱，交过学杂费，买过学习用品，已买不了多少饭票。没几天，我就丧失了吃饭的资本。
这天放学，我难过地对大军说：“饭票没了，没饭吃了。”
“走，到我家吃去！爸爸妈妈会欢迎你的。”
“不好吧？”嘴上说着，脚却不由自主地跟他走了。毕竟，人饿了就得吃饭，揣起尊严，这是无奈中明智的选择。
大军一家是回族，性格坚韧开朗，父母在当时较为吃香的粮食部门工作。马阿大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当过兵，只是生活的辛劳过早地让白发爬上了他黑里透红的额头；马大妈个头不高，留着齐耳的短发，肤色白净，贤惠仁慈，精明能干，是城区粮管所副所长。单位不错，又是双职工，按理生活该十分富裕，可到了职工宿舍，从那些陈旧的摆设和简单的家具就可以看出，一家人的生活是温馨而又简朴的。二老膝下有三个儿女，大军是老大；老二是个女孩，多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老三是小军，正在完小就读。供着两个孩子读书，工作之余还要护理女儿，给她打针吃药喂饭翻身擦背……生活的重负可想而知。
大军在饭桌上向父母说明我的来意，一家人对我这个汉族孩子的遭遇十分同情，并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第一句话，大妈就非常慷慨：“不怕！以后放学你就跟大军一起回来。同亲儿女一样，我们不会偏待你！”又说：“你瞧学习上、生活上缺少什么，就跟我们说。”
阿大也接着说：“男子汉，一生中要经历许多磨难才会取得成功。不用怕，好好读书！”
慈爱暖心的话语，让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家庭之外的亲人。
就这样，我每天到大军家吃饭，常常跟大军在一张床上打滚。许是长期打骂的结果，我当时胆子非常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门，还经常尿床。每次，大妈都会骂大军夜里不陪我起夜。我说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尿，不能怪他。大妈就笑了，把床单扯去洗，把棉絮拿去晒。
那时，大妈常说阿大每天要背一两百斤重一袋的麻包上下车，工作苦，而几个孩子都在学知识、长身体的年纪，就是一分钱不存，也要尽力把伙食办好。于是，饭量惊人的我，每天都能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一桌，痛痛快快地享受大妈做的荤素配搭、鲜美可口的菜饭。而我所能做的，仅只是在饭后帮着大妈收拾一下饭桌、扫扫地，或到井里拎两桶水。总之，我那时的心情是复杂而愧疚的，好在二老都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女，没有丝毫的责备。
一次，班里要交什么钱我已记不起来，反正数目不小，大妈便逗大军说钱只够交一个人的。大军急了：“妈妈说话不算话，舌头跟牙齿打架！”见大军一副着急的样子，大妈拿出两份钱分别塞进我们手中，笑着说：“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两个都是妈妈心里的宝！”那份慈爱与亲近，令我不禁涌出幸福而感激的泪水。
周末，我偶尔也会帮着大妈侍弄仅有的两小块菜地，那样的日子甜蜜而开心。我和大军兄弟俩还在地边搂着照过一张相，几十年过去，这张只有两寸的黑白照片还完整地保存在影集里。每次翻看，总会浮想联翩，温馨荡漾。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一天，父亲竟拎着一根捆畜生用的白麻绳到大妈家质问二老：“你们凭什么收养我的儿子？我又没有死……谁敢收留我的儿子我就跟谁没完！”一副唯我独尊、玩世不恭、欺行霸市的嘴脸。不过，大妈从没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事，我是多年后从知情者口中获知的。依稀记得，有天放学回来，大妈笑着问：“华荫，如果你爹打我们，你会帮哪个？”听大妈这么说，我心里非常难过，也非常害怕。我想，肯定是父亲放过什么话来，于是斩钉截铁、满怀仇恨地说：“我绝不帮他！”想必，大妈那时的心情十分沉重。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孩子，一边是蛮不讲理的汉子，二者又是父子关系，两者之间实在难以权衡。不过，大妈一家对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怀、关心、爱护……
秋后的一天，大妈突然在饭桌上问我：“想不想去当兵？”原来，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有了离开家庭独立锻炼的机会，而且又是光荣参军，我当然高兴。本来，在校学生是没有资格报名的，鉴于我家庭的特殊情况，加之大妈领着我多方说情疏通关系，最后，不但村上给了证明，武装部门也同意我参加体检了。那些日子，每天吃过晚饭，大妈就拉着我的手走遍她所能说得上话的人家。每到一家，都少不了花几块钱，买点水果、糕点什么的两三样小礼物拎着。幸亏我的身体争气，体检结果为甲等，可甲等身体的应征者全县有70多个，兵源只需50人。最终接到入伍通知书，这完全得益于大妈为我奔走呼号所带来的社会同情。记得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曾对大妈说：“只要他的身体条件合格，我们第一个就送他！”
临行，大妈让我回家给父亲报个信。她说：“无论如何，血脉相连，父亲做得不对的地方，要体谅他。”就这样，大妈默默地用博大无私的母爱，关爱一个被家庭遗弃的异族孩子，并千方百计为这个孩子寻求一条出路。当孩子有了出路的时候，她又叫孩子不要忘根，学会感恩。
从部队退役后，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干进入公安队伍，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警服，但除了到外地出差，过年和中秋我大多都要往大妈家里赶。在自小就失去母爱的我的心中，大妈就是妈。成家以后，依然如此。虽然，每个节前大妈都不会主动邀请我们回去，但去了，二老会万分高兴，仿佛到来的也是自己十月怀胎的儿子。
20多年了，每次见面，大妈还会叮嘱我一定要多回去看看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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