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是韩愈基于现实所见所闻而发出的感慨，并由此写下那篇著名的《师说》。
简单解释一下“师道”，《师说》中的“师”是指知识的传播者与人格的塑造者，并且还要兼顾道德修养与人格魅力，所谓以“传道、受业、解惑者”；所谓“道”，指的是儒家之道，并包含一套相对完成的逻辑体系，这与韩愈在“古文运动”时所倡导的“道”如出一辙。
韩愈所说确有其事，但也绝不是全社会所有人都不尊“师道”、都不再找老师学习。在具体语境下，违背“师道”的有一种人最为典型。正如《师说》中指出——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这里的“士大夫之族”，究竟是群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不尊师道？
这篇文章是基于韩愈的亲身遭遇，据《旧唐书》载：“（韩愈）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复为国子博士。”
韩愈一生四次担任国子学官相关官职：贞元十八年（802年），35岁，任四门博士；元和元年（806年）至二年807，即39到40岁，任职国子博士；元和七年（812年），45岁，复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五年（820年），53岁，拜国子祭酒。
《师说》正是韩愈做四门博士的时候创作的，作为太学老师的韩愈在此时发出“师道不存”的感慨，归根结底在于唐代官学的尴尬地位。【所谓官学，即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的学校系统。公办最高学府是国子监（国子监又可以称为太学、国学，入国子监学习的学生称为监生或太学生），下设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官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但在中唐，儒家思想已经不占优势。安史之乱以后，儒道衰微，佛老思想盛行，“中国文人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仕途顺利、人生得意时，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仕途坎坷、人生失意时，佛老思想起到重要支配作用”（韩丛耀《中华图像文华史》）。中唐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而佛老思想正是体现出更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况且此时佛教思想经过多重转型、不断本土化，越来越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始终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而道教所提倡的清静无为、恬淡无欲等也更为适合统治阶层治理人们的需求。佛、道两家的这些优势正是儒家之短处。因此，佛老思想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的、最富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过去并不占主流的异族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也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新鲜、最风行的时尚”（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在这种社会思潮面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师道传统也必然受到严峻的挑战。
唐代官学地位之所以尴尬，还在于科举制度的冲击。
唐代的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所谓制举，是皇帝一时兴起临时设置的考试。而在常举中，犹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考察的是儒家经义，注重的是死记硬背。进士科则是较大难度的诗赋写作，考察的范围比较广泛，时政、景色、传说、儒家名言等有可能成为诗题，而且还有严格的形式方面的要求。即便博学，还要具备创作才华。所以产生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歧视链。而事实上，进士科也的确更受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推崇。
进士科以文章诗赋择优，文学是“尚情灵，重个性发展，不重师承。时风所煽，人不相师。” （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官学，明显满足不了当时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取得功名的需求。因此，官学逐渐呈衰颓之势，师道亦不被重视。
还有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唐代门阀制度根深蒂固，人们观念中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人分成不同等级的，当然很多方面更多的是制度规定。上层士族的子弟，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有资格入国家级“大学”学习的学生，大多出身比较高。正如韩愈在《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指出的那样：
“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
但是学官的官阶却是比较低的，总理教育的国子祭酒也不过从三品，普通的学官官阶一般要比学生的祖、父辈的官阶要低很多，韩愈当时所任的国子监四门学博士，是个“从七品”的学官。因此，称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做老师，会让很多人感觉别扭。即《师说》中所说的“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甚至时有不尊师的现象发生，唐宪宗元和元年四月，时任国子祭酒的冯伉在一个奏状中这样写：“其艺业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于此并请解退”。作为太学老师的韩愈，面对黑白颠倒的现实。痛心疾首，作《师说》以期重振尊师重道之风。
他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像孔子那样，韩愈热情的、尊重的态度对待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当时向他请教的青年后学越来越多，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私以为，即便在今天，不少人听到韩愈的该观点或者类似观点都会心中不舒服，更何况在千年前的中唐。《师说》写成后，给韩愈引来不少麻烦。
好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从柳宗元的这段话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时代，写下一篇像《师说》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韩愈逆流而上，“好为人师”，甚至“抗颜为师”，即有一种不受制约、严正不屈的“严师”态度，并充分发挥“师”的教育本体性功能，对待弟子，知无不言。
贞元十九年，即《师说》问世的第二年，韩愈被当权者赶出长安，贬到岭南阳山作县令。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按照柳宗元的说法，《师说》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韩愈居住在长安时，连饭都来不及做熟，就得急切地避开别人的非议。韩愈面对质疑、咒骂乃至添油加醋的污蔑诽诗，还因此得到了“狂”的名声。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有个叫韦中立的后生写信给柳宗元想拜他为师学习古文写作，柳宗元回想起好友韩愈的种种遭际回信给后生说实在不敢做他的老师。【但是柳宗元虽然不敢为师之名，却在行师之实。就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柳宗元精要点明了他作文学习的方向。这都是另说的了，不多扯了。】
《师说》中极力矫正不从师学习的风气。第二段的“生乎吾前……”与“生乎吾后……”，第三段的“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等部分如大江大河，滔滔不绝。韩愈进一步运用了三层对比：古之圣人从师而问，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则耻师焉；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群聚而笑之。
这三层排比，一层髙过一层，一层强过一层，把“耻学于师”“小学而大遗”的恶果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如同当头一棒，相当有感染力。正如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评价：“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遑惑，而抑绝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应该说，不用韩愈这么写，不少人也知道从师学习的重要性。韦中立正是想拜柳宗元为师，而韩愈写《师说》也正是因为青年李氏子蟠问学于他，韩愈为了赞扬李氏后生的这种行为而作。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全部“耻学于师”，还是有很多人来问学于韩愈，“韩门弟子”群体壮大。而柳宗元本身命运乖蹇，“好为人师”可能引起别人的妒恨，甚至惹来更大的灾祸。因此显得格外谨慎，他只愿教授他人文章之法，绝不敢被尊为人师。
但是总体看来，在中晚唐，韩愈及其韩门的活动也是有限的，远未成为显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儒家师道运动没有获得国家权力的支持，更没有成为整个士风以及社会风尚。毕竟，韩愈这样做，文化普及到中下层，中唐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的门第观念受到冲击，从而引发了士大夫阶层的恐慌。
因此，重建师道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潮流。真正将师道运动与国家政策、社会制度相结合，要到北宋庆历时期。想来也没有什么奇怪，在那时，随着儒学的全面复兴，以儒学为载体的师道必将拥有广阔的舞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