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长荣临床经验 俞宜年等整理
一、系统研究伤寒原著强调学习诊治大法俞氏治伤寒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熟读精读而登仲景之堂，旁参剖析而入仲景之室。至于融会贯通则靠不断的临床实践。唯物辩证法是学习指导的指南针，诊治大法是学习研究的重心，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是学习应用的一贯要求。”其成就主要表现为：
（一）善于学习，探骊得珠俞氏学习本论，主要采取直读、横读、综合读三种方法。这是由浅入深，由初学到独立思考而至进行探讨研究的三个步骤。
直读即按原条文顺序读，要求理解条文，清理条文。理解条文是指对每条条文从词、句到文法、文义以及条文要旨等都要理解；清理条文则是在细心研读的前提下，参阅各家校勘意见，弄清条文文字有否错简、缺漏、衍文，并分析条文有否临证指导意义。读完一遍，再将该篇条文分为若干段，理解段落大意，这样对本论就有个较系统的印象。
横读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前后对比，即类似条文之间的前后对比。因本论条文中，省文、举宾略主的很多，也有错简、脱漏、衍文的，须前后对比，才能理解深透。此外，还有类证对比与类方对比。
综合读，一是读与伤寒学有关的经典著作，上溯《内经》，旁通《金匮》，下及温病专著，将本论的辨证施治法则及方药与之联系对比，从而悟出仲景在承先启后方面有哪些贡献，哪些突破，哪些不足。二是读伤寒学派专著，重点是成无己、张隐庵、柯韵伯、徐大椿、方有执、喻嘉言、陈修园、尤在泾、丹波元简等名家注本，以及近现代有关本论研究的专论专著，从而领会前人治伤寒学的思路、方法和学术特点，了解《伤寒论》历代研究概况以及当代的研究进展动向。此外，还应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以“取彼之长，补我之短”。
（二）重视实践，纠偏补缺《伤寒论》因流传年代久远，原本散佚，累经翻刻传抄，各种版本条文多有互异。同时，由于历代注家因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各有特长，对条文理解也互有出入。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有部分校勘不够完善，有些注解因循衍饰，甚至错误曲解。而对于某些较重大的实质性问题，历代注家虽有争议，但无定论，有的则采取婉转回避态度，使后学者无所适从。
俞氏为《伤寒论》纠偏补缺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纠补原则是：尊重原著，运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观点，证于临床事实。既要经过缜密考证，又要摆脱旧观念，因而能够提出许多独特的见解。主要的有如下几方面。
１对条文校勘：在运用校勘学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侧重本校和理校。本校即尊重原著精神，理校则根据临床事实。如第１７６条：“伤寒脉浮滑，此为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条文序码据《新辑宋本伤寒论》，重庆市中医学会编注，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同）。据临床所见，表热里寒不能用白虎汤。从本条方后林亿原注：“此云脉浮滑，表有热，里有寒者，必表里字差矣。”再对照第３５０条“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可知本条“表有热里有寒”系“表有寒里有热”之误。又如，第１４１条末句“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三物小陷胸汤属寒凉剂，治寒实结胸，与临床实践不合。据本条文后原注“一云与三物小白散。”再旁校《玉函经》、《千金翼方》均作“与三物小白散”，可知本条有衍文，宜作“与三物小白散。”
２对条文注解：是从临床实践出发，不随便附会注家旧说。如第１５条：“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此条“其气上冲”各家注解都很含糊，一般多说是“气逆”。若是气逆，已属桂枝汤变证，再与桂枝汤与临床实际不甚切合。他认为，本条的“气”是指病气（病邪）。其气上冲，意旨病邪仍有向上、向表趋势；也就是说，太阳表证仍在，可再用桂枝汤。这样解释既切合临床实际，也与本论桂枝证汗下后表未解，桂枝证仍在者仍可与桂枝汤的经旨相符。又如第１０１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其中“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历代注家见解各殊。他认为，此条是承接前几条而来，特别是与第９６条关系密切（实际是９６条的补充）。第９６条指出伤寒、中风五六日邪入少阳，可能出现的柴胡证四大证。这条补充交代，四大证不一定同时出现，只要见到其中主证之一便是。但不可忽略“伤寒中风”这个前提。伤寒中风此处指少阳病，就是说病入少阳，邪在半表半里时，有柴胡证四大证之一者，可以用小柴胡汤。如果避开了少阳病这一前提，单纯在“但见一证便是”上推敲，就脱离了临床实际。再如“少阴病三急下”三条（第３２０～３２２条）以往注家多认为是少阴复传阳明，俞氏则认为是阳明腑证，与少阴病无关。他说：条文冠“少阴病”三字是提示病人有脉微细、但欲寐现象。
阳明腑实出现异于寻常的脉证，临床所见并非偶然。由于燥屎内结，气机被遏，气滞血亦滞，血行不畅，故脉沉细；胃中燥实，浊火上蒸，蒙蔽神明，故呈嗜睡状态。这是阳明实证而现少阴假象，即所谓“大实有羸状”，故宜大承气急下。这种解释得到中医界众多同行的赞许。如果没有丰富的临证实践经验，不可能下此明确断语。
３关于伤寒的涵义：伤寒有广义、狭义之分，这是众所公认的。但广义的伤寒究竟是什么病，历代医家观点不同，尚乏定论。《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肘后备急方·卷二》说：“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可见在汉晋以前，医家仅认识到伤寒属热病之类，有一定传染性或流行性，而病名概念往往与温病、时行、瘟疫含混。近代医家有认为伤寒包括多种热性传染病（或多种热性流行病），俞氏早期也持这种观点，后经进一步复习有关文献，从赵刻本和成注本中的“伤寒例”得到启发，并联系临床实际，认为以前所下定义不够确切。因为伤寒毕竟是伤于风寒之邪，病性原属寒。初起病在太阳，用麻、桂等辛温发表药，若说热性病是不适合的（温病才算属热性病）。又从临证所见，许多传染性、流行性疾病在发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所出现的证候虽确与伤寒相类似，但本论所称的伤寒病并不一定都具传染性或流行性。所以，他修改了以前的观点，认为伤寒是指因外感风寒而致的多种发热疾病（发热仅是一种症状，可发生于多种原因，其性可阴可阳、可虚可实，故说发热疾病可以，不能说热性病）。发病多在秋后及初春气候寒冷季节，但夏秋气候反常时亦可发生；病情多急重，变化较大，与一般伤风感冒不同。它可能包括现代医学所称的流感和呼吸、消化、泌尿、神经等系统的急性感染疾患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病变过程，以及某些败血症或急性循环功能衰竭。
４关于六经涵义：《伤寒论》六经涵义是个老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看法。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俞氏作了大量的纠偏考证。首先，从古代文献特别是《内经》中归纳分析了六经的多种含义，指出六经同病而异义的甚多。不同的书各有所指；作为各种不同的病证或病证的分类法，又有其不同涵义。《伤寒论》虽援引《内经》六经之名，但内涵已经改变。本论无“六经”一词。
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只称“病”，不称“经”。仲景把伤寒临床所出现的证候，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归纳为六个病（证），每个病都有它独具的某些症状和体征，创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后人在继承和不断实践中，肯定了这一辨证论治体系的实用价值，从而把它概括称为“六经辨证”，作为多种外感发热疾病的辨证纲领。
５关于厥阴病篇：厥阴病篇条文不好理解，这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由于条文不好理解，因而对厥阴病的定义、性质、治法等就有这样那样的看法，甚至对是否有厥阴病的存在，也有人怀疑，因而有“千古疑案”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对厥阴病篇条文的再探讨》一文（发表于《湖北中医杂志》１９８４年４期），全面、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文首先分析了厥阴病篇条文不好理解的几个原因，继而指出厥阴病的四个辨证要点。认为辨证要点只有在掌握本篇辨证论治精神，根据伤寒病传变特点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厥阴病可能出现的证候，才能得到解决。根据所定的辨证指征，他对厥阴病篇原条文共５６条进行分析，并加理顺，分为三大类：①厥阴病；②厥阴病变证共计２７条；③不是厥阴病而是厥阴类似证（主要的是厥证、下利和呕哕）计２９条。关于厥阴病的定义、性质、治法，作了如下结论：厥阴病是伤寒末期可能出现的危重综合证候，是少阴病（寒化或热化）的进一步发展。病性属阴、属虚、属寒或热（视少阴寒化热化而定），病位在里，涉及肾、肝、心及心包。由于它是伤寒病的末期，故其转归有好转与死亡两途；由于它的病情的特殊性和病位、病性的动摇性，故又有阴阳胜复、寒热错杂和变证的出现。
正因本病复杂多变，故厥阴病篇提不出纲领性条文。其治法，厥阴寒化仍以回阳救逆为主，用四逆汤类；厥阴热化，论中语焉不详。至于阴阳胜复、寒热错杂和变证，因动摇性大，只能按“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大法处理，没有主方。
以上对厥阴病篇的分析和条文整理意见，突破了千百年来“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陈规。
“一石击起千层浪”，对伤寒学的研究无疑将起到推动作用。
（三）归纳分析，阐明要旨俞氏善于运用归纳分析方法来阐明本论要旨。
１六经归类：本论原就是按六经归类，但有的条理尚嫌不清，他将三阳病分经证、腑证，少阴病分寒化、热化，在前人基础上，进行较全面的调整，使条理更为明晰。①根据六经病的性质、病位，并归纳了它们的主证、主方，把六经提纲（定义）作了明确规定。如少阳病提纲原条文为“口苦、咽干、目眩”，增加了“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少阴病提纲原条文为“脉微细，但欲寐”，增加了无热恶寒，下利，手足逆冷。太阳、阳明、太阴等亦皆如此。②确定了六经提纲之后，将六经病篇次作了调整，如根据六经病位及病势发展规律，把少阳篇次于太阳篇之后；综合分析了泻心汤类证和栀子豉汤类证的病性、病机、病位，把它们分别列入少阳病篇和阳明病篇，等等。
２汤方归类：这是学习徐大椿《伤寒类方》的研究方法，但更注意各汤方的主证、副证和鉴别证，在徐著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并制成图表以示之，可谓匠心独运。
３证候归类：这种研究方法前人也已做过，但按现代医学生理学系统分类归纳，进行辨证施治，尚无先例。还有诊法、治法等的归类研究，都能一目了然、明白晓畅。在归纳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通过联系、对比、判断，寻找规律，得到较为正确的结论。如对某些条文不清或有疑义处，就综合有代表性的注家意见，归纳出几个观点，再参考仲景其他著作和其他有关名著进行分析研究。由于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按证、方汇要分析，使上下条文联系对比，便于学习和应用。
４强调学习诊治大法：《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之说沿袭数百年，前辈医家除少数存疑者外，大多持默认态度，而后学者则大半不求甚解，人云亦云。俞氏一向反对此说，认为三百九十七法概念不清，逻辑不合理，不利临床应用。提醒学者“不宜一传再传，贻误后人”。为此，他写了“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质疑”，阐述他的观点，并表明他反对三百九十七法，不是否认《伤寒论》，而是为了更加维护《伤寒论》的权威性。那么，本论是否有法？他不但承认有法，而且曾经提出“伤寒论精华在于诊治大法”的论点，并主张要把本论的诊治大法渗透到中医各科中去，这种观点在中医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质疑》和《伤寒论精华在于诊治大法》均见本文“医论”部分，此处从略。
５理顺伤寒与温病的关系：自温病学理论体系形成以来，中医界对伤寒论与温病学的关系观点不一，不少人持有“寒温对立”的说法。俞氏力排众议，指出伤寒和温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都是前人在观察诊治外感热病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本论作者创证候归纳、分经辨证施治范例于前，温病学派则继承发扬、充实于后。他们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因此，学习《伤寒论》，不能排斥温病学，而学习温病学，同样不能排斥伤寒学说。他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①伤寒以六经辨证，温病以卫气营血或三焦辨证，辨证纲领虽有不同，但临床诊治思维方法是一样的，都是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把临床出现的主要症状和体征归纳为若干证，然后依证立法，依法立方。同时都承认伤寒和温病都是感受外邪所致，表里可以相传，寒热可以转化，虚实可以变移。所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说，伤寒论与温病学是沟通的。②伤寒伤于风寒，温病伤于温热，初起发病不同，但寒热能够转化。当伤寒第一卷３３４病邪入阳明时，与阳明温病证候基本相同，治疗大法并无原则上的差异。《伤寒论》许多主方，如栀豉、柴胡、白虎、承气、五苓、泻心、温中、四逆等，为温病学家所继承（从《温病条辨》一书看得最为清楚）。③温病学家继承《伤寒论》，在临证实践中，感到论中尚有不足，对许多主方进行加减化裁，如白虎汤、承气汤，就分化出许多类方，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伤寒论》太阴病记述简略，基本上只提到寒湿，后来温病学家关于温热、湿温的论述，弥补了太阴热化诊治的不足。
《伤寒论》厥阴病篇仅总结厥阴寒化的证治，对于厥阴热化阴液亏竭引动内风，仲景限于历史条件未能很好总结出治法，后世温热学家填补了这一空白。
因此，俞氏强调，伤寒学者必须兼通温病学，临证才能拓宽思路；温病学者必须兼通《伤寒论》，临证才能游刃自如。
二、潜心唯物辩证法的学习重视用哲理指导医理长期以来，俞氏坚持学习唯物辩证法，并运用于科研的临床实践之中，受到省内外中医同道的好评。已故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曾赠五言律诗一首：“瞻韩在厦门，快慰不胜言。志向高峰立，医从绝顶论；擘经徵旧学，唯物印新痕。吾辈前辈业，沧溟气可吞。”给予极大的鼓励。
（一）对《伤寒论》及其作者的评价《伤寒论》集秦汉以前医学之大成，仲景创立六经辨证法则，不仅为外感发热疾病制定了纲领性诊治大法，而且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本论被公认为承先启后的经典著作。张仲景也被推崇为医中之圣。但是，《伤寒论》并非完美无缺。分述如下：
１从《伤寒论》篇首开题（今人通称张仲景原序）中可以看出，仲景撰著此书除总结自己临床经验外，还参考了大量古代文献———勤求古训，并广为收集他人经验和民间验方———博采众方。其中，仲景临床经验（包括六经与他人经验的重复验证）是全书的精华。但是，应当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个人实践的局限性，《伤寒论》中也难免掺杂一些主观或不成熟成分。
如把三百九十七条看作“条条皆真理”是值得商榷的。
２《伤寒论》中的“伤寒”、“六经”、“阴阳”、“营卫”、“气血”等术语，都是援引《内经》、《难经》。《伤寒论》集“内”、“难”理论和仲景实践经验于一书。因而书中许多观点，有的遵循《内经》，有的则与《内经》不尽相同。例如，“阴阳”、“六经”等名词，仲景原意与《内经》就有差异。
《伤寒论》中三阳三阴病名均承《素问》，但所述病证却与《素问》大有不同。仲景总结伤寒诊治规律，实际是按证候归类，只是引用三阳三阴定立病名为纲而已。由于各自概念未曾言明，容易使读者误解。
３仲景在撰著《伤寒论》之前，对外感热病，包括当时所称的伤寒、温病、时气、温疫等曾进行过观察、研究，原试图对所有热病作系统总结。可是由于个人精力、时间以及所能收集、观察到的病例都有限，加上历史条件（如药物品种较少、有病无药）等多种原因，事实上无法做到。
因此，他既有大量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够成熟的经验（如温病方面的总结还不全面，对厥阴病的认识还不成熟），甚至还有失败的教训。正如原序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文化工具的缺乏（晋唐以前无印刷术，全赖传抄）、医学思想的保守（秘本不肯公开），以致各本《伤寒论》就有不少互异之处，给后学留下了一定困难。
俞氏认为，《伤寒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用以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一些不成熟甚至错误之处，必须应用唯物辩证法加以整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他在《试以唯物辩证观点剖析〈伤寒论〉》一文中（见本文“医论”部分）较全面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此外，他在《〈伤寒论〉各家注释校勘意见选评》（《福建中医药》１９６２年４～６期）和《试析〈伤寒论〉中的发热》（见《中医杂志》１９８１年９期）等文中，也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研究。
（二）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察病情、采取治疗措施的基本法则，是理、法、方、药有机组合的诊治体系。这一诊治体系是我们祖先在长期临证过程中，由实践到认识，在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内容。
俞氏自５０年代后期就开始应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医辨证论治，著有《中医辨证论治与唯物辩证法》一书（由福建省中医研究所印，１９６１年内部发行）。同一时期，还先后发表《论中医学术的整体观》、《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气、阴阳、营卫、津液》、《我对疾病内外因关系的认识》等文，这些文章都是对《中医辨证论治与唯物辩证法》的辅翼与补充。
１中医学术思想的唯物观。唯物主义首先承认物质（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祖国医学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认识到人体内外都是物质存在。俞氏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临床事实，阐明了气、阴阳、五行、营卫、精、神、津液、六淫、邪气、痰、瘀等的物质概念。认为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才建立了中医学术体系。如果仅把它们看作中医“术语”，没有物质基础，中医学就是唯心的了，那么辨证论治也无非是人们的主观虚构，没有临床指导价值了。所以，研究辨证论治，首先要明确唯物观这一前提。
２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观。祖国医学认为人体是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个完整统一性，一方面是机体内部的完整统一，另一方面是人与外界环境的完整统一。整体观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主要反映下列几方面：———阴阳的对立统一。调和阴阳，使之恢复相对平衡，是中医诊疗的基本特点。由于阴阳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之间有着相互资生、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因此，无论是采取抑阳救阴或抑阴救阳治法时，都要适当照顾到另一方。———脏腑相关。基于对脏腑整体观的认识，在治疗时就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根据经络与器官组织的主司、传导及表里相联等关系，采取整体疗法，如肝肾同治、肺脾同治、金水相生、治肝之病必先实脾、肃肺而通大肠、泻心火而利小便等。———天人相应。基于对“天人相应”的认识，治病时必须“合人形以法四时”，注意结合地理、气候因时因地制宜。———情志与疾病的关系。生活条件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有很大关系，因此临床上必须全面考虑问题，从各方面寻找病因，针对病因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
３中医辨证论治若干辨证规律：①内因与外因。疾病的内外因概念，历代医家见解不一。
他认为内因指正气虚，外因指六淫以及外在异常事物的刺激，可用“邪气”两字概括。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祖国医学也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说法，表明内因在发病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在治疗上强调维护正气，主要措施包括扶阳气、保津液、护胃气、调和营卫等。当然，在外邪强烈的情况下，也注意祛邪以解除外在因素。但有两个前提，一是祛邪旨在扶正，二是邪盛正虚应顾正气。②共性与个第一卷３３６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表现以及治疗方法，既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知道共性，才能掌握其规律，才有诊治理法可循；了解个性，才不致被常法机械套住。既知共性，又晓个性，认识疾病、处理疾病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比如伤寒病，由表入里、由阳传阴、由经至腑，这是一般规律；但也有不自太阳始而直中太阴、少阴的，还有自阴出阳的，这又是特殊情况。又如，发汗、利小便为治太阳病两大法门。但太阳病也有不宜发汗或利小便的；清热，泻下为治阳明病两大法门，但阳明病也有不宜下的，这些都是同中有异。温阳法中，又有温阳固表、温阳固涩等细法之别，也是同中有异。③现象与本质。临床上往往遇到疾病的表面现象并不完全与疾病本质相符，甚或症状与疾病性质完全相反；有时性质完全相反的疾病，却会呈现出若干相似的表象来。因此，他强调临床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详细诊察，精心辨证，便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辨识疾病的真假。如判别邪之在表在里、属寒属热，以证为主；判别虚实真假，以脉虚从脉、证虚从证；形气与脉象真假，以脉象为凭。疾病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有的仅是量变，有的则是从量变到质变。所以必须用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去认识和处理疾病。如从栀子豉汤证（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心中懊）到栀子厚朴汤证（心烦腹满，卧起不安），即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上焦到中焦）。由于性质已变，方药亦随之而异。④本与标。中医标本论含义广泛，就邪正双方而言，则正气为本，邪气为标；就病因与症状而言，则病因为本，见症为标；就病变次第而言，则先病为本，后病为标；就病所而言，则病在内为本，病在外为标。分清标本，便能抓住主要矛盾予以解决。临证运用标本指导治疗的先后，一般都按照“治病必求其本”的原则，治本为先。但是，由于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标本可以相移，在标病危急之时，又应以治标为要务。
俞氏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医辨证论治，提出四诊为辨证手段，八纲为辨证纲领，治疗原则的选择为论治关键，方药严谨组合为论治的具体措施。临证中以中医基本理论为基础，审证求因，审因论治。从辨证到治疗，理法方药融为一体。
中医学术理论具有唯物、辨证的成分，但不够完善。俞氏认为：①中医对物质与范畴分别不清。例如气、阴阳、五行和营卫等，有时指物质，有时又作属性、规律、动力、功能解释。②中医对脏腑的认识，有的是器官，有的仅是对它们生理功能的一种假设。同一脏腑有两种以上的解释。③中医应用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内外各种事物的互相联系、制约的关系，在医学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由于五行学说的局限性，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的不断发展，曾经是执简御繁的五行归类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出它的臆测性。④中医辨证论治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逻辑推理方法，确有其鲜明特色。但辨证的根据主要是病人主诉和医者的直观感觉，难免夹有一些主观成分。同一个病人，请几个中医会诊，常得出几种不同的结论。有的病在无证可辨的情况下，往往凭经验施治，等等。
基于以上看法，俞氏提出，要提高和发展中医，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除了具备坚实的中医基本理论和实践能力外，还要掌握有关的现代科技知识（包括现代医学）。
三、精心剖析各种治法提出气反反治新说中医治疗学内容丰富，治法名目繁多，但归纳起来，不外大法与细法两类。大法指中医通称的“八法”，细法是八法的衍绎。如汗法有峻汗、轻汗、解肌之分，下法有峻下、轻下、润下之别，补法有养阴、壮阳、益气、补血之异，等等。有的细法是大法演绎的形象化，如益火生土实际第一卷３３７是补法之温阳法，但温阳法不只限于益火生土。历代有关大法方面的研究颇多，而对细法的研究则较少见。俞氏注意到这一现象，所以着重于细法的应用研究。他的研究特点，是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并能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切中肯綮，入木三分，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一）益火生土法益火生土法古已有之，但历代医家多局限于益命门之火而生土。俞氏认为，益火生土法尚应包括益脾胃本脏腑之火。曾就这个专题撰写了《益火生土法则的认识与实践》一文（发表于《中医杂志》１９６４年１１期）。
益火生土法临床应用范围甚广，无论何种疾病凡是因脾胃虚寒所致者均可斟酌应用。俞氏认为本法较常用于吐、泻、肿、喘四证，尤以泄泻证应用机会最多。脾胃虚寒及脾肾虚寒虽然可产生各种不同病症，但其临床表现有一定的共同性，即口淡无味，清涎自涌，甚或吐水，胃中苦冷，腹胀肠鸣，大便溏泄，面色多苍白，唇舌较淡，舌苔白滑，脉沉细缓弱。脾肾阳虚还可能增见大便溏滑甚或失禁，肢末不温，或面浮跗肿。这就给益火生土法的应用提示了一定规律。
俞氏应用益火生土法，在选方遣药方面，脾胃虚寒者常用理中汤，脾肾虚寒者加桂、附，或用理中合四神丸。肾阳虚而有阳损及阴现象者，用金匮肾气丸（改汤）。有些患者脾胃阳虚而又有阴液亏损者，常取和胃益脾之品别加炮制，意在“以火益火”，如参、术、淮、扁炒令黄或焦，使诸药存其性而变其气，既能益火，又能助阴，在临证上亦有一定意义。
（二）引火归原法引火归原法是针对肾火妄游（即“浮火”、“浮阳”）而设立的一种治法。根据俞氏体会，肾阴亏虚容易导致肾火妄浮的病理形成，是由于肾阴亏虚，阳无所附而浮越于上。它所导致的病变是多方面的，如引动肝阳，则为头晕、耳鸣、面赤；挟胃火上浮，则为口疮、齿痛、消渴；扰及心神，则为惊悸、失眠；肾气不纳，则为气喘，等等。肾火妄浮之“火”既非实火、邪火，治法就不宜苦寒直折；同时由于它既有阴虚的一面，又有阳衰的一面，不同于阴寒内盛、阴盛格阳证，也不同于阴液亏损、虚火上炎之证，宜宗前贤“……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以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之下行，所谓导龙入海、引火归原，如八味汤是也。”（《医学心悟》）俞氏临床上常用引火归原法（以金匮肾气丸为主方），治疗内伤发热、眩晕、失眠、惊悸、消渴、口疮等病症，均获比较满意的疗效。我们曾经阶段性总结了他对引火归原法则的认识与实践经验（发表于《云南中医杂志》１９８２年６期）。根据我们的体会，俞氏应用引火归原法的规律可归纳为三点：①引火归原法适用于肾火妄浮的病症。肾火妄浮的主要病理机制在于肾阴不足，以致龙火上僭。其临床表现是多方面的。②引火归原法临床应用范围颇广，举凡内伤发热、头痛、眩晕、耳鸣、鼻血、喘证、消渴、惊悸、失眠、水肿、淋证、癃闭、牙痛、咽痛、口疮等属于肾火妄浮者均可应用。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不同，但有一个共同规律，即既有肾阴亏虚的表现，又有肾火不安其位的表现。③引火归原法是中医独特治法之一，实际上也属于“反治法”范畴（下文将详述“反治法”）。它既与苦寒泻火有异，与扶阳抑阴也有区别，与反佐法也不尽相同。临床上常用的方剂有金匮肾气丸、七味地黄丸、滋肾通关丸、景岳右归丸等，以金匮肾气丸为代表方。其中肉桂、附子辛热，能入肾命之间同气相求，引火归宅为主药。
（三）既济法既济之名始于《易·既济》，本义为水火相交，互用互济。中医临证以水火之性比拟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据此原理而推出既济法。
既济法的具体应用是以辛温辛热药与苦寒或甘寒药配伍，使水火相交而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其治疗作用是交通阴阳，调理气机升降，因而它是针对上下脏腑器官之间水（阴）火（阳）失济，表现上寒下热或上热下寒或寒热交错、气化失调的病证而设。根据俞氏临床经验，既济法虽非中医治疗常法，但对某些顽症，用之得当，常可收到奇效。如消渴病，有因无根浮火上越者，用玉女煎养阴清热，加肉桂一味引火下行；有因下元不足，阴津内耗，阳气又虚，津液不能升腾于上，用金匮肾气丸（改汤），助气化，升津液，使水火既济，阴阳协和。小便骤然不行，口不渴，下腹胀满，多因肾与膀胱蕴热，是无阴则阳无以化，故水不能出。用知母、黄柏苦寒养阴，稍佐肉桂辛热通阳，使阴阳相交，水火既济，气化则能出矣；若膀胱气化失调，水道不约，小便失禁，须清心滋肾，稍佐肉桂引火归原而调气化，使阴阳相交，水火既济。牙痛有因郁火而致者，用生石膏、知母、细辛、白芷、良姜五味药（自订验方），取甘寒与辛热配伍，上散火下清热，相互为用又相互制约，合既济之义，疗效颇佳。
传统的既济法是应用于心肾水火二脏不交所出现的病症。俞氏在实践中还推广用于脾肾不交，他在《谈既济法的临床应用》（载于《新加坡中医学院１９８９年特刊》）一文中曾阐明了这个观点。他指出，中医书中尚未列“脾肾不交”正名，但临床确见到脾肾不交之证。众所周知，脾之主运化要靠肾阳（命火）的温燠，若肾阳不足或命火浮越，不能上交于脾，则精微不运，痰湿内生；而脾虚水湿不运流注下焦，又可累及肾的气化功能。又脾居中而溉诸脏，肾之阴精有赖脾之化生转输。脾阴不足亦可导致肾阴不足；肾阴不足又使肾阳不安其位，造成火衰不能燠土，因果循环不休。可见脾肾相交是客观存在。脾肾不交，治以健脾温肾为常法。但在水湿内停，阳气不布，寒热错杂的情况下，亦可使用既济法。曾治林某，胃脘胀，漉漉有声已４０余日。知饥但多食则胀甚，伴嗳气食臭，清涎自涌。小便频而量不多，下肢微肿。近３日来兼牙龈浮肿，咽痛。脉小弦，舌质红苔薄黄。此乃脾虚不能运湿，肾虚不能胜湿，气化失调，水停心下，注入下焦，阳用不布，虚火上浮。拟健脾以利水，温肾以壮阳，并反佐苦寒以成既济，庶几脾肾相交。
并春泽、肾着、交泰三方为一方：潞党参、茯苓各１５克，泽泻１２克，白术、猪苓各９克，干姜、黄连各６克，甘草３克，肉桂心２４克（另冲）。服三剂，诸症解除，一个月后随访未再发。
既济法具有寒热并用内容，但不等于所有的寒热并用都属既济法。据我们体会，既济法的原义是水火相交，从狭义说，水火相交即心肾相交。但火有君火、相火、五志之火，故从广义而言，水火相交不单限于心肾相交，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其要点在于水能上，火能下，而肾为水脏，兼司水火，所以不论是心之君火或五志之火以及浮越于上的命门之火，都要与肾水（阴）交通，离此即不属既济法。或问既济法与引火归原法有何不同？俞氏指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引火归原是在肾阴虚阳无所附而浮越于上的情况下，引龙雷之火返归其位。从这一点说，引火归原与既济法同一道理。但既济法不仅限于招龙雷之火归宅这一面，还有使肾水与心、脾、肺、胃之火交通的一面。引火归原与既济法都以金匮肾气丸为主方，又有相同的一面，但一方属多法、一法有多方，是常有的现象，即以肾气丸而言，它既是既济法与引火归原法的主方，又是补法中作为补肾（阴阳两虚）的主方，有的方剂书将它列入温阳法（包括益火生土法），都是大家公认的。而既济法主方除肾气丸外，常有交泰丸和清心养阴（如玉女煎、清心莲子饮）方中配伍肉桂，以及上面所举脾肾不交所用诸方。另外，引火归原目的在于“引”，于滋阴药中必加桂附；既济法目的在于“济”，可桂附同用，亦可只加肉桂；亦可不用桂附，如上述自订牙痛验方，就是以石膏、知母甘寒养阴，清肺胃之火，细辛辛温入肾（知母也能入肾养阴），使上下相交水火既济。
不是肾火上浮，故不属引火归原法。由此说明，既济法的临床应用范围较之引火归原法尤广。
（四）反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以下简称《大论》）有“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的记载。其中“甚者从之”意谓病情较复杂或病势较重者，治疗时要顺从其病气。如何顺从？《大论》指出：“从者反治”，显然，顺从就是反治。何谓反治？《大论》进一步指出：“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这就是从治法，也叫反治法。
由于疾病的发展过程常呈现一大群矛盾，往往寒热虚实错杂，此时从寒从热从虚从实，必须通过现象，找其本质。甚者，即指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矛盾现象；从之，即去伪存真。正如《大论》中所要求的：“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制伏病根，探求病因，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
俞氏曾撰写《略论'甚者从之’》一文（《中医杂志》１９７９年７期），较全面地论述了反治法的涵义、内容及其具体应用。文中提出三个观点：①“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当是“热因热用、寒因寒用”之误，这是根据原书上下文意和临床实践修改的。②“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四个短句中的第一个“热”“寒”“塞”“通”是指药物的性能，后四个“热”“寒”“塞”“通”是指病的表现（恰切地说是指表面假象）；因，仍也，依也，也就是随顺、依从之意。把四短句的词义弄清楚，对反治、从治的含义也就不用多解释了。③应用反治法，必须通过现象找其本质，即在错综复杂的病理现象中，排除假象，寻求真正的病因病位病性。正如《大论》中所说的“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也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说，反治法也是正治法，而且是更加精密的正治法。那么，前人为什么又有反治法的提出？乃因医者在纷繁错杂的疾病面前，往往被许多假象所迷惑而造成误治。它的提出，不过是教医者临证中要勤思考，善辨别，避免误诊误治而已。
临床应用反治法的机会很多。常见俞氏治疗长期发热或低热，因脾虚中气下陷，阴火内生者，用补中益气汤；气血不足者，用归脾汤；营血不足阳气外泻者用小建中汤；肾阴虚阳气外越者，用肾气丸等，都是属热因热用法。至于伤寒少阴病，阴极似阳，孤阳浮越出现的真寒假热证，应用四逆汤类方，热因热用更是屡见不鲜。有的病者，因热邪郁闭，阳气不能透达，而出现真热假寒现象，就是寒因寒用。如伤寒阳明白虎证和承气汤证，有时可能出现微恶寒或肢末厥冷等，这是临床常见的。风热外感和暑病也是如此，因热（暑）邪内郁，肌表反而有畏寒或畏风等，宜辛凉宣解。有些慢性病，如肺热阴虚，肺气失宣不主皮毛，或肝气怫郁，阳气不能外达，都可能出现畏寒怕风症状。对此，常分别用沙参麦冬汤合泻白散养阴清肺，或四逆散加丹皮、白芍、李根皮疏肝解郁，也是寒因寒用法。俞氏治痢疾，初起力戒收涩，主张导滞通腑，即使大便一日达十次以上，只要有里急后重、大便拘急不畅，都在导滞通腑方中加大黄，这是他治痢最常用的通因通用法。高热神昏、大便热结旁流者，也是采取通因通用。而对于大便秘结，特别是习惯性便秘则少用泻下药。他说长期便秘不是气虚无力，就是血虚肠燥，不能强通，只能用补（即塞因塞用）。小便不通，也要辨属虚属实，若是气虚或阴虚，用利尿法无效，往往愈利愈不利，只宜用补气升提或养阴增水，这也是塞因塞用。妇人漏下不止，屡用固摄无效者，须考虑瘀血不去则经血不止；若不腹痛、血色晦暗挟块者，多是有瘀血征象，宜活血化瘀，通因通用反能止血。闭经，有因气虚不能行血，或阴亏血少，均不宜通，只宜补，又是塞因塞用。
根据我们从师体会，反治法用之切当，常可收到出奇制胜之效；用之不当，则往往会产生不良后果，故非学验俱丰、辨证周详、心细胆大者不足为之。
（五）“气反”及其治法气反是一种病理现象，“气反者，本在此而标在彼也。”（张景岳语）俞氏早在６０年代初，就曾对“气反”的涵义、病变机理及其治法作了专题探讨（《中医杂志》１９７２年１２期）。
根据他的体会，针对“气反”这种病理现象，采取从疾病相反的部位去施治，往往能够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其具体措施有“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病在上，取之下”如头痛因胃虚肝逆，浊阴上犯者，用吴茱萸汤泄肝和胃，头痛随之消失；耳鸣因肾阴虚肝阳上亢者，用六味地黄丸（改汤）加磁石、石决明滋阴潜阳，耳鸣可得缓解；脱发用补肾益血之脱发饮（系自拟方，详见下文“经验方”部分）；内火炽盛迫血上行之鼻衄，用黄土捣盐敷涌泉穴以釜底抽薪，常见奇效。“病在下，取之上”如气虚下陷之癃闭、脱肛、子宫脱垂，用补中益气法以升提中气；大便秘结，用上焦宣痹汤开其上焦，使上焦畅通，津液得下，气化通调，不用下药而大便自行。“病在中，旁取之”多应用于针灸方面。例如，心胸痛针内关、大陵，胃肠病针足三里，这是因经脉贯五脏而络六腑，行于上下左右，故病在中，亦可从四旁取之。
他强调指出，上述治法是在整体观念的统一指导下，根据脏腑经络相互联系以及全身气化、血行相互沟通的原理，而采取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治法，其关键在于寻找病变的实质部位而进行治疗。
除上述益火生土法、引火归原法、既济法、反治法、气反治法之外，俞氏对解表法、养阴法、温阳法等也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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