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的著作《美与人生》，几经周折辗转，由其子亲笔授权，终在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宗白华被认为是中国学者中将中西方美学融会贯通第一人。他为人随性洒脱，著书论作不成体系却又神聚扣合。
宗白华的代表作《美学散步》出版后加印三十多次，成为美学基础性读物。宗白华用审美的态度、艺术的人格，品味人间百态，引领我们体验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在功利主义日益弥漫的今天，阅读其著作，体悟其对人生的观点和艺术的体验，让人如饮甘泉。其遗作的出版，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新书上架之际，他的儿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发现诗人郭沫若
宗白华1897出生在江苏常熟虞山镇，1986仙逝，原名宗之櫆，字伯华。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美学等课程。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他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在《时事新报》任编辑期间，他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据出版方介绍，1919年9月11日，宗白华在为《学灯》编辑“新文艺”栏目时，从来稿中发现从日本福冈寄来署名“沫若”的几首新诗，读之甚喜，马上予以发表。此后，沫若寄来的新诗，宗白华都予以发表。宗白华曾在文章中如此回忆：“我主编《学灯》近一年的时间，每天晚饭后到报社去看稿子，首先是寻找字体清秀的日本来信，这就是郭沫若从日本不断惠寄来的诗篇。我来不及看完稿就交与手民，当晚排印。我知道《学灯》的读者也像我一样每天等待着这份珍贵的、令人兴奋的精神食粮。”
大师遗作谈美与人生
关于授权出版父亲遗作的话题，宗先生告诉记者，“父亲的美学是体验美学，父亲的家教也是无言之教，父亲对于孩子的影响身教重于言教。抗战时期，家里比较贫寒，我们与父亲交流并不多。”
《美与人生》通过四个维度：青年、文化、艺术、美学谈论人生问题。对于人生的追问，宗白华先生并没有停留在形而下的生活方面和简单的理论探讨上，而是随着他的研究领域的扩展，逐步深入到文化领域。
当代学者、宗白华先生的弟子刘小枫有一个精辟的总结：“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刘小枫说，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
此外，在本书中，宗白华对于人生悲喜的认识也体现了卓尔不群的见解，他在“悲剧和幽默的人生态度”一文中谈道：莎士比亚以最客观的慧眼笼罩人类，同情一切，他是最伟大的悲剧家，然而他的作品里充满着何等丰富深沉的“黄金的幽默”。以悲剧情绪透入人生，以幽默情绪超脱人生，是两种意义的人生态度。
后辈追忆宗白华：淡定随性 一生泰然
宗白华儿子告诉记者，“1952年之后，我们和父亲不住在一起，父亲住在北大，我们已经成家的孩子则住在城里，每个星期只回去一次帮父母洗洗衣服做做饭。”
一次，父亲在西湖边以三潭印月为背景拍了一张黑白照片，然后在照片背面写了“控制全湖”四个字，儿子在多年后仍感到十分纳闷：“他居然说他控制全湖，呵呵。”
父亲是搞美学、哲学研究的，而自己是搞俄语、英语研究的，可以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父子唯一的“业务上的合作”是父亲找到几本前苏联美学原著请自己来翻译。在孩子的印象中，父亲老是穿一身粗布衣服背着一个黄色书包。他谦虚、朴实、节俭，北大评职称的时候冯友兰、朱光潜是一级教授，而宗白华直到去世也只是三级教授，其原因可能与履历有关，许多一级教授都是北大或西南联大出身，而宗白华则是从南京中央大学调入北大的。北大一些师生为他不平，但是宗白华却泰然处之，从来也不争也不闹。
谈及父亲的人生爱好，他说，宗白华没有多少爱好，只是喜欢在孩子的陪伴下去城里听听京剧，常听的剧目有《打金枝》、《锁麟囊》等。他还爱去东安市场淘旧的外文书，每次交了钱就把书掸一掸灰尘放入黄书包，神情自得。
著名美学家叶朗曾以“双峰对峙”来形容朱光潜和宗白华二位先生的美学史地位。朱先生严谨务实，治学充满计划性和节奏感——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黑格尔的《美学》和维科的《新科学》，都是大部头，按部就班、一丝不苟。而宗先生呢？淡定随性，灵感常常妙手得之。“翻书，看到这一段好，就即兴把它翻译出来。但不翻译全书；讲课，不照讲稿，也带着本子，就写着几个很大的字。”宗先生不比朱光潜先生有恢宏长卷，所以一直不为人所重。直到1981年，84岁的宗白华的第一本文集《美学散步》出版震惊了中国美学界。
未成《中国美学史》成永久遗憾
20世纪中国学人中，撰写专门学科史的不乏其人，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柳诒徴的《中国文化史》、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
宗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美学热潮中有心想写一部“中国美学史”，然而由于当时编写中国美学史的班子成员意见出现分歧，导致宗白华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去完成这个学术事业，成为遗憾。虽然如今各类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但它们的学术价值还有待时间去检验。
宗先生从小打下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后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和现代艺术思潮的滋养；他本人对各门艺术都感兴趣，尤其重视对中国书法、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艺术的鉴赏，在学养上不容置疑，同时宗先生还是一位诗人。而当时国内哲学界和美学界的诸多学者，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都健在，如朱光潜、邓以蛰、冯友兰、汤用彤等大学者，在学术上可以互通有无。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可以想象，如果宗先生能在当时着手“修史”，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补充一些新材料，定会使这一部“中国美学史”辉耀后世。可惜，没能实现，这个损失不仅是属于宗白华先生个人的，更属于中国学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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