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宰相是最有名的。
像秦孝公遇到商鞅、汉景帝遇到晁错一样，宋神宗在想富国强兵、洗刷国耻的时候，遇到了一心变法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王安石，而且很快把他扶上了宰相的大位。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轰轰烈烈，但也被骂骂咧咧，一朝的文武百官半朝人反对，幸好有神宗撑腰，王安石才能苦心经营，然而时人却把他看作异端、疯子。后来国破山河碎，朝廷渡江南迁，在官方他被追为罪魁祸首、千古罪人，在民间他则被话本写为猪狗畜生。
纵然天下反对，也要铁了心变法的王安石说：“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但是在这条变法路上，他注定要成孤家寡人，不但在烛火摇曳的北宋王朝，即便是在暗夜无边的中国历史上，他也是踽踽独行，然而他的独步能否换来后世的起舞？
变法的初衷
说起宋朝，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危机，没有藩镇之乱，也没有外戚之忧，更没有宦官之祸。但后世人提到宋朝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先想到一个词——“弱宋”。宋代重文轻武，对文人委以重任，对武将深加防范，甚至治军也用儒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功臣们交出战马宝剑，换得美人美酒。然而不成想，这虽为武将叛乱解除了后顾之忧，但也割断了尚武精神。
直至契丹于公元1004年全面入侵北宋，直逼国都开封，虽然后来皇帝赵恒仓皇和议，两国彼此结为兄弟之邦，但宋朝却不得不每年白给对方绢20万、银10万。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没有过一统天下的大帝国向边陲小国进贡的，北宋是第一个！
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基为天子的宋神宗赵顼，虽然年仅18岁，却早早立下了大志，一心要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时常来犯的蛮夷小国，为收复列祖列宗的疆域而尽力。于是他选中了跟他思路一致的王安石，在他登基不足数月之时，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诏其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提升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当时，当朝大臣多不买王安石的账，纷纷以他“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由极力反对。然而对于这些神宗或不答，或默然，主意已定的他眼里只有王安石，只有强国雪耻。
1069年2月，宋神宗不顾满朝反对，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殊不知，这一拜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北宋浮沉路，也让王安石登上了历时千年的毁誉舟。
国富和兵强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在商业上限制商人，行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在农业上，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在军事上，行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与此同时，还改革科举，整顿学校。
一时全国上下，山河内外，新法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地开展不迭。
但是王安石的路，也许一开始就跑偏了、走错了，虽然富国连着强兵，然而他忘了，只有真正富民了才能富国，而不是取巧地贱民富国，黄老之术下休养生息得来的国富民强，有日积月累和岁月风霜之功，扎实而稳健，终究与商鞅式的拔节强国是
而此时此刻的北宋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人心上弱到破碎，热血不再，只有空悲切；祖不尚武，朝中根本就鲜有能带兵的大将；朝廷冗官、冗兵危局，用度极其不足……
王安石出来收拾局面，虽出于他本心所愿，但也真是难为他，变法的大刀劈下来，分朝臣于两边，弄民心于溃散，他又怎能令大宋同气连枝、安内攘外？又怎能逆历史大势而行？
如此江山，也许是注定将亡的江山，有王安石要亡，没有王安石也要亡……
一个人上路
王安石有一首《叠题乌江亭》写项羽，但持论与各家截然相反，对项羽不表同情：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读来可知王安石为人的性格之孤，之峭。
而王安石的个性之强、性格之硬，从他的人情世故之中也不难窥见。
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和长他两岁的司马光同被任命为群牧判官，他们的顶头上司，就是群牧使包拯。有一天包拯宴请同僚，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桌而坐，两人平素都不饮酒，但因为是包公劝酒，司马光碍于情面勉强喝了几杯；但敬到王安石面前时，无论包公好说歹说，王安石一犟到底，始终不肯端起酒杯，“铁面”到包公都不如，让包拯很是下不来台。
喝了酒的司马光知道，他喝的不是酒，是包大人的面子，所以他宁伤身体，不伤面子。而王安石不一样，他因为平素不喝，所以在包大人面前也不喝，前后如一，一如他咏的梅花，凌寒独自开。在民间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似乎都不如王安石这般犟拗，不通人情世故。
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个巴掌拍不响。王安石一个人执拗也就罢了，偏偏宋神宗赵顼和他拗到一块去了。也幸好赵顼也是个“拗皇帝”，他从公元1069年让王安石变法开始，到1085年他去世，十六年间无论反对派怎么反对、限制新法，他几乎没有动摇过对王安石的信任，陪他一拗到底。
就人品而言，王安石当然无可挑剔。纵使反对变法的一派，也对他的道德文章极为佩服，但他小人缘很深。在位变法时，手底下就聚集了不少小人之臣，而在他罢相之后，许多曾在他门下任事发迹的人都纷纷远避，唯恐祸及自身，更有些翻覆求荣之徒还进谗诋谤，甚至落井下石，张舜民的《哀王荆公》诗里就说：“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王安石的拗，前后如一，变法前如此，变法时如此，变法后亦如此。他退居金陵后，所筑住宅不设墙垣，仅蔽风雨，后来更舍宅为寺，这境界不可谓不高，但也不可谓不拗。
这股拗劲，只有遇到同样拗的宋神宗，他才能受重用，才能从常人、凡人、世人堆里冒出来。宋神宗并不是宋仁宗的儿子，而是叫他爷爷，也不是亲爷爷，乃父赵宗实是仁宗的养子，正因为没有血缘、不是一脉，神宗才格外珍惜皇位，欲重整河山，以王安石为商鞅。
有人说王安石是“儒家中的改革派，官场中的读书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悲剧。王安石忘了一个人成不了大宋的救世主，一个人也走不完王朝的变法路。
另一种成功
黑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说，中国的历史是一场“没有历史的历史”。
这话看似绝对，却也不无道理。从本质上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有王朝更迭，在组织、效率、制度上却没有什么进步和积累。然而，在这段“没有历史的历史”中从大尺度来看，仍可见三场大变革。
第一场变革来自商鞅。而第二场变革，我以为始于王安石。虽然他的变法有弊也有利，至今成败犹未论定，但他开天辟地性地用经济再造帝国，既是前人所不能的，也是后人所不敢的，在中国历史上他像一座平地兀起的高峰，孤独，寂寞，直追今天。第三场变革应该归功于李鸿章。虽然就时间而言他和洋务运动距今犹近，然而历史性地来看，这场运动无异于“中国的工业革命”，是整个近代现代化的起点。
现在来说王安石。就主流的看法而言，他的变法是一场失败之举，对北宋积贫积弱无从改观，甚至很多人还把这场改革视为靖康之耻的根源。但是，以今天的视野和眼光重新打量王安石变法，他要用经济再造帝国，未尝没有道理、没有可取之处。黄仁宇有个说法，叫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这个“技术”非指科技，而是经济管理的技术，也即他经常说的现代社会的“数目字管理”，完全用商业的原则和规则来管理国家。当年，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不加税而国用足”“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他似乎已想到用经济手段改造农业系统，再造举世无匹的帝国。
王安石的新法内容很广，七项理财，四项强兵，三项育才，也富国也强兵，富国更为强兵，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前后历时十五年，山河重振。
变法究竟有无效果？公元1078年到1085年（元丰年间）的经济气象，已见端倪。
陆游的祖父、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陆佃的说法，应不是他个人一时一地的观感，这一点在《宋史》中也可以验证，宋史记载，熙宁元丰年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
然而，后世又为何说变法是失败的呢？
我想大概有二：第一是北宋的积贫积弱并没有改变——当然这一点和王安石没有关系，后来执政者对政策的好恶不定才是渊薮所在，之所以归根于王安石头上，是替南宋为自己祖上的罪找个替罪羊，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第二就是黄仁宇所说的，“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就位”，而这些条件已远远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小范围实行尚可，而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则会造成各种混乱不一。
王安石吃了反对者和执政者的亏，更吃了时代的亏，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都不占。
然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将近千年后，他的变法在大洋彼岸却落地了。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少有人关注，直到罗斯福总统的干臣、美国新政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借用王安石的青苗法，世人才惊呼不已。
一心坚持变法而载浮载沉的王安石，没能再造大宋，却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九泉之下不安近千年的他，如果得知地球另一端的这一切，是否可以长眠？
如果不以结果论英雄，不以皇权论成败，也不以历史的必然规律论得失，那么王安石的变法未必不是成功的，只是少有人能参透这一点。若说他的变法失败，那么他在反对者干扰不休的状态下，能做到如此还不算成功，什么又算成功？而在人治的时代，宋神宗能一如既往地配合他十五年，古往今来的哪一个皇帝又能做到这一点？
欧阳修称赞王安石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一句“后来谁与子争先”真是妙哉，古人和来者都无人能与他争先，无怪乎黄仁宇说“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这个寂寞的先知，神一样地来到北宋，神一样地来到中国历史，又谜一样地走出当时，谜一样地走到彼岸和后世，他和他的帝国两败俱伤，各自叹息着谢幕……
（摘自《谋国者》，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9月版，定价：3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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