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垃圾治理”是与垃圾相关的人物事世关系的治理，或治理与垃圾相关的人物事世关系，“垃圾”是治理对象而非治理主体，这是垃圾治理的内涵。仿此内涵，在本职工作领域，又主张“城乡人居环境治理”和“乡村治理”，希望用“治理”代替由乱而治的“整改”。这样应用“治理”一词之初确实少有响应，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常言“环境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便是证明。
其实，“治理”是一个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用词和理念，最早见于《诗经·邶风·绿衣》之“治”：“绿兮丝兮，女所治兮”，多用于赞誉尧舜禹之治，如《孟子·告子下》：“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商君书·修权》：“为天下治天下”、《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成词于春秋轴心时代的儒、道、法家经典，如《荀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韩非子·制分》：“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孔鲋《孔丛子》：“夔为帝舜乐正，实能以乐尽治理之情”，较多出现于汉代古籍，其中就有国人耳闻能详的“修齐治平”，之后“治理”一词的使用范围不断拓展，其词义也不断丰富，但其基本词义始终是“修理、调整、协调关系”，基本目的是平理关系以致中和，包括维持应有的关系（致中）、使关系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恰到好处（致和）和纠正紊乱的关系。
中国传统的治理“惟修”“惟和”“惟叙”，追求天人合一。儒家追求礼仁、“无意必固我”“天下为公”“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荀子·君道》），道家追求法天地、“万物一府”“天道无亲”“上善若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注·五章》），法家追求“以法治国”“废私立公”，目的都是要构建一种和谐有序的秩序，包括国家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生态秩序。金耀基认为“追求秩序与趋避动乱是中国一个突出的文化取向”，美国汉学家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更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秩序至上”的价值取向，何止如此，中国简直形成了一个具有时间、空间（地理）、价值和制度等指向的“秩序天下”，而贯通其中的就是“治理”——各种人物事世关系的治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秩序天下”由一个个以“我”为中心的“小天下”叠合而成，这些“小天下”和而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允许差异共存的秩序；此外，“秩序天下”强调秩序至上以确保其运行有序，但并不意味着正义和高效率。
要维持秩序天下就必须治理有道。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以道御治和循理而为。以道御治就是要求治理遵循客观规律，一要遵循治理行为本身的治理之道，二要遵循治理事物的事物之道。循理而为就是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事因变调整治理方案。“道”和“理”是2个传统的中国哲学范畴，道指客观世界存在、运动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而理是道作用于具体事物时的具体表象，是道的具体化，如道作用于天表现出天理（又称“命”），作用于人表现出人理（又称人性），作用于人、物（包括时空）、事所形成的体系（世界）便表现为世理；循理就是要遵循行为本身及其所涉及事物的人理、物理、事理和世理，其实就是循道的具体化，相应的，循理而为本质上就是循道而为；循理就是要遵循行为本身及其所涉及事物的人理、物理、事理和世理，其实就是循道的具体化，相应的，循理而为，归根结底，也就是循道而为；正因如此，道和理在日常使用中常组合成“道理”一个词，治理也可笼统称为是一种以道御行的行道行为。愚以为，各家治理之道的统合要义可概括为柳宗元的“遵道秉义”、王安石的“爱民而力行之”和毛泽东的“组织起来”。
儒家主张“仁”“里仁为美”“为政以德”“人与天地参”。《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八佾》：“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
道家主张“道”“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小国寡民”。《道德经》：“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为无为，则无不治”“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以正治国……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庄子·天地》：“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庄子·天道》：“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
黄老道家融道家和儒家于一炉，主张以“道”统领“德”“仁”“义”“礼”，《文子·道德》：“御之以道，养之以德，无示以贤，无加以力”。法家主张法治，《韩非子·有度》：“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子·饰邪》：“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韩非子・诡使》：“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 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商君书·修权》：“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纵横家鬼谷子强调善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则天下乱”。墨家创始人墨子将“兼相爱、交相利”视为“天下之治道”。
较之西方，中国更重视治理的本义——治理的词义、目标和治理之道，而不受诸如治理主体、客体、制度、环境等治理外延的约束，因而，中国应用治理更加放开和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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