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代同时兼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五十四何焱林 

中西历法，皆有四时春、夏、秋、冬，中国四时，起源很早。《书·尧典》即有“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农作依次开始，民亦由聚居逐渐散开，鸟兽交尾繁衍，正是仲春物候。“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夏天日长，天气渐热，民散处更希，鸟兽褪去厚毛以避暑。正仲夏者，确定日至也。“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秋而有成，开始收获。民亦因气候趋凉而平静，鸟兽生出新毛分外光鲜。至冬，则“平在朔易，日短星昻，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冬日短，寒冷，民聚居于屋之深处，鸟兽更长出绒毛以避严寒。

物候说明，此四时夏四时。从民聚居散处，看出此处古民群居时代。寒则群居取暖，热则散居消暑，为初民脱离洪荒不久之时。取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为四时代表，以二分二至在此四月也。二分二至确定，其他节气亦随之确定。我国自古即以夏之四时为四时。

吾国古文献，皆以四时成书。

一、《书》用夏时

㈠如上述，《尚书·尧典》即有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之说，尧时即有春、夏、秋、冬四时，物候标识皆夏正。《舜典》“二月东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一月北巡守”。虽未书时，实有四时，即仲春东巡，仲夏南巡，仲秋西巡，仲冬北巡，与《尧典》相呼应，亦夏正。

㈡《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此春秋非时乎？《胤征》为《夏书》，此春秋，夏春秋。

㈢《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此秋乃秋成之秋，秋年之秋。即夏秋，商用夏时。

㈣《书·金縢》“秋大熟，未获。”周历建子，若改四时，夏历十一月、十二月，次年一月为春，二、三、四月夏，五、六、七月秋，禾黍七月渐熟，但不到大熟，大熟之期当在八月上中旬，若改时，应称冬大熟。故《金縢》之秋，夏之秋也。或人曰：《禮·月令》“孟夏麥秋至。”此秋则是麦秋，“四月南风大麦黄”，此孟夏夏之孟夏，非周孟夏，周之孟夏，夏之二月，正冬麦拔节分蘖出穗扬花之时，春麦、黍、稷正待播种，如何能收？《金縢》称秋大熟。周畿主要作物为黍、稷，麦、牟，黍、稷春时播种，生长期在百日以上，若以周正记四时，周之春则天寒地冻，如何能种？周之秋当夏之夏，正黍、稷生长之时，如何能大熟？故《金縢》之秋，夏秋也。

㈤《书·泰誓》上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此春亦夏之时。余另有说，不赘。

故书之时夏时。

二、《诗经》用夏时

㈠《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周历之一、二、三月，乃夏历之十一、十二、次年之一月，此段时间，天寒地冻，不可能有仓庚之鸣，柔桑之求，蘩之可采，蚕亦未蜉。此春，夏之春。

㈡《小雅·鹿鸣之什·出车》：“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出车》之春亦夏之春。《毛传》未明言此诗作于何年，或说何年之事，孔《疏》以为文王时命将伐玁狁。文王时未闻有玁狁之伐，只《周书序》有“西距昆夷，北备猃狁”之说，《史记》亦无文王伐玁狁之录。其时正积极谋商，纵有玁狁之扰，亦不睱顾。今人以为周宣王时事，可取。宣王时昆夷、玁狁趁厉王时周内乱，乘机剽掠，故宣王奋起伐之。

㈢《周颂·臣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毛传》：“诸侯助祭遣於庙也。”

　　孔正义曰：“《臣工》诗者，诸侯助祭遣於庙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诸侯以礼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毕将归，天子戒敕而遣之於庙。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天子祭庙，当于孟春。岂暮春始祭？今人则释为王耕藉田。然整篇无王耕田，臣工助耕之述及酒宴之飨。而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之令。分明要求臣工催耕督耕，春播春耘，期秋有成。故此篇非周室例会，乃临时召集之一次促耕会。此会可能在平定三监之乱后，为稳定人心，增产粮食而集。

古今对“庤乃钱镈，奄观铚艾”之释，尤释“铚“、”艾“为收割田器，不确。未耕如何言收？未种如何言获？春未种未耘，而言备秋收田器，奄观至秋收，不亦远乎？铚、艾当为动词，分明要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去除杂草，整顿田塊，春耘春播。

来牟：《说文》：“周所受瑞麦。”来与牟或有别，来指小麦，牟指大麦，今仍称大麦为牟麦。大麦、小麦皆可春播或秋播，若此暮春指周之三月，即夏之一月，既非播冬麦之期，亦非播春麦之期。故此暮春，夏之三月，或冬麦返青，生长加快；或播种春麦。整理田块，芟夷杂草，加强管理，正当其时。此春仍夏时之春！

㈣《国风·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此春当然非周之正二三月，否则，当是有女怀“冰”。《七月》中之“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亦指夏时之春。岂有在一篇之内，春有二义？

㈤《诗经》何止于春，《小雅·四月》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毛传，凄凄：“凉风也”，“寒风也”。腓：“病也。”

周之秋，略当夏之夏，正是万物争盛之时，岂能百卉具腓，以状乱离？夏日之风，何其爽哉，何能有凄凄之感。此秋夏时之秋。

《唐风·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夏之日，冬之夜”，毛传：“言长也。”夏之夏日长，夏之冬夜长。若周时，其夏略为夏之春，其冬略为夏之秋，其夏日非长，冬日非短。

《诗经》四时皆夏四时。

《诗》风、雅、颂，皆成于周代商之后，今举一事以明之。《周颂》为庙堂乐歌，地位神圣，后人不能妄改，故保持周初诗作“原生态”。周颂全无韵八首，部分无韵十一首，全有韵十二首，约三之一。庙堂乐歌，如此粗拙，可见《国风》，大、小《雅》皆后人作或经后人加工，后之人创作或加工前人诗作，皆用夏时。人称《史记》、《汉书》之时为人追改，但《诗》非史，无人追改，亦无从追改，如上举《葛生》：“夏之日，冬之夜。”如何改？写成“夏之夏日，夏之冬夜”？荒唐！《诗》用夏时，周境全用夏时不待言。

三、《礼记·月令》用夏时

《礼记·月令》多抄自《吕氏春秋·春秋十二月纪》，礼家称其“月用夏正”，时自用夏正。窃以为，《吕览》虽成书于战国末年，其事则及三代，月纪常录《夏小正》。《孟春紀》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族，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若三代时不同时，岂能同在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鸿雁来？

吕氏《十二月纪》用夏正。说明战国时期，多国用夏正，《吕览》乃不韦集众所成，此众来自各国，见解有歧，但必多数人意见一致，至少主流意见一致，尤其秦境内必认同。其所述事则三代旧制，周、秦虽月建不同，时则行夏。

四、《春秋》用夏时

《春秋》是年时月日兼记之最早编年史，悉知孔子作《春秋》。《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春秋·隐元年》注云：“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于王上者，盖行夏时之志寓焉矣。”

孔子作《春秋》,书“春，王正月”而不书“王，春，正月”者，“盖行夏时之志寓焉矣！”《春秋》自用夏时,胡安国之说立矣！

㈠《春秋·隐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左传·隐九年》：“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

春王三月，若此三月为周三月，即夏一月，夏一月，可能包含雨水惊蛰两个节气，但不会有大雨，尤其在北方，不会有三日以上连天大雨，尤其不会一月生震、电。所谓天人感应，乃今文家说，子不语乱力乱神。夏历三月，已过谷雨，甚至过立夏，正是涨桃花水季节。大雨震电有可能，雨、雪亦可能，民谚二四八月乱穿衣。此三月当是夏历三月。

㈡《左传·桓五年》：“凡祀，启蛰而郊。”。启蛰：杜注：“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㈢《春秋·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若此八月为周之八月，则夏六月，正盛夏三伏天气，能大阅乎，且违农时。即令士卒无可奈何，为王为将，能受此酷暑？若王与将皆能忍受盛夏炎热而练兵，则为好将帅！此秋八月为夏秋八月。

㈣《春秋·桓十三年》：“夏大水”。《左传·庄二十九年》：“凡物不为灾不书。”大水年年有，为灾则记。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二三月不论，即夏四月，亦孟夏。鲁地属黄河流域，其主汛期为公历6—10月，河入海段可能有凌汛，鲁不在河口，春汛不及鲁，此夏当是夏时之夏，大水则为伏汛所致。

他例尚多，不枚举。

五、《礼记》用夏时

㈠《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郑玄注：“《春秋传》曰：‘春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启蛰之时，自是春回大地之时，正是夏之孟春。

㈡《礼记·明堂位》：“鲁君……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

《明堂位》未明指所用为周正。《左传·桓五年》确指“启蛰而郊。”郑注《月令》：“郊而后耕。”皆用夏正。《月令》据《吕览》而成，用夏正，至鲁若用周正，与《月令》用时不合。周历建子，子月仲冬，祈寒，焉能郊，能耕？能启蛰？

四时之祭，春礿、夏禘、秋尝、冬烝并未定在何月。孔颖达《礼记·正义》称：“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若然，何月为禘祭之月？仲夏？孟夏？若仲夏，秦建亥，秦之仲夏、夏之仲春；秦之孟夏，夏之孟春！能禘否？
    六、《史记》、《汉书》用夏时

《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会天大雨。”

《汉书·陈胜项籍传》：“秦二世元年秋七月，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行至蕲大泽乡，会天大雨。”

《汉书·高帝纪》上：“（秦二世三年）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章邯围田荣于东阿。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大破章邯东阿。”

秦七月，夏四月，孟夏时节，黄淮地区，不可能有连天大雨。故此秋为夏时之秋，七月为夏七月。

《史记·汉景帝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汉书·汉景帝中元》“四年春三月，起德阳宫，夏，蝗。”

《史记》大蝗前无夏，但前为三月，自是春，后接秋，大蝗当在夏。《汉书》即作“夏，蝗。”汉武帝太初前，汉用秦正，秦建亥，故秦之夏为夏之春，今农历正、二、三月，其时蝗未出土，何来蝗灾？故此夏，夏之夏！

《诗》、《书》、《礼》、《春秋》、《史记》、《汉书》，凡书时皆夏时，用夏正。

唐、虞、夏、商、周、秦、汉至于今日，四时皆同夏四时，斑斑可考。

 

何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五十四条曰：言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

“朱子有古史有例不书时之说，以二十八篇书考之，如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书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时，洪范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书十三祀，二年，皆不继以时。确哉，朱子见也。唐孔氏谓春秋主书动事，编次为文于法，日月时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阙耳。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无月，史意不为编次，故不具也。更以逸书考之，伊训惟太甲元年乙丑朔，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书年书月书日并书朔朏，绝不系以时。不益见朱子确耶？大抵史各有体，文各有例。书不可以为春秋，犹春秋不可以为书。今晚出泰誓开卷大书曰惟十有三年春。岂古史例耶？予故备论之，以伸朱子，以待后世君子。“

阎此条与《书》有关者，《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之“春”耳。其引朱熹语称“古史例不书时”。 古史书不书时，查遍经典，未有确论，显非成例。即阎所称《春秋》与《竹书》，一书时，一不书时，若以先后论，《书》在春秋前，《竹书》在《春秋》后，朱熹“古史例不书时”之说不成立。

《书》仅存五十八篇，五十八篇乃孔壁《书》四十五篇之析分，不存诸篇书时否？不得而知。即今《书》五十八篇，亦书时，《泰誓》上书时，朱熹未认定《书》伪，《泰誓》伪，其门弟子蔡沈《集传》亦未以以《泰誓》伪，以《泰誓》例，朱“古史例不书时”，从何说起！

国史《春秋》前，非编年史，例不逐年逐月逐日录史，《书》虽偶有年时月日之录，但少之又少，不书为常例，书为特例。究其原因，一则无确定参照系，如黄帝纪元，唐尧纪元，等等。二则古人重在“资治”，重在圣经贤传，重在谁人说，说什么。何时说则在其次。

不书时尤有说。吾国有特殊习惯，凡改朝换代，必改正朔，易服色。服色易易，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尚由你尚，人还是人。纣王治下称张三，武王治下仍张三，换件衣服而已。改正朔麻烦一点，也属容易。夏、商、周三代，夏历建寅，寅月为夏正；商历建丑，丑月为商正；周历建子，子月为周正。正月者，人为也，人为易。殷称丑月为正月，由夏入殷，今日改，今日即可称夏之正月为二月。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春夏秋冬四时者天行也，不因朝代改动随之改动，周历建子，上帝老官不会在周把立春改在子月，在殷不会把立春改在丑月。或人以为，正朔改在何月，则春始于何月，有何不可？曰：不可！秦建亥，亥月略当于夏历十月，则夏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为春，如是冬则春；一、二、三月春则夏；四、五、六月炎炎夏日则称秋，七、八、九月金风送爽则称冬，能在秦春插秧，秋打谷？

周、秦、汉未改夏时，已如上述。《诗》、《书》、《礼》、《春秋》、《史记》、《汉书》不改时已如上述。称时随代改者非！

为便参考，录阎文五十四条于下

第五十四  言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

朱子有古史有例不书时之说，以二十八篇书考之，如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书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时，洪范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书十三祀，二年，皆不继以时。确哉，朱子见也。唐孔氏谓春秋主书动事，编次为文于法，日月时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阙耳。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无月，史意不为编次，故不具也。更以逸书考之，伊训惟太甲元年乙丑朔，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书年书月书日并书朔朏，绝不系以时。不益见朱子确耶？大抵史各有体，文各有例。书不可以为春秋，犹春秋不可以为书。今晚出泰誓开卷大书曰惟十有三年春。岂古史例耶？予故备论之，以伸朱子，以待后世君子。

按朱子有答林择之书，使之求汲冢竹书纪年。此书今不传，传者赝本。杜元凯称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疑亦书时。及考魏世家，裴駰引纪年曰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见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虽似春秋，终有不尽同处。马迁踵秦记成秦本纪，颇书时，然多略，不似汉书于秦二世元年书秋七月，汉元年书冬十月尽从而整覈其体，疑后代史册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按春秋书时，胡安国传谓为夏时，先儒已历历辨析，尤莫善于鄱阳吴仲迂之言曰：若从胡氏，则是周本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不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矣。其破的如此。胡传既非，则蔡传以泰誓春为非，建子之月又不足攻矣。

又按朱子又疑竹书纪年纯用夏正，似胡氏之说亦有据，非也。纪年为魏史记，魏出于晋，当时列国惟晋擅用夏正。以左氏验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绛县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皆谓夏正。杜氏亦经注出，但未补明一句曰：于时独用夏正。所以然者何也？成春秋在前，见竹书在后也。忆己未留京师，富平李因笃天生告予曰晋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许之用也。观定四年启以夏正，强以戎索可见。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与正通，然则于伯禽，康叔曰皆启以商政，强以周索，鲁、卫乃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乱其正朔也？天生为语塞。

又胡渭生朏明告予，竹书纪年文章简质，虽颇似春秋经，然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作，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杜氏后序则谓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不亦过乎？予曰竹书今不传，然散见史记中，如魏世家索引引纪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此非当时史官据实书当时之事乎？与春秋曷异乎？杜所见盖全书，今所讥乃杜举之数条，窃恐考有未详，而立论太果，杜正未肯受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