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言论尺度

 

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动物根本区别之一是人会说话，会用第二信号系统进行思维和交流。《春秋·谷梁传》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人之活动，大体而言，不外言行。对于士人，言不仅指口语，尤指著述。最早注意到言的重要，且进行过较为系统论述的是孔子。他说过两句传颂千古的话：“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第一句话可谓经验之谈，至少对其门弟子宰我，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余改是。”人际交往，听言时多，见行时少，故听言易，见行难；言易行难，有时言也极难，规谏昏君，人称批龙鳞；抨击权奸，人称履虎尾，一言不慎，便遭杀身灭门之祸。

以言举人，所在多有。言之验也不验，非朝夕可见，用人之际，姑信其能。战国策士遍干诸侯，掉其长舌，说动人主，朝是布衣，夕为卿相，苏秦张仪之徒是也。以言举人，难免出错，赵孝成王用赵奢之子赵括统兵与秦战，括好言兵，人不能难，结果大败。赵之降卒四十余万被秦坑之长平（此事或有夸大，长平一地赵之降卒竟有四十余万，未战时当在六十万以上；秦之兵卒大体与之相当。长平一地能容一百二十万人）？数百年后。蜀汉丞相诸葛亮犯了同样错误，因信其言用马谡而失街亭，使伐魏大军无功而返。

不以人废言，古人做得比前条好。子产杀邓析，其竹刑照样流传。司马氏杀嵇康、阮籍、何晏等，并未焚其著述。也有例外，一是秦朝，一是清朝，清朝康雍干三世，大兴文字狱，庄铤珑戴名世汪景祺胡中藻吕留良等均因文字得罪，祸至灭门，被杀者成百累千。被焚典籍成千上万，因此诸案牵连流放边地为奴者，不可胜数。清廷兴文字狱，在其入关数十百年后。天下已牢牢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并非庄的《明史》戴的《南山集》真要动摇满清统治，而是要表现统治者的骄横，人为鱼肉己为刀俎的权威，是要掩盖其烧杀掳掠暴行，要臣民绝对服从。是一种奴隶主贵族心态表露。

清朝实际是奴隶制与封建制杂交而生的政治怪胎。清室诸王虽已入主中原，成了中国皇帝，骨子里仍把自己当建州奴隶主，满清朝堂，上下相对，不是君臣而是主奴。尤其满人之间，对上仍称主子，自称犹为奴才。这种主奴政治贯彻清朝始终，使得君臣上下关系更加不平等。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显。不是以主子自居，夜郎自大；便是以奴才自任，卑躬屈膝，甚么卖国勾当都可以干。这是奴隶主贵族思维定式。打了胜仗，掳掠到的一切，包括人，都是自己的财富和奴隶；打了败仗，自然自己就是胜利者的奴才，甚么都可以献给主子。慈禧说宁赠外寇，不与家奴，一语道破这种主奴政治主奴外交实质。说赠是撑面子，实则是献，是输；献媚邀宠，输忠纳款。家奴，四亿中国人都是奴，都是爱新觉罗一姓之奴，皇帝一人之奴。奴隶只能效死卖命，其它一切都休想。满清二百余年统治，既有封建制的虚伪狡诈，又有奴隶制的残酷暴虐。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也随政治关系主奴化。这种主奴社会，特别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文字狱就是以言废人，剥夺人天赋的语言权利。

　　“不以言废人，不以人贵言。”可以看作是“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逆述语。这样两句话孔子未说，究其原因有二：当时未有以人贵言或以言废人之事，或以人贵言乃当时常例。远古时代在上者已很看重言。《书·尧典》：“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是帝尧指责共工口头拥护，行事违背，表面恭敬（以下似有缺衍）。这恐怕是最早的责言记录。舜、禹等亦对谗言、巧言、后言（背后议论）、无稽之言表示厌恶，对言提出具体刑罚的当是《书·益稷》：“庶顽谗说……挞以记之，格者承之庸之，否则威之。”庶顽者，庶民中之冥顽不灵者。《庄子·渔父》：“好言人之恶谓之谗。”《荀子·修身》：“伤良曰谗。”好言人之恶，当然指好言元首股肱之恶，好言庶民之恶虽不必讨在上者之欢心，亦不致受挞刑。蔡沈注谓挞与扑同，而扑作教刑，不过是学校刑罚。若其改过，还要进之用之。否则，若其不改，则“威之”。威有镇慑意，或与畏同，即使其恐惧之意。用甚么方法威之，书不尽言。但未见诛、戮等语，谅不太苛。

古代对言发出的最大威胁来自商之盘庚。对于危言耸听浮言动众阻扰迁都于殷的“旧人”，盘庚用“先恶于民”，“自灾于身”，乃至以死相胁。迁殷终于成功。史家自此称商为殷，或殷商并称。是否将威胁付诸实施，史无可征，姑认为没有。

中古第一次因言（民间言论）而大开杀戒者，是周厉王止谤。史称：“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治言论罪，以言废人，可以认为自厉王始，其时约在前850年。其监谤之法，类似后世跟踪盯梢。但厉王的行为，还不是后世文字狱。厉王是暴君，是个别现象。

关于此，召公有一段精彩言论，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滞，伤人必多。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可见当时为政者，对民间言论，不是堵，而是导，是宣之使言。设置诸多人员，开通诸多渠道，使民尽其言，通其意，怨气得以宣泄，下情得以上达。所说者未必都是山呼之词，《诗经》之《硕鼠》《伐檀》必是列士所献。诗中语言，在上者听来未必悦耳，但并未捉人焚简，可见当时言论尺度很宽。幽王反其道而行，收到立竿见影后果，国人群起而攻，将他赶跑。

　　主张对言路不壅不塞，对民言择善而从的政治家岂止召公？史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子产贤相，不毁乡校为善政。千余年后韩文公还作文称颂。然明建议采用的手段也甚缓和，不过毁乡校，砍树驱鸟，没有地方开会而已。至于三三两两途说道议，似乎并不干涉。

谤言者榜言也，尧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政有得失民得书之于榜木。当尧之时，或有其事。当时国家初创，原始公社风习尚存，庶民得随时对国家举措发表意见。榜木为民众挂绳（上古结绳记事）或挂板、简之所；或直接在其上刻划文字，所谓书契是也。后世因其处所呈之物，如板简书契等，皆为言论，故去榜之木而加言旁，遂成谤木。因谤木所书多为批评文字，谤亦渐有贬义。谤木之设，后世亦有相信其事而效法者。《史记·文帝三年》上曰：“古者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有诏：“公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欲有横议，投谤木函。”汉文、梁武时期，言路已狭，谤木之设形同儿戏，不足与尧舜时相提并论。虽然如此，亦足见古代对言论立足于导而不是塞。

孔子强调慎言，不是怕招灾惹祸，而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反对夸夸其谈，主张言行一致，行而后言，行而不言。是从修身德行立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不说大话假话空话，不苟同不苟免不苟且，言必可行，实事求是，对己对社会负责。所谓“驷不及舌。”一言之失，追悔何及。孔子虽说过：“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考虑到文祸。然而尽管他危于桓魋，厄于陈蔡，进入无道之邦，依然讲学演礼，着书立说。孔子而后，异端蜂起，降及战国，百家争鸣。主张绝圣弃智，小国寡民者有之。骂三皇，毁五帝，否定一切权威者有之。提倡民贵君轻者，提倡为我，宣扬兼爱，崇尚刑名，看重法术，谈天言兵，说五行炼铅汞演稗官者亦有之。凡主一义善一行者，即可聚徒讲学，扬幡揭号，成派成家。不用怕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更无坐牢杀头之虞。杨朱为我，墨翟兼爱，孟轲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很是刻薄。但并没有人锁杨朱，拿墨翟。骂的当风吹过，你骂你的，我行我素，恶骂由你恶骂，学术我自为之。

岂止杨墨，孟夫子何曾是乖孩子？他当着国君的面，指责他们假仁假义，不仁不义，率兽吃人。“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臣民可以揭竿而起“诛一夫。”“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不仅说的人要点胆量，听的人也要点“肚量”。约两千年后，朱元璋仍对此话耿耿于怀，硬把孟夫子赶出圣庙。后人读书至此，不禁为他捏把冷汗。而在当时，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听就是了，并不降罪加诛，还请住传舍吃大菜；要走，还给盘缠，来去自由。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称为百家争鸣时期。这一时期可从孔子创儒学算起，持续到荀况在世时，几两百年，以齐威王兴稷下之学后百年间，思想及学术活动最为活跃。

百家争鸣的出现并非偶然。自孔子私家办学，受教育面迅速扩大，民间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孔子创儒学，学术活动突破官方垄断，使得新学派、新人物的产生既有可能，又有需要；既有滋生土壤，又有活动天地。二则人口繁衍，生产力提高，有更多余钱剩米，为更多人脱离生产，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更主要是七雄忙于合纵连横争城掠地，那有闲心管你几个刻竹书帛、磨嘴皮子的先生争甚么吵甚么？谅你翻不了船。这两百余年可谓中国历史上言论尺度最宽大时期，至少在中原是如此。

这两百年，对于中国思想史而言，太重要了。天下未一统，权威未树立，人们几乎百无禁忌，敢于标新立异，敢于探索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开拓新道路，凡是人类关心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这些学说，从各个方面影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比几乎同一时期产生的希腊学术思想更博大、深刻、丰富。当然有局限，例如对思辨术，几何学的研究，重视具体而微，忽视一般规律的探讨，忽视公理体系的建立，未能达到古希腊水平。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乃中国学术史、也是世界学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页。

百家争鸣局面，先列国纷争结束而结束，从荀子著作大致可见到这方面信息。荀子屡称：“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君子之于言无厌。”（《荀子·非相》）但正是荀子发出“言有招祸也”的警告；其高弟韩非竟以《说难》名篇，首创“逆鳞”之说，揭出因言致身危者七。战战兢兢之态，散布字里行间，可见战国末年文网已密，言路已狭。荀、韩之言，无复孟、庄纵横恣肆也！韩非竟因文章作得好，对秦始皇的路，而被这位“千古一帝”杀了。爱之欲其死？《说难》遂成文谶。韩非大约是因文字惹杀身之祸的第一人。

此后两千余年，文网时疏时密，有时也相当宽松。例如唐朝玉溪生就写过：“何如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如果这还是批评前朝皇帝，则杜甫写：“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就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当今天子及当朝大臣。骂天子，骂天子家祖，都是犯上。杜公依然悲叹“艰难苦恨”，李生仍旧追思“昨夜星辰”，并无人找他们岔子。明代李贽，直呼至圣先师之名而兄之，大骂历代帝王，称其著述为《焚书》、《藏书》。他的书既未藏诸深山，也未化为灰蝶，七十年代火爆一时。总的说来文禁过多，因文罹罪，因言废人史不绝书。尤以明之洪武、清之康雍干三朝为甚。更可悲是那些言论并非都大逆不道。有人称颂朱元璋“作则垂宪”，则贼谐音，作则就是作贼，骂他是土匪，杀！有人称颂他“象乾法坤”,法坤就是髪髡，骂他剃过光头，当过和尚，杀！言辄得咎。朱元璋颇通文墨，如此作为意在提醒臣下，洪武爷的鼻子是伸得长长的，没有反味都能嗅出反味，何况真反。

因人贵言，文以人传的事，春秋时代是没有的。诸子百家，哪家出自帝王将相？后世慢慢多起来。如刘季“大风歌”，如果他还是强秤人家麻三斤的青皮，腰无半文而口称贺万钱的拆白党，开口唱；“大风吹啊白云飞，卖了棉袄买米归，安得柴禾把稀饭煨？”恐怕绝对传不下来。尽管皇帝“金口玉牙”，“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那不过是臣民的恭维话，当时虽然彩声四起，但言之无文，其行不远，过得几世几劫，人们便忘到九霄云外，所以文以人传的事毕竟不多。中国历史上大小帝王出过数百，有几个言论流传至今？乾隆号称写诗万首，如今谁记得他只言片语？唐太宗知道这个道理，懂得立功立言不如立德，何必在雕虫小技上与穷措大争一日之雄？有闲不如看破阵乐。所以大家恭维他是个明君（199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