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十三

——阎若璩全盘否定《尚书》

 

何焱林

 

第二十三  言晚出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古文传自孔氏，后唯郑康成注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书宅嵎夷，郑曰宅嵎铁，昧谷郑曰柳谷，心腹肾肠郑曰忧肾阳。劓刵劅剠，郑曰膑宫劓割头庶剠，其与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经久失传。然残碑遗字犹颇收于宋洪适隶释中。盘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范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无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顾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书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碑又云高宗之享国百年，亦与五十有九年异，其与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后知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呜呼，悠悠千年，学者如林，乃复曾无一人焉，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尝发愤叹息，谓千载少读书人，诚怪其言之太过。由今思之，抑岂可尽非也乎。

或谓余，古人经传或是口授，或是笔录，师既不可，字读亦异，其小小异同，诚有不能免者，安在遂据以为说耶？余曰不然。石经论语残碑，载洪氏隶释中者，九百七十一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异，视尚书迥别，安在不足以为说耶？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刘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班范各著其说于史，以为今古文之别，岂无故哉。

按宅嵎夷四条见孔疏，云出夏侯等书，是今文也。而以孔书当之者，以与孔书合，但微异，劅剠为黥，然音义亦不相远云。

又按洪氏总计尚书、论语字数颇误，当云尚书五百五十五字，论语九百七十三字，又无逸篇百二字，二误为三。

又按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史记与古文尚书同者，则取孔传注之，与伏生书同者，则用马郑王肃三家。愚谓三家皆注真古文书，不特与今文不同，抑与今孔书互异，安得取三家以当伏生乎？守节唐代人，已不能置辨于此矣。

又按，杨升庵有石经考，说多错，余为刊正之曰：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六经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此所谓一字石经也。魏邵陵厉公正始中，邯郸淳书石经亦立于太学，此所谓三字石经也。晋裴頠为祭酒，奏修国学，刻石写经，是为晋石经。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祭酒崔光请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此魏立也，非汉。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监九经石壁成，从宰相领祭酒郑谭之请也。今尚在。孟蜀广政十四年镌周易，至宋仁宗皇佑元年公羊传工毕，是为石室十三经。仁宗庆历初，命刻篆隶二休石经，后仅孝经、尚书、论语毕工，是为嘉佑石经。高寒绍兴间，亲书易、书、诗、左氏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昭建阁以覆之，是为绍兴御书石经。盖古来凡七刻矣。为附其说于此。

 

何按：

“再次证明”的朋友看好了，阎此条《疏证》不只要证明今《尚书》的古文篇目为伪，也要证明今文篇目为伪。非伏者，今文篇目非伏生《书》之旧也，非三家学之旧也。非孔者，今《书》今、古文篇目非孔壁之旧，非孔安国献《书》之旧，结论：今《书》非伏非孔，非今文亦非古文，今《尚书》今、古文篇目全伪，今《尚书》全盘皆伪；阎谓之（今《尚书》）“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朋友们认为“今文部分则是真的。”与阎氏结论大相径庭，朋友们充其量，充其量证明今《书》古文部分为伪，还差火候，再接再厉，拍一本真概的《今文尚书》回来，以证“今文部分则是真的吧”。那岂不把阎宗师之“非古非今”否定了？诸君将奈其何？

阎宗师数百年前已预设戒条，凡我徒众，必须记住今《书》“非今非古，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此不当怪阎故设圈套，怪袞袞诸公读书不细，阎第一条即提出，今文、古文《书》随晋室东迁“扫地无余”，已示诸信众，今、古文《书》因晋室东迁全部不存，后出之《书》全伪！缘何视而不见？

一、阎谓：“古文传自孔氏，后唯郑康成注得其真。”

何按：从本评一开始，余即说明，郑注非壁《书》，非孔《书》，非真《古文尚书》，而是杜林《书》，是伏生《书》之古文写本。阎氏《尚书古文疏证》第十八条有云：“《新唐书·艺文志》，郑康成注《古文尚书》九卷，然则《汨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犹传乎？余曰否，孔疏云：贾逵、马、郑所注《尚书》皆题曰古文，而篇数与伏生所传正同，但经字多异，如《尧典》“宅嵎夷”为“宅嵎铁”，“昧谷”为“柳谷”之类是也。愚意此王肃、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故谓之《古文尚书》。”

今举一例明之：《史记·周本纪》东观兵一节有“白鱼跃入王舟”，《集解》马融曰：“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索隐》：“此已下至火复王屋为乌，皆見《周书》及今文《泰誓》。”马注者今文《泰誓》也，何得谓真古文？

《集解》，刘宋裴骃；索隐，唐司马贞。其时马、郑王所注《古文尚书》犹在，说明贾、马、郑、王所注者乃今文《泰誓》，乃伏生《书》。

阎谓“古文传自孔氏，后唯郑康成注得其真。”在第十八条，阎氏已自我否定，郑得未得古文之正，《史记》及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旁证郑等唯得皆伏生之《书》，故郑注未得孔氏之真，得伏生之真矣。此点已经铁定，不再及此。

二、东汉灵帝熹平四（176）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祿大夫杨赐主持其事，由蔡邕書丹，刻《七经》文字於石碑，立洛阳太学门外，是为《熹平石经》，史称《尙书》用欧阳、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於校记。蔡刻石经是否得伏生之正，从三家说有异文来看，同源异流，何者为正？刘向以中秘古文（出孔壁）校三家经，脱简二，脱字数十，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若伏生《书》与壁《书》一系，三家经文与古文差距如此之大，蔡邕石经能称得其正者乎？惜乎三家《书》早已湮灭，不能一一比对。

三、郑注非古文，三家《书》与今文异者七百余字，脱字数十，合之近八百字。汉石经残字五百四十七字，比之壁《书》与伏生《书》文字差异，犹少二百有余。石经残文与《古文尚书》经文之差即使再增二百余字，也极其正常。何况洪以今孔《书》校之，将其所列之字数共加之，其数105，比之七百余字，不及七之一，能以之否定《古文尚书》之今文篇目？今《书》诚非伏，其今文经至少有七八百字之差异，《泰誓》伏《书》在今文，孔《书》在古文，今《书》篇目五十八篇，伏《书》篇目三十四，今《书》当然非伏。

四、《无逸》中三宗排列，今《书》以享国之年数排列，再正常不过。篇之宗旨，不在说史存史，而在论无逸之益，在说明勤政爱民，不仅惠及群生，也惠及王者，能无逸无惰，则身心康泰，寿数长久，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享国五十九年，祖甲享国三十三年，后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之从，罔或克寿，其享国或十年，或七八年。无逸则年高，耽乐则寿短。对比何其分明。帝王富有四海，其所企盼者，长寿耳，周公以享国岁数说无逸，正中鹄的。

碑云高宗之享国百年，夸诞耳。即使十岁上位，其死已百一十岁，当时之人享如此高寿，不过是神话！

碑所书者伏生《书》，怎能要求壁《书》与其一致，若皆一致，伏《书》与壁《书》何来近八百字之差？

五、阎谓“晚出孔《书》“宅嵎夷”，郑曰“宅嵎铁”，“昧谷”郑曰“柳谷”，“心腹肾肠”郑曰“忧肾阳”。“劓刵劅剠”，郑曰“膑宫劓割头庶剠”，其与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

孔疏《尧典》有曰：“郑承其后，所注皆同贾逵、马融之学，题曰《古文尚书》，篇与夏侯等同，而经字多异。夏侯等书‘宅嵎夷’为‘宅嵎铁’，‘昧谷’，曰‘柳谷’，‘心腹肾肠’曰‘忧肾阳’，‘劓刵斀黥’云膑宫劓割头庶黥‘，是郑注不同也。”

孔颖达疏《孔传》时郑注犹在，是夏侯等书“宅嵎夷”为“宅嵎铁”等，非是相反。《史记·五帝本纪》“昧谷”条，《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柳谷’。駰案：孔安國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郑曰“宅嵎铁”等，说明郑注恰为伏生《书》，即今文《书》，非真古文。余亦有叹曰：“（郑注）其与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

阎谓：“呜呼，悠悠千年，学者如林，乃复曾无一人焉，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尝发愤叹息，谓千载少读书人，诚怪其言之太过。由今思之，抑岂可尽非也乎。”

千载少读书人，清出一个，阎氏若璩号百诗者是也。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