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1895年2月4日—1932年6月8日）
著名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
刘天华这个名字，是与“改进国乐”这面旗帜联系在一起的，他在短暂一生中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立足传统，不断改革创新的成功之路。今天，当人们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缅怀他的业绩，所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几十部优秀的民乐作品，更重要的是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继承传统，锐意改革，中西兼容，不断创新的思想及实践。虽然多年以来我国的民乐界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摇摆，但却一直在沿着天华先生当年开创的道路艰难的前行。他的那句名言，发扬国乐“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无疑是中国民乐界这多年来的主导思想。
刘天华《光明行》工尺谱手稿
说起刘天华，其最主要的功绩之一，是将二胡这种乐器引入高等学府的系统教育之中，是他改进了二胡的制作规格和记谱法，明确了固定音高的定弦，并吸收了提琴的某些演奏技法，写出了整套的练习曲，创作出了《良宵》、《病中吟》、《空山鸟语》、《光明行》等十首二胡独奏曲，从而使这种乐器经常在音乐会上出现一跃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独奏乐器。其十首二胡曲也成为经典性的传世之作。
我们看到，作为胡琴这种弓弦乐器，自唐代肇始直至清代, 一直发展缓慢，在中国乐器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吹、打、弹三类。这三类乐器，诸如笛、箫、鼓、琴、琵琶等，早已各自成为独奏乐器，而胡琴则刚刚从伴奏的地位上升到主奏，这还应当归功于搭上了皮簧腔系这驾便车。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八音中最妙唯弦，……引玉仗轻笼慢然，赛歌喉倾倒宾筵”，这无断续的弓弦之“丝”有赛歌喉之妙，成为模拟人声的较佳选择，但胡琴却一直没有摆脱依赖性，仍呈现一种缺乏独立性的弱势。
刘天华与国乐改进社
刘天华，这位从常州入京之初还常与人语，“声音之纯正与精微，举世界当推吾国音乐第一”的“老夫子”，当“五四”时期以科学民主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大潮来临，西方文化得以大规模的涌入之际，他并没有抱残守缺，而是对西方音乐文化进行深入、系统地学习与研究，以西方音乐文化作为参照系，从而深深觉察到国乐必须改革，由此倡导成立了以改进国乐并谋其普及为宗旨的“国乐改进社”，提出“借助西乐，研究国乐'，他既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又不囿于传统，终于走出了一条新路。
刘天华（右二）与他的小提琴老师托诺夫（左二）
中国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在40年代就敏锐地指出，刘天华的道路是中国音乐改革的一个方向。他认为，“若不学天华先生之从多方面吸收材料，……而绝无达到天华先生同样成功的可能，”“天华先生所习更广，二胡之外，大家知道的，有西洋的军乐，有本国的合乐，昆曲与古琴，特别专精国乐中的琵琶与西乐中的小提琴。他所接近的曲调的种类与范围，相当广阔，至今他的二胡曲调，除在本国人听来，为有相当丰富的国乐背景之外，也被少数西方人士认为含有多少西乐成分，能令人引起这样的感觉其实并非偶然。”的确，这正是受新音乐思潮影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刘天华为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所作的突出贡献。
当我们回首环顾，就会看到，自刘天华以后，经过改进后的二胡，其发展相当迅速。特别是50年代以来，这种乐器在变革中，终于摆脱了以往缺乏独立性的弱势，一跃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中的主要独奏性乐器，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专业音乐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刘天华的十大二胡名曲始，在中国乐坛上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诸如《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赛马》、 《江河水》、《红军哥哥回来了》、《金珠玛米赞》、《山村变了样》等等；专门以二胡为对象的作曲家、演奏家更是层出不穷，如蒋风之、黄海怀、王国潼、刘文金、闵惠芬、张韶乃至姜建华，此类乐器经常在全国性的器乐演奏比赛中出现，作为国乐代表的身份，以其不凡的表现，深受人民的喜爱。我们又怎能忘记刘天华的历史功绩呢？
刘天华的功绩不仅于此。他的那种不断创新，改进国乐的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中始终贯穿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不断向民族民间音乐汲取营养的精神，成为音乐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文字来源于文章《刘天华百年感怀》（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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