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与“甲戌抄本”的种种际遇

 

吴营洲

 

 

　　1927年，胡适先生意外地得到了险些错失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抄本”，由此，红学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又因为胡适将这个抄本借给了周汝昌，周汝昌的命运随之也有了诸多改变——甚或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周汝昌”。

　　而在这里，只想梳理一下周汝昌与“甲戌抄本”的种种际遇。

 

周汝昌是怎样借得“甲戌抄本”的

 

　　周汝昌是怎样借得“甲戌抄本”的？他在《胭脂米传奇》（华文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一书中做过记述，称是孙楷第先生辗转“捎”给他的：

　　“1948年，我冒昧地向胡先生提出请借'甲戌本’。隔时不太久，一日下午，中国专研古代小说名家孙楷第先生来到海淀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登上雕梁画栋的'四楼’，叩门来访，我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书稿，孙先生递于我一部书，报纸裹着，有胡先生用浓红朱笔的工整楷字，首行是'燕京大学四楼’，次行是我的名字。打开时，正是世人很难得见的'甲戌本’。”

　　另外，周汝昌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版）一书中，所记述的与此大致相类，只是更为形象、生动，恕不具引。

　　然而，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版）一书中，则称是胡适“亲手”递给他的：“借阅甲戌本一事，（胡适先生）慨然允诺。随即下位亲手将书递给了我。（周汝昌附注：过去几次拙文和谈话里都说甲戌本是孙楷第先生捎与我的，大错。孙先生捎给我的是大字戚序本和《四松堂集》稿本。年久记忆混乱了，想来可笑。）”

　　由此可知，周汝昌在写《我和胡适先生》一书时，修正了他先前的说法。

　　但我想，“甲戌本”之于周汝昌，当是刻骨铭心的，任何一个与之有关的细节，都将是他“终身难忘”的。记得有记者问他一生“最难忘的事是什么”时，他曾经这样回答：“看到《红楼梦》甲戌本，万分惊讶，没想到真《红楼梦》是这样，真是终身难忘。”既如此，他怎么可能会因“年久”而“记忆混乱了”呢？

　　况且，1998年出版《胭脂米传奇》时，“记忆混乱了”，到了2005年3月出版《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时，依旧“记忆混乱”，然而到了2005年8月出版《我与胡适先生》时，记忆怎么就不“混乱”了？尤其是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的叙述，绘声绘色，“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眼前”，有谁敢怀疑他说的会是“假的”呢？

　　俗话说，“棉裤套皮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有毛”。只不过其中的缘故，可能唯有周汝昌本人清楚，外人是不懂的。反正我不懂。

 

周汝昌曾对“甲戌抄本”“先斩后奏”

 

关于周汝昌是怎样借得“甲戌抄本”的？我们还是尊重他的最后一次表述吧，即1948年6月末的一天，周汝昌到胡适的府第拜访了胡适。在交谈中，周汝昌提出了“借阅甲戌本一事”，胡适“慨然允诺”，“随即下位亲手将书递给了”周汝昌。

历经沧桑，甲戌抄本仅剩得一函四册，但它价值连城，尤其是对于一个红学爱好者来说。周汝昌当时的兴奋心情，自不待言。

时隔不久，便是暑假，周汝昌“兴冲冲地将甲戌本带回家乡，行装甫卸，即将此书捧献于”他的四兄周祜昌面前。周汝昌对其兄说：“这样的书，不便久借拖拉，那不是情理；而我们只能有这一暑假的福分来读它——但怎么'熟诵’都不行的。……现在只有一路可行：我们赶快录一副本，由你代劳……”“祜昌听了，……当下欣然承诺……”（周丽苓、周伦苓编：《我与胡适先生》。）

由此可知，在周汝昌的提议下，周氏兄弟开始为甲戌抄本“录副”了。

然而，在《红楼梦真貌》（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一书中，周汝昌又称：“借到书后，家兄祜昌当机立断，应为这个已然纸张黄脆的古本赶紧录出副本，方能运用。于是抓住了1948年的整个暑假这个唯一方便的时间，经营录副……”由此可知，“录副”的想法是“家兄祜昌”率先提出来的。这与周汝昌前面的叙述自相矛盾。

此时权且不必纠缠这个细节，我只是想说：他的这个“录副”当是犯忌的！

许多书籍（乃至其它物品），之所以价值连城，就因为它是“孤本”，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可你偏偏再“克隆”出另一本来（况且甲戌本本身也是抄本），其原来的价值势必会打些折扣。据称有人高价拍得世上仅有的两枚邮票后，当场毁掉其中一张，因为孤品的价值更高。如果周汝昌事先征得了胡适的同意而“录副”，那就另当别论了，否则，恐就不大合适了。这是“常识”。周汝昌自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种做法（指擅自录副），本不应该，实欠礼貌，俗话的'先斩后奏’也觉借用难以妥恰，勉强辩解，'斩’是'办理’'解决’之意吧，但那是'尚方宝剑’已然在手，等于是奉命批准，并非斗胆妄行，不能相提并论，然亦无第二个方案可行——那是信息联系太难了，今日之人是不能理解得了。我之勉能自信自慰的就是一切如实报知经过，诚诚恳恳，绝不'巧言令色’，'打扮’自己。这已是9月11日了。”

然而，周汝昌的实际情况，果真像他说的，不是“巧言令色”吗？恐怕未必。

倘若为甲戌本“录副”果真是周汝昌的主意，以常理揣度，这个念头极有可能是在他拿到书不久，即一边阅读一边翻检时萌生的。此时当在周汝昌离开北平即回他天津老家之前。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再见胡适一次，说明想法，征得同意。同意了，你再“克隆”；不同意，你就咋借咋还！其实，仍以常理揣度，这样的“请求”周汝昌是没法开口的。任何人都没法开口。所以，周汝昌才以自己的心机及行事方式，来了它个“先斩后奏”（周汝昌语）。

在我看来，这样一部书，别说让你带走了，就是让你看上一眼，都是天大的福分；可人家让你带走之后，你竟还“偷偷地”让它生出了一个“副本”，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咱不妨退一步说，即便周汝昌是回到天津之后才有了“录副”之念的，也应该及时地通报胡适一声。然而，周汝昌并没有这样做！

据周汝昌说，当他哥儿俩决定为甲戌抄本“录副”之后，“兄弟两个便分头紧张忙碌起来”，“恰在此时”，周汝昌“收到了胡适先生寄来的一封快件”，时间是1948年7月20日。“接信后”，周汝昌“很快给胡先生回了信”，回信的日期是1948年7月25日。但在周汝昌的这封回信，密密麻麻写了四页纸，却只字未提他们给甲戌抄本“录副”这件事！他为什么不说？这是任谁都清楚的。直到他们“录副”完毕，才写信告诉胡适，时间已是1948年9月11日了。周汝昌信中是这样写的：“七日我回校中了，最引以为快的事是甲戌珍本又随我平安回来了。自借得以后，我便时时怕有闪错，那时没法见您的面。不过有两点我必须先向您请罪：一、（略）；二、脂本是毫无零损，新整如故的，我心里还稍舒服些；可是我们未征求先生同意，便录出一个副本来。……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苦心也用得不小，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深谅下衷而不怪责。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先生审鉴题记，以志流传授受，渊源踪迹。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也不要紧，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总之，这一点宝爱珍本的原意是如愿以偿了。”

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素有“君子”“圣人”之称并宅心仁厚的胡适，又能如何？只能“仁人大度”地送顺水人情！

1948年9月13日夜，胡适回信说：“我读你信上说你们兄弟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然而，胡适在收到周汝昌归还的甲戌抄本后，当即在上面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现存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共有三本：一为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本，一为徐星署藏八十回钞本（我有长跋），一为我收藏的刘铨福家旧藏残本十六回（我也有长跋）。三本之中，我这个残本为最早写本，故最近于雪芹原稿，最可宝贵。今年周汝昌君（燕京大学学生）和他的哥哥借我此本去钞了一个副本。我盼望这个残本将来能有影印流传的机会。”

在这里，胡适郑重地将“录副”一事记述下来，算不算是对周汝昌“先斩后奏”的一种“微词”呢？

这一笔，窃以为非同小可！算是将周汝昌载入“史册”了！当然，这是不是同时也把周汝昌的行为昭告天下了。各位细细品味吧。

 

周汝昌曾在“甲戌抄本”上题跋

 

周汝昌接到了胡适1948年7月13日的信，知道胡适已经“仁人大度”地默认了他的“录副”行为，此时，他的心里是不是掠过一丝“窃喜”，我在这里自然不敢臆测，但我知道，此后，周汝昌又做了一件令人“生厌”的事儿，就是，他在价值连城的甲戌本上，留下了他的墨迹，即所谓的“跋语”或“题记”。

他在甲戌抄本上写道：

“卅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  卅七、十、廿四。”

为什么说这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儿呢？其一，这个甲戌抄本不是你周汝昌的，是人家胡适的，依照常理，未经主人允许，你不能在别人的书上胡写乱画。其二，这个甲戌抄本，不是一般的书，已经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了，对它不应有任何的“伤害”！其三，谁都清楚，将自己的名字写到上面，便意味着自己将会与“国宝”同在，便意味着自己的“不朽”。

对周汝昌的这种行为，胡适本人有何看法，手头没有资料，不敢妄猜。但我知道，对此有“看法”的，大有人在，有人甚至称周汝昌这种行为简直是“佛头着粪”。即便透过周汝昌自己的叙述，也能感知到人们对他这种行为的反感。

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这样写道：“……如今北京影印的一部甲戌本，配上了许多与此本毫不相干的东西，却单单未印我的跋语那一页。”为什么“未印”？恐怕并不像周汝昌说得那样，“知情者说道：你们红学界，处处有奥妙，外人莫解啊！”

在这里，周汝昌还有一“诗曰”：“数行跋记也争雄，照相无片也落空，太息人间多巧妙，学术权术马牛风。”

但据常情常理或可感知到，周汝昌在甲戌抄本上的“数行跋记”，除胡适之外的人，也是很反感的。你不是想“青史留名”吗，有人偏不把你的“跋语”刊刻出来，这里和“学术、权术”委实有点“马牛风”。

据沈治钧先生撰文（《再谈甲戌本附条》，载《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九辑）称，周汝昌曾在“甲戌抄本”上乱贴“附条批语”，而被胡适撕掉。

另据梅节先生撰文（《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称，周汝昌在借得“甲戌抄本”后，还做了件令人“生厌”的事，就是将“甲戌抄本”偷偷地借给了近代藏书家、红学家陶洙，致使这件“价值连城”的文物上，留下了陶洙的“雪鴻之跡”。梅节称：“现在有的研究者指几个脂本为陶洙所造，这是高估了他；但是己卯、庚辰、甲戌三本都受到他的荼毒，却完全被低估。”“近年有人提出，甲戌本三个'玄’字，末笔是后加的。是不是陶洙所为？关系重大。”

 

周汝昌是怎样归还“甲戌抄本”的

 

　　在《胭脂米传奇》一书中，周汝昌曾两次谈及他归还“甲戌本”。一次这样写道：

　　“在胡先生离开北平的前一刻，我专程将'甲戌本’原函四册送还，那时胡先生住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叩开门，出来的是他的长公子。我将书交妥，未入门即告辞了——那时我什么都未曾想及，事后很多年，我方得知，那时胡先生正在行色匆匆，而走时只带了两种书册，其一便是这部《甲戌本石头记》。”

　　另一次是：

　　“迤逦已到1949年，北平的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能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的手里，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了。”

　　而记述最为详细的，则是《我与胡适先生》中《完璧依依》那一章了。周汝昌写道：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写给年轻一代人看的，他们对有些历史实况已不大容易明白，故须多讲几句——这就是老北平城解放前夕的情形，以及我碰巧赶在城中的经过。”

由此可知，他还书之前是“碰巧赶在城中”的，如果不“碰巧”呢？“甲戌本”恐就无法归还胡适了。周汝昌接着写道：

　　“……甲戌本归还了物主，理所当然，毫无稀奇之可言。但书刚刚送还，立即携带而行，别的书却置之不顾（当然也无法全顾），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是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此，周汝昌只是留下了一个设问，并未作答。依我看来，这说明人家胡适一直在等着周汝昌来归还这部书呢！你周汝昌不归还这部书，尽管南京政府一再地催，胡适恐也无法成行！

平心而论，周汝昌真不该有此一问！

据史料载：接到周汝昌还书之后，胡适便起身南下了！（周汝昌还书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日，胡适离开北平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5日。“家藏万卷”的胡适，离开北平时只带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这个“甲戌抄本”。另一本尚不清楚，有人说是《水经注》，有人说是胡适父亲的书稿。）

此处，周汝昌有一“诗曰”：

“书去书来理自该，恰逢此际孰安排。无心正是冥冥定，多少流言局外猜。”

真的是“无心正是冥冥定”！谁的东西，终究是谁的东西，这才是“天意”，这才是“冥冥定”！

既然是“在胡先生离开北平的前一刻”才把书还给人家，那就不能怨“多少流言局外猜”了！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周汝昌在记述他归还“甲戌抄本”这件事时，用的标题是《完璧依依》。“完璧”者，“完璧归赵”也；“依依”者，“依依不舍”也。当你把“价值连城”的东西“完璧”归还给人家，应该“如释负重”才是，何有“依依不舍”之念？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真实心态，令人莞尔。

也因此不能不令人作出是猜：周汝昌“无心”还书是真，“专程”还书则是无奈之举。

其实，上面的猜测，绝非“妄猜”，而是周汝昌自己“透露”出来的。

1987年4月，周汝昌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在一次交谈是，他当着众学者的面，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当时贪心一点，留下不还，台湾现在就看不到甲戌本的影印本了。”（《唐翼明：《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这不叫“不打自招”吗？

周汝昌的确想把这个甲戌抄本“昧”掉的来着。

而事实上，周汝昌的确“昧”过胡适的书。

 

周汝昌的确“昧”过胡适的书

 

从周汝昌的种种叙述中得知，他曾从胡适那里共借过四种书：一、《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抄本”，二、《四松堂集》，三、《胡适论学近著》，四、大字戚序本（有正书局石印《石头记》）。

其中第二、第三种，时隔不久周汝昌便托人捎还给了胡适。第一种，也在胡适“离开北平的前一刻”归还了。而那部大字戚序本，周汝昌一直没有还，即便是在胡适“离开北平的前一刻”也没还！

为什么没还，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解释道：

“大字本戚序未及还，因待'三真本’汇校。这也是经过考虑的：这部书虽已难得，但只是较少，却非绝不可遇。……将来若可买到一部，再将借者奉还胡先生。”

借债换钱，借书还书，本是天经地义、谁都明白的道理。既然书的所有者没有说要把书送给你，那你就得还人家。人家肯把书借给你，其间就有着许多美意，你应该时时感念人家才是，无论如何，都不该萌生“攮为己有”这一念头。至于借阅的时间或长或短，其间人家催与不催，均是无关紧要或视实际情况而定的。如果没有什么变故，你尽可多借一些时日；可是有变故了，人家胡适要动身离开北平了，而且返回的可能极为渺小时，你还不把大字戚序本还给人家，似乎就不对了。

关于“未及”还的理由，周汝昌先说是“因待'三真本’汇校”。这，恐怕难以服众。这本书对你“有用”，对于红学家胡适而言，肯定也有用！不能仅仅因为你需要，就不还人家！周汝昌接着又说该书“虽已难得，……却非绝不可遇”，同样不能成立。纵然该书“几乎到处可见”，随处可以买到，你也得还人家！况且周汝昌最后说，“所以估量将来若可买到一部，再将借者奉还胡先生。”其实，任何事情，都不能依靠“估量”来说话，否则我要问了：“假如将来买不到，你就不还人家了吗？”

事实上，周汝昌的确把胡适的“大字戚序本”给“昧”掉了。

周汝昌在他的《我与〈红楼〉有夙缘》一文中，重又讲述了他归还甲戌本时的情形：

“……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情势不可预卜之际，我想把这珍本交还物主，因为人家胡先生自从借与我，从未催询过一字，这种对一个陌生的学生的信任，世上少有，我不能做不道德的“攮为己有”的昧心之事，就专程送还。”

在我的印象里，周汝昌凡是提到他归还“甲戌本”，总是强调胡适“从未催询过一字”，总是强调自己是“专程”。而此处周汝昌又说：“我不能做不道德的'攮为己有’的昧心之事”。由此看来，他曾有过将甲戌抄本“攮为己有”的念头，不然如何会有是想！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念头，压根儿都不该有！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周汝昌终究没有把甲戌本“攮为己有”，也算是守住了一个普通人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当然，周汝昌果真把甲戌本“攮为己有”了，估计此后的日子也就不好“混”了，况且情理、法理恐都难容。

谢天谢地，周汝昌总算把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不可多得的“甲戌抄本”还了胡适，不然的话，他一是可能会将此抄本秘不示人，二是可能会乱改乱批，世人恐怕再也看不到这本书的真实面貌了。因为有“前车之鉴”。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