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1949年后人们还习惯于称呼“信阳州”。那么，信阳州究竟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么说吧，南阳、信阳、驻马店这三者在历史上是纠结在一块的一片地方。下面让我们慢慢来解析。
我们都知道信阳古称“申”，据说是周天子（穆王）封叔齐的“侯爵封地”。
叔齐子孙有功于周被封侯爵，封于“西申”（姜氏之戎首封地在今陕西米脂，系华夏与异族混血）；申国人以“姜、申”为姓，世与周王室通婚。
周厉王、幽王皆娶申女为后。宣王时封妻舅（伯爵）新的封地在“谢邑”（今南阳），并迁“西申”臣民至“南申”；南申其实就是“南阳之申”。
而被楚文王灭国后（前688），“南申”成为楚国的一个县（“宛邑”），其遗民一部分被强迁至山西；
另一部分流落到淮河以东，靠近“息国”的地方，这地方历史上被称作“东申”。
“申”“东申”即信阳最早的地名。
楚文王“实县申息”（前680）后，楚庄王想把申地赏赐给子重（前594），被申县的长官巫臣劝阻；
到楚灵王灭陈、蔡（前531）后，灵王赐其弟平王做“陈公”“蔡公”去管辖两地；
结果灵王死后（前529）楚平王不仅恢复了陈、蔡两国，还让迁至楚国腹地的申国人回归故里，申国也蒙准复国，其地当在“东申”。
信阳古称“申国”“申县”“申”，盖缘于此。
西周封国图
春秋时期汝水淮上流域封国
据说，最早时候这里还有“冥厄”（冥扼、黾厄、鄳阨）、“负函”的古称。
地处大别山和桐柏山两山之间的沟沟里的这块地方，最先是以“关”闻名的——所谓“冥厄”即“冥厄关”。
古时候争战夺隘靠冷兵器，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从这里走最便捷，否则您就爬山去吧。这关，就是“冥厄关”，后来被叫做“平靖关”。
今天的人们走高速公路，都知道豫鄂间的“武胜关”是两省边界。武胜关其实就是大别山与桐柏山间的居中关隘，从前叫“直辕”。
武胜关是中间的关隘，在信阳右侧的东边还有处险隘，人称“九里关”（大隧、黄岘、广蚬、百雁）。这样，中间“武胜关”，东边九里关，西边平靖关，合称“义阳三关”。
至于“负函”，来源于《春秋左氏传》“叶公致蔡遗民于负函”，人们考证负函就在现在的信阳。
据说孔子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楚昭王27年）到楚国想见楚王，但只抵达负函这个地方，见到了地方长官叶公沈诸梁，相晤一场。人们考证负函就在今天的信阳一带。
义阳三关
冥厄和城阳
秦灭楚后，实行的是“郡县制”，并无“州”置。
古分“九州”，来自大禹治水，也是对三皇时期的继承。
但远古的“九州”概念都是虚的，只是文化地理的意义，并无具体实指的某个地理坐标点实际意义。
史载这一带被楚统一后，率先置县。
秦统一后的各个小国又都从楚国的“县”成为秦的“县乡”，诸如“息县”“雩娄”“期思”“城阳”“西阳”“平氏”“弋阳”等等。
“义阳”的名字就是这时候流传下来的，秦统一后南阳称“宛县”，信阳称“义阳”。南阳以“郡县”置，信阳彼时仅为“乡”。
秦以后汉代，西汉东汉405年，信阳一带混沌一片，延续着古时称谓，只是“义阳”的称呼和更东的“弋阳”称呼一同流传下来。
作为南阳郡平氏县的一个乡，一直到三国将尽时期，魏文帝正式把这里了定名“义阳”，并从“乡”晋“县”——从“南阳郡平氏县义阳乡”分出了个“义阳县”。
220年曹丕称帝后三年，从“豫州”分出个“汝南郡”；从“江夏郡”分置出“弋阳郡”、从“南阳郡”分立出“义阳郡”，魏天下“郡国八十九”，义阳居其一。
“义阳郡”，就这么来的。
三国时期属于“荆州”的义阳乡
郡、县头目称“郡守”“县丞”。
一直到“州牧”、“刺史”出现，才有了“州”的概念。
汉代的“州”大致上依然是虚衔，西汉的州是概念上的监察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时候并非实际政区。
开始设“刺史”只是作为监察御史，中央统治直接到郡县两级。
到东汉末年刺史的权限扩大，监察区变成了实际上的行政区，才形成了“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
比郡更大的管理范围是“州”——东汉末全国十三州。
汉代皇家古风犹存，先有同性后有异姓封国，豫南有“淮南国”，辖雩娄、安丰、蓼等县。
东晋西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州郡遍天下了。
乡晋县，县晋郡，郡晋州，官越来越多，地界越来越小。“官本位”体制下官越大越好，最大的甚至要复古到称“国”。
西晋一个时期，“南阳”（宛）“义阳”（申）开始正式分野。
弋阳（潢川）封国“光”，随着“豫州”衰微，“光国”变成了“光州”；而义阳也开始升格称“州”——“申州”“义阳郡”“义阳县”——三城同治。
西晋末年全国有二十一个州，南北朝时有五、六十个，到隋结束南北朝时全国已有三百多个“州”了。
那个时期“州”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但概念上感觉是地方行政区中的“最高级”。
南北朝时期以淮河为界，南北攻来伐去，义阳时而属南时而属北。
梁时，527年在义阳置“司州”；北魏时，503年改称“郢州”；东魏怼回来把“北司州”改为“南司州”；550年北齐灭了东魏，又把“南司州”改回“郢州”；579年北周占住江北之地，复把“郢州”改成“申州”（同时把息县的“广陵郡”这么好听的名字，改作了“息州”）。
“申州”“义州”，就这么来了。
五代时期“豫州”四分五裂，义阳开始“司州”
隋唐时期，隋炀帝中央集权收缩“州治”，觉得还是一竿子插到底好，人家认可“郡县制”。
但到了唐高祖又恢复了“州治”，全国所有的“州郡”，都可以叫“州”，所谓郡县，实际上也是州县。全国竟有300多个州。
“州”上又延伸出“府”的概念——因为州太多，就把大的州叫“府”。
府州太多，皇帝一个人管不过来，就在“府”上增添加了便于皇帝亲自管理的“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地面上的“规”“矩”就是道、路（由沿着道路负责监察、观察，向皇帝负责的官员，渐渐拥有行政实权）。从而，在中国的吏治层级中，正式开启逐渐形成“道、府、州、县”四级地方行政。
唐初10道，到唐末全国有道40多个，州府328个，县1573个。
“道、府、州、县”的长官分别是，“使”（采访使、按察使、监察使、处置使、节度使）、“刺史”（下设上佐、参军、判司）、“县令”（下设县丞、主薄、县尉）。
信阳这一带，此时仍然是“州郡同城”，称为“申州”“义州”。显然，不是大州，并没有称“府”；而南阳则拆改为2郡：“南阳郡”和“淮安郡”。
唐“淮南道”之“申州”“光州”
由于上面有了“道”这一层级，“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愈益严重，贞观年间“申州”“光州”归属于“淮南道”。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延续唐的地方层级。
梁唐晋汉周半个世纪，“义州”和“光州”分属南北。
到五代结束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南征北战，北破契丹，南摧南唐，将中国南北分界线由淮河推进到长江，尽得江北、淮南24州，“义州”“光州”均归周界。
大宋（960-1279）分北宋、南宋。300年的光景，因为随时面临北方来的异族威胁，自然也不得安宁。
历史上除了东周时期平王与西申、南申有那么一段渊源，信阳与帝王家几乎没有直接关联。但到了北宋开国，又有那么一次与帝王的遭遇，不过这次不像上次是亲缘，而是忌讳的瓜葛并且就此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赵匡胤（太祖）的弟弟赵炅（太宗）既避讳“光”，又避讳“义”。他自己原名赵匡义避讳赵匡胤改为“赵光义”。天下又得避讳他，“光州”“义州”这样的地方因避讳皇帝而改名。
据说，因为“信”“义”相通，义阳从此改为“信阳”，义州、申州，也就改为“信阳州”了。
宋·京西北路“信阳军”
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令全国各州直辖于中央，府州县长官为“知府事”“知州事”“知县事”，简称“知府”“知州”“知县”。
州之上的“道”通通变“路”，北宋末不包括北方“金”“元”所辖地区，全国共有26路（相当于后来的“省”）。
由于战事频仍，适应军事调度，“路”之下还设“军、监”；
地方政区实行“路”“府（州、军、监）”“县（军、监）”三级制。
行政区划中多出的这个名目“军”，唐代即有，称“军镇”。
“军”多在边区，直管军队不理民政，属军事系统。唐后五代时期，“军”开始辖有土地兼管民政。
宋代“军”演变为地方行政区（有领县和不领县区别），不领县的“军”也就是县级政区；领县的“军”与相当于“府、州”但地位低于府州。
唐代还有个地域官衔叫“监”，是监督、监察的意思，治特派专职的使节。“监”与“军”的异同在于：“监”是国家经济监管系统，铸钱、矿冶、制盐、牧放等的管理机构；
也有领县与不领县的区别，层级不同。“军、监”的首长称“知军事、军使”“监事、监使”。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改义阳为“义阳军置”，属于领县的“军”。
义阳改信阳后，义阳军即“信阳军”，属“京西北路”，辖县包括罗山。罗山和信阳历史上“一卵同生”。
宋元以豫南一带为边境，信阳军接近无人地带，淮河以北连同南阳均陷落成金国领地；息县、褒信也一并归金；
光州一度也改为“光山军”，是岳飞抗金的前沿阵地。
南宋与金对峙图
蒙古人在北方席卷各国，“辽、宋、夏、金”均不敌。1271年蒙古人在“汉地”建立了“大元”王朝，忽必烈称帝（太祖）。
元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地方设“行中书省”：全国按“山川形变”的大区分，共有10个“行中书省”。
行省下设“道、路、府、州、县”都是延续过去的形制；
“省”的首脑名曰“平章政事”，其余沿袭旧称。
元时“河南省”还没定型，称“河南江北行省”，辖境包括湖北、安徽、江苏的江北地区。
1276年南宋全境入元，今河南境内黄河为界，河北属元中央直隶“中书省”（辖大名、彰德、卫辉、怀庆府路），黄河以南，大巴山以东长江以北全归“河南江北行省”：包括监利、黄陂、汉口、黄冈、安庆、芜湖、扬州、通州、直至上海崇明岛。
元朝历时98年，席卷江南，大一统中国完型到海。
元朝，信阳沿袭古称，取消“信阳军”，依“义州”继续叫“信阳州”。
1277年（至元十四年）信阳曾一度称“信阳府”，只一年复为州治。兵荒马乱的年代信阳荒野茫茫，1283年（至元廿年）州治曾徙罗山。1293年（至元卅年）元太祖忽必烈改蔡州为“汝宁府”，汝宁府归河南江北省辖，而信阳州、光州俱归汝宁府管辖。
信阳就此与“汝宁府”取得相关。
元·河南江北行省“汝宁府”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延续元朝“行省制”，全国设13个行省，省长官始称“布政使”，后改“巡抚（主政）”“都督（主军）”。
明朝实行“省、府（直隶州）、州、县”四级制行政权力。
河南省版图基本定型，信阳以南为“湖广”，再南为“两广”，与今天版图十分接近了。
明代276年，信阳州属“散州”性质，地位基本与县相当。继续隶属汝宁府。
“郡”，源自秦；“县”，源自楚。
数千年郡县制贯穿中国封建统治，郡，含有经济政治中心和城市的意味；县，则多系乡土农村的寓意。
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变迁，州取代了郡，府取代了州。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的东方城市，截然不同于西方，它脱胎于农村，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城市虽大却决然难成现代化城市，因为它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化进程。
无论是“郡县制”，还是“州郡县”三级行政、“道府州县”四级行政，抑或“省道府州县”五级行政，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中央对地方统治。
这些层级都是围绕着中央政权服务的，必要时这些层级直接就转化成了经济、军事用途，例如“军”“监”这种不伦不类的地方政权机构。
而介于府州之上的道、路、省，其实就是中央的直接管理者。随着中央政权的集权体制成熟，这些派驻各地的大员形成了统治者层级。
中央政权就把“部”“厅”集中到首都，称为“京官”；从部厅遴选的大员到各地去管理，就称为“外放”。
中央集权的专断统治与西方民主政治形成对比，造就了富有特色的东方国家管理模式。明朝一代中国城市雏形渐显，市井生活逐渐有别于乡村。
明朝迄今，中央统治的威权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统治日趋成熟，形成了中国特色和东方特色的集权管理模式：中国式行政区划。
这种体制自古以来就是自上而下的，不须民主，有的只是中央集权统治的自由，为中央政权服务行之有效。
清朝乃满族入侵的政权。
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清除了接收了崇祯帝的皇宫外，也接受了明代成熟的政治经济和地方制度。
顺治时期依然设南北二京，体制上沿袭十三布政使司；顺治定都北京后，以盛京为“留都”，二京依旧。但改北直隶为“直隶省”，南直隶改为“江南省”。
康熙三年（1664年）元明时的“湖广行省”被分为湖北、湖南二省；
康熙六年（1667年）又把“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二省；
康熙七年（1668年）分出陕、甘两省，形成基本与今天版图相似的“汉地十八省”。
在政区划分上为便于统治，将“道”这个已经被淘汰了的层级捡起来，作为自己随意使用的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省下设“道”“府”“州”“县”四个层级；
非汉人地区则设五个“将军府”、“驻藏大臣”、“办事大臣”特殊政区，以管理西藏等少数民族。
到清末与东三省、新疆省合称“二十二省”，这种体制基本上一直延续至今。
清·汝宁府、光州
汝河入淮图
没有铁路时，内陆人以山脉走向、河流流域为界限，依方位划出地域，称“山川形便”。
东西走向的黄河是中原最主要的河流，“河南”“河北”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河北靠近京都，直属中央就叫“直隶省”，河南则是“行中书省”（行省）。
河南境内还有淮河及众多的河流，其中起源于泌阳五峰山下驻马店境内的“汝河”途径汝南向东流到新蔡，再流到淮滨的“洪河”注入淮河，汝河全长222公里，古代是处于中原的一条闻名河流。
汝南县就是以汝河命名。
汝南历史其实并不亚于信阳，信阳还是“申国”时，汝南地属“蔡国”。信阳流传一则传闻：毛泽东专列停靠信阳站，召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问他“你们信阳有个上蔡县？”路喏。又问“有没有下蔡县呀？”路愕。半晌答曰“没有下蔡，只有新蔡。”毛笑，“新蔡即下蔡。楚国逼迫蔡平侯迁至下蔡，后来又迁往安徽州来，那是蔡国最后的所在。”
汉高祖时设置“汝南郡”，上蔡即为治所，说明其人口聚集的程度已经远超普通集镇的规模。汉景帝甚至封其子为“汝南王”，置其国曰“汝南国”。
今日驻马店世人诟病其地名莫如恢复“蔡州”或“汝宁府”，因为蔡州春秋战国即存在，汝宁府系元朝时期蔡州升府改称，源出一体，均历史久远。而“驻马店”仅为一无名小镇，源于明朝驿站。
历史上南阳、信阳、驻马店一带战事频仍，四分五裂，归属莫衷一是，但并非全系无稽之谈。
清·南阳府、汝宁府、光州
清康熙九年（1670年），在河南设“分巡南汝道”。
“道”如果要勉强比喻的话，相当于“军区”“专区”的概念，主“监察”“调度”作用。隋唐开始运用“道路”的概念，元明时期有“粮储、漕运、河道”“守备、分巡、督查”的功能，至清朝具有“大监察区、大军区”的性质。
“南汝道”虽然没有信阳的字眼，但道署设在信阳州。说到“南汝道”可看作信阳概念。
“南汝道”管辖包括南阳府、汝宁府、汝州（临汝）在内的24县2散州；雍正二年（1724年）光州直隶州亦划归“南汝道”（次年，令信阳州、邓州、裕州所属各县归府直辖），名称更改为“南汝光道”（南阳、汝阳、光州），辖域增加了光州所属的光山、固始、息县、商城和潢川（光州）4县1州；
又十年后，雍正十三年（1735年）汝州划出，所辖5县1州划出归“陕汝道”，但“南汝光道”名衔仍旧。
汝光淅道
“南汝光道”辖南阳府（南阳县、南召县、唐县、泌阳县、桐柏县、镇平县、内乡县、新野县、舞阳县、叶县、邓州、豫州）、汝宁府（汝阳县、正阳县、上蔡县、新蔡县、西平县、遂平县、确山县、罗山县、信阳州）、光州（光山县、固始县、息县、商城县），共22县、3散州。
南汝光道光绪年间增辖“淅川直隶厅”，所以又称“南汝光淅道”，道尹署驻信阳州，信阳州判驻平昌关。
这种行政区体制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影响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撤地设市”。
“南汝光淅道”延续至1913年民国北洋政府“废府存道”，本来尚属虚悬的清代“道”的层级为袁世凯所强化。
北伐成功后民国南京政府废除“省道县”三级管理，改为“省县”二级体制。
实践说明二级体制管理不易，因为系来自孙中山建国大计，便变通处理。
1932年实行“首县制”作为地区的召集者（南京政府最多是将县分为6类），创行“行政督察区”（专区）作为“省”的派出机构。
1949年后中共建政沿袭民国“专区”的设置，只做局部调整；
1971年改专区为“地区”；
1983年之后“改革开放”开始实行“市管县”，逐渐演化至后来“撤地设市”，成就今日“省市县”三级行政（其中“市”称“地级市”“大市”）。
民国·北洋政府“豫南道”
民国北洋时期河南分“南北东西”四道。
“南汝光淅道”1913年改名为“豫南道”，1914年6月又改称“汝阳道”。道署驻地俱在信阳县，所辖不变。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1932年在全国“废道设区”，设“行政督察区”。汝阳道属“河南第八行政督察区”，光州属“河南第九行政督察区”（署驻潢川）。1937年信阳东的光州改称“河南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1948年光州改称“潢川行政督察区”。
中共夺取政权前信阳及周边有众多的地下党组织，在省界沿边设置“豫鄂边工委”（1946）“豫鄂区党委、行署”（1947）；在区域和县域周边设置“罗礼经光中心县委”“豫南地委、专署、军分区”“豫东南地位、行署、军分区”（1946）“汝正确信工委”（1947），纷纷纭纭不一而足。
1949年2月合并鄂豫区一、二专署为省直属“潢川专署”；
1949年3月设立“确山专区”，专署驻信阳市（7月改“信阳专区”）；
1952年10月潢川专区撤销，辖地划入信阳后信阳专区辖16县。
1965年6月15日，增设驻马店地区，信阳地区和驻马店地区分置。
小结：
信阳州历史悠久，机缘天定，让这个地方有着“领衔”的义务。
信阳，先有“申国”“申县”“申州”，再有“义阳乡”“义阳郡”“义州”，“信阳州”。
信阳历史上与南阳、汝南密不可分，“申”其实就是一个逐步由西向东移动的概念。“西申”是申国的最早封地，“南申”即南阳“谢”地，“东申”乃信阳之申。
秦汉、三国时期，信阳是“南阳郡平氏县义阳乡”；两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取代郡县，信阳是“义州”“申州”，一会儿属北国，一会儿归南国，又有“司州”“郢州”叫法；大唐时期，信阳依然是“申州”“义州”，归“淮南道”。五代十国“申州”“光州”有分有合，终统一于后周。
两宋和金元时期，“义州”更名“信阳州”“信阳军”，北宋属“京西北路”南宋属“京西南路”（两宋光州始终属“淮南西路”）；元朝“信阳州”治“汝宁府”，隶属“河南江北行省”。
明代信阳是“汝宁府信阳州”，属散州性质。
清乾隆时期设立“道”的层级，把“南阳、汝阳、光州”合称“南汝光道”（后来加了“淅川”），又称“南汝光淅道”。道署就在信阳（原信阳地委所在地，今解放路西端“华庭酒店”左右）。
民国北洋政府将河南省分为“东西南北”4“道”，“南汝光淅道”又称“豫南道”（“汝阳道”）。
民国南京政府“废道设区”，“豫南道”拆为三个行政区：第六区（南阳13县）、第七区（淮阳8县）、第八区（汝南7县）和第九区（信阳9县）。
至于信阳与驻马店的关系，就是信阳与“蔡州”、“汝宁”（汝阳）的关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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