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曹頫——兼谈曹家败落的原因（九）

话说曹頫

——兼谈曹家败落的原因（九）

吴营洲

好了，闲言少叙。

雍正五年正月十八日，两淮巡盐噶尔泰有一密奏：

“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见《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二函第六册）

雍正加批道：“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

雍正的这句话，自有着极其丰富的潜台词。

在雍正看来，他对曹頫，一直是宽容的，也一直想（并一直在）使用，然而，几年下来，曹頫的所作所为，令他失望，令他伤心。这个曹頫，只知安富尊荣，不懂运筹谋画，而且又不思进取，辜负了他的心意或厚望，所以才痛心疾首或咬牙切齿地写下此批。

“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

此时此刻，雍正对曹頫，已是彻底失望了。

雍正做此批的时候，曹頫大概正在京城。

他是什么时候进的京城，又在京城逗留了多长时间，已不可考，可考的是，曹頫在京期间，曾受到雍正的严词训斥。

训词很长，但也不妨抄录一番：

“前织造等衙门贡献物件，其所进御用绣线黄龙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见灯帷之上有加以彩绣为饰者，朕心深为不悦，比即切加诫谕。近因端阳届节，外间所进香囊、宫扇等件中有装饰华丽、雕刻精工，亦甚至于绣地者，此皆靡费于无益之地，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外省诸臣凡有进献方物土宜，朕留于宫中服用者所需实不多，每随便颁赐诸王、内外大臣等，所以推广惠泽也。如黄龙绣缎之类，既不可以颁赐诸王大臣，不过收贮于宫中耳。其余华灿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觉不安，若赐诸王大臣，在伊等亦觉非分，岂非靡费于无益之地乎！况朕素性实不喜华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洁实用为贵，此朕撙节爱惜之心本出于自然，并非勉强数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进献，惟应量加工价，稍异于市肆之物，即可见诸臣恭敬之忱，何必过于工巧而后见其忱悃乎！工匠造物之情，喜新好异，无所底止，见一美丽之式样，初则竞相慕效，后必出奇斗胜以相夸，此雕文纂组之风，古人所以斥为奇袤，岂可导使为之而不防其渐乎！盖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厚风俗，而厚风俗之道，必当崇俭而去奢。若诸官进献之物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间之俭约乎！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干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由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利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趋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为官者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有所难行，惟平日留心，时刻劝导，使小民知本业之为贵；又复训饬闾阎崇尚朴实，工作之间不事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俭一端关系民生风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禁末，专力于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则天下共享太平之乐矣。昔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费力多，俭者取用多而费力少，则由奢入俭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谓难也。中外臣民其深体朕意，朕自身体力行，诸王、内外大臣、文武官弁与乡绅富户当钦遵朕谕，其共勉之，勿视为具文。特谕。”

读罢这则训词，可知雍正的“不悦”，是由曹頫的贡品引起的，或者是由对曹頫的厌恶或失望引起的。

从相关的史料中可以得知，雍正已责令曹頫将这一谕旨，带回了江南，并传达给了部分官员。

苏州织造高斌在雍正五年三月初四日，曾向皇帝写一奏折。奏折称：

“二月二十一日，江宁织造曹頫传旨到苏，奴才迎至望亭舟次，跪请圣安，敬聆训旨。奴才随叩首恭谢天恩讫。伏思奴才愚昧，制办不谙，蒙皇上天恩格外优容，圣训周详，开示明悉，体恤备至。奴才惟有凛遵圣训，实力奉行，竭尽驽骀，仰副我皇上谆切诲谕之训旨，以图少报天恩于万一耳。奴才不胜感激天恩之至。谨奏。朱批六折一并密封恭缴。”

朱批：“览。”

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管理淮安关务年希尧也具折称曹頫口传谕旨给他。

“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关务臣年希尧谨奏，为奏闻事。臣自江西旋淮，于三月初二日前抵镇江，与江宁织造臣曹頫相遇，蒙恩谕令曹頫下臣俞旨。臣跪聆之下，仰见我皇上体恤微臣周详精当，虽纤微无不尽善，臣不胜感激。除敬听恪遵外，为此恭折具奏。”

此折的朱批为：“'奢靡’二字当切戒。”

几乎是同一时间（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两淮巡盐御使噶尔泰也向皇帝陈明了他接奉曹頫口传谕旨的情形：

“奴才噶尔泰谨奏，为恭谢天恩事。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江宁织造曹頫自京回南，至仪征盐所奴才衙门。奴才跪请圣安，曹頫口传圣谕：'以奴才等进呈龙袍及丰灯、香袋等物皆用绣地，靡费无益，且恐引诱小民；不务生产，有关风俗，特命奴才传谕。’奴才钦遵，随叩头谢恩讫。奴才上年蒙皇上召进陛见，三聆圣训，奴才仰体皇仁，谆诫淮商崇尚节俭，无事奢侈。今复蒙恩谕劝勉教诲，益见我皇上宵衣旰食，无时不以天下生民为计，深知稼穑艰难，虚靡无益，此诚德惠元元保育群生之至意。奴才加意恪遵，仰体圣心，凡两淮众商，时时劝勉，务使敦本崇俭，醇朴成风耳。为此具折，专差家人巴图赍捧跪奏。”

朱批：“诸凡奢侈风俗，皆从织造、盐商而起。”

到了这个时候，曹家的败落或被抄，当是无可挽回的了。

因为，雍正对曹頫的印象，委实坏的很了：

“诸凡奢侈风俗，皆从织造、盐商而起。”

这无疑是在说，这“织造、盐商”，便是“腐败”的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雍正，并不仅仅是在指责曹頫，甚至连早已谢世的曹寅也给牵扯进去了。

当然，雍正的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说出的气话。

自雍正即位以来，已经有了五六年的光景，他对曹頫的观察和了解，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此时做出的评语，当是客观、公允的。

另外，雍正是四十五岁才当上皇帝的，他在当皇帝之前，一直就没有闲着。他年少时随父皇南巡北狩。成年后又受委派主持祭祀、复核会试考卷、清查通州、京城的国家粮库（共有仓廒938座，存粮千万石以上）。他对官场积弊知之颇深，他曾说道：

“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

有时候，他竟很自负地说：

“朕虽不谓上等圣明之君，亦非庸愚下流之主”。

熟悉官场和下层的情形，当是他的优势。

所以说，无论他在登基前还是登基后，他不仅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宫廷内部的各种变化，也始终在留意着各级官员的言行举止，对皇室耳目的江南三织造，更是不会忽视的。

如果说多少年来，雍正一直在念曹頫是旧臣后裔，年轻并尚可造就，才对曹頫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那么，日后对曹頫不再宽容了，我们似乎不应该因此而怪罪雍正，似乎也不应该因此而认为雍正是在政治上打击曹頫。

平心而论，曹頫真的像块豆腐渣，想提都提不起来。我们即便是把曹頫放在当是的那个大的背景下，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对他考察一番，便会发现他的素质及所作所为，委实不大符合雍正朝的用人准则。

雍正执政时，常以“忠、廉、勤”三字来要求臣下。并以此为标准起用了一批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权贵的官员，诸如：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等。

这批人是各项改革的推行者，雍正王朝的坚强支柱。

若是由这“忠、廉、勤”三个字来衡量曹頫的话，除了一个“忠”字还马马虎虎外，其他的曹頫恐怕就不着边了。

而雍正最欣赏的三个地方官，鄂尔泰、李卫、田文镜，除了对雍正绝对忠诚外，主要是因为他们治国的本领。

“为政之要，全在用人。”古今同此一理。

在清初，当时主要与民休息，培植民生元气，因此对于“清廉”的要求无疑居于首位。但当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初步解决了西北准噶尔问题后，康熙本应及时调整用人政策，不仅要重“守”（即操守），也应重“才”，但康熙未能如此，其结果康熙后期“清官”遍地，官员只图清廉虚名，不做实事，甚至贪官也扮为“清官”，吏治腐败，民生日困。

雍正即位后，与李卫谈论用人时，视清官为“木偶”，因此雍正的用人“才”重于“守”，也就不拘成规，不论资格，不重科举出身。特别是李卫，非科举正途出身，但能升至封疆大吏，这在整个清代是不多见的。

就才干方面而言，曹頫与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高阳就曾说过类似的话：

“曹頫袭职以后，境况大不如前；他本人少不更事，被康熙称为'无知小孩’，不过承袭余荫，勉保职位而已。到康熙崩世，雍正即位，全力整饬吏治；像曹頫这样的官吏，自然是在被淘汰之列。”（参见《红楼一家言》三联书店2001年1月出版）

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曹頫的职务被罢，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绝不可把曹頫被罢官说成是一种政治迫害。

这里，另可找一例子来做旁证：

这一年（雍正五年）的三月十七日，内务府审理了桑额（又名曹颜，曹頫的血亲兄长，约生于康熙二十七年）等设计逮捕曹頫家人吴老汉的事件。

这件事情，讲起来有些乱，其实本身并不复杂。

有个叫萧林的人，自称是江宁织造府的库使，曾于康熙五十八年将五十包红花卖给了桑额的家人吴老汉，价银四百两，可只得了五十两，余下的吴老汉一直赖着不还。雍正四年的十月十四日，恰巧在御河桥遇见了吴老汉，索要未果，便与之争吵起来，后来就将吴老汉扭送给了当地番役。

在审讯吴老汉时，吴老汉则说：我不是桑额的家人，而是曹頫的家人，也没有购买萧林的红花，更没有拖欠他的银两。只是桑额欠着我康熙六十年卖人参的银子，计三千一百余两，一直没有还清。那天，我去桑额家催索，萧林也在，他帮着桑额求情，我没答应。我已经上了年纪，而且有病，去年（康熙四年）的十月十四日，桑额说正阳门外有个好大夫，约我一同去看。回来时，桑额说，你进正阳门回家去吧，我进宣武门顺便到旁处去，说完他就走了。我进正阳门，刚到御河桥，便被萧林拦住，把我从车里揪出来，不由分说，番役们就给我套上了铁链。

于是，办案人员重又审问了萧林，萧林才如实交待了事情的原委，承认吴老汉并不欠他的红花银两，而是他主人的弟弟索住对他说，有个叫桑额的人，欠吴老汉三千余两银子，已经还过了，可是吴老汉依旧催索。你到御河桥去，等吴老汉的车子到了，你就说他欠你的银子，和他吵闹，等番役们来了，就可以把他逮捕。在这上头，我照顾给你盘缠。我一时糊涂，听了索住的话。

接着，索住也招了。索住说：“我在家里养病，桑额来看我，说吴老汉经常去他家催债，羞辱吵闹，实在受不了了，求我找个人与吴老汉斗殴，使番役把他关起来。他还说，阿哥，你这样疼我，我不能忘，一定帮助阿哥有好处。于是，我找了我哥哥的家人萧林，找了我的表弟番役蔡二格，就把吴老汉给逮了。”

最后，桑额也承认了，他说：“我做庄亲王茶上人的时候，于康熙六十年交付织造官员售卖的人参中，因欠了的曹頫家人吴老汉卖人参的银两，吴老汉催债，常在我家里坐着，不留情面地辱骂吵闹。我被迫于索住商议，央烦番役设计逮捕了吴老汉。”

至此，事情的性质已经清楚了。根据大清律：凡人若合谋设计，故意哄骗，使捕旁人，陷致获罪者，应与犯罪者同罪，处以杖流。因此，将桑额枷号两月，鞭责一百，发往打牲乌拉，充打牲夫；桑额所欠的银两（经桑额、吴老汉对质，清算欠银之数，将桑额陆续偿还者消除外，实欠银一千三百五十两），向桑额于枷号内催取，偿清后再行发配。

当内务府将这一事件向雍正汇报时，雍正很高兴，当即做了如下批示：

“管理番役官员，查处这一件，很好，应予纪录奖赏。案件若查的好，即应纪录奖励。如果伊等所属番役，有设计捕人恶劣行为，而伊等若查不出，即连伊等一并治罪，则伊等始知留心奋勉也。钦此。”

这一事件，并不大，但是细细想来，却能说明一些问题。

一是感到，曹頫本人，年纪轻轻的似乎就有点养尊处优了，为皇帝代售人参，并不亲历亲为，而是由家人代办；起码吴老汉售给桑额的这部分是。

二是感到，曹頫对家人的失察。由家人代售人参，倒也未尝不可，自己却不该不管不问，不然，吴老汉就可能不会和曹頫的“仇兄”桑额打交道，以至埋下祸根。如果不是内务府的人明察秋毫，秉公办事，吴老汉很可能会冤死在牢狱里。

另外感到，雍正这人，完全以事情的是非曲直为准绳，并不为自己的好恶所左右。因为此时，他对曹頫的印象已经不好了，却依旧能为曹頫主持公道。

有人称，此处的桑额，并不是曹頫的血亲兄长曹颜，而是另外的一个与曹颜同名也叫桑额的人（桑额在满语中相当于老三，即排行第三的人均可称作桑额，所以重名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管怎样，雍正并没有让诬陷曹頫的人得逞。如果说雍正惩治曹頫是出于政治原因的话，雍正完全可以以这一事件为契机，借刀杀人；然而雍正并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