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的今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诞生于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宏猷，又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等，别署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如晦庵主。
他是中国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史学家、文学家、政论家、新法学家、文字发明者、清末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民国多个政党创始人等，不一而足。
他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维新先驱人物，现代汉语中诸多“新词”皆出自其文，如“经济”“组织”“干部”等。
他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和国家复兴，虽政治主张多因时而异乃至以“善变”闻名于世，但“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近代政治学家萧公权曾盛赞之，“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他既是近代中国最卓越的启蒙者之一，也是公认的清末优秀学者，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在其并不悠长的人生历程中，尽管多以政治活动为重心，却仍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各种著述，每年平均写作多达39万字。
梁氏学术研究涉猎甚广，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宗教等领域均有建树；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议题几乎都有涉及，并尤以史学研究的成就最为显著。他批判旧史学“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倡导“史学革命”，以“全体国民”“整个社会”为史学研究对象，其著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皆震动一时。并且，他致力以史学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系统阐释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新史学”主张，是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创建者之一。
1920年，梁启超自欧洲之行归国后，于北京组织共学社，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名著，印行丛书百余种。后又成立讲学社，聘请罗素、泰戈尔等众多学术大家来华讲学。由此，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国家社会主义、杜里舒的反机械论唯心主义等，在华兴盛一时，对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影响深远。梁氏更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序，写成之后，篇幅与正文相当，于是以《清代学术概论》为题单独成书。此事成一时佳话。
梁启超曾作《自励》诗言：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2 “欲强国，必新民。欲新民，必新教育。”
1914年，梁启超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发表题为《君子》的讲演，引用《易经》乾坤二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被定为清华大学校训。
1922年，梁启超应苏州学界之邀，在苏州学生联合会上发表讲演。他向在座者提问：“为什么进学校？”并给出自己的答案：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他认为学校所教，无论文史地理、数学农商，诸种知识皆是“做人”之“用”；而教育之关键应当在于何以“成人”，或如何“做人”。故“为学”与“做人”实为一体。若要“成人”，需具备智、仁、勇“三德”，应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为目标，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谈论对清华之展望与建议时主张：校长应为“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学校组织应以教授团为主体，人格教育应以教授者之人格为标准、以教授者的以身作则为途径。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聘梁启超为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被视为清华历史上的一大传奇。
《清华周刊》是清华学子于1914年3月创办的大型综合性学生刊物，曾对国内外文化界和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闻一多、顾毓琇、梁实秋、周培源、梅汝璈、贺麟、蒋南翔等都曾担任过《周刊》的主编、经理等重要职务，并在《周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梁启超在1922年的苏州讲演《为学与做人》中言：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育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3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梁启超之文，素以大开大合、气势磅礴著称，对当时国民思想、社会舆论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梁氏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于辛亥革命前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该文体甫一产生，即深受士子与百姓喜爱，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
黄遵宪评价说：“（梁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吴其昌说：“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胡适更对梁启超推崇备至，曾言：“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文）、黄（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梁启超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以其激扬文字之力，对中国早期报刊政论文乃至报刊业发展皆贡献甚巨。梁氏认为报刊功能首在“去塞求通”，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报刊两大天职，以“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为办报四大原则，并以“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为健全舆论之“五本”。
梁启超从事报刊业27年，创办领导报刊17种，开创时务文体，被誉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曾评价曰：“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梁启超）先生启其端。”
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主笔上海《时务报》，连载其政论名篇《变法通议》，使《时务报》于彼时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其本人亦因此而得“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美誉。
他在《变法通议》中言：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国族振兴与社会转型，是梁启超一生致力的事业。无论谋维新、建政党、造共和，还是办报刊、新文化、兴教育，乃至做学问、著文章，皆意在“启新民以超旧邦”，如其言：“政治之目的，一以谋人民之发达，一以谋国家自身之发达。”
梁氏之政见与立场、言论与行动，皆以救国新民之责为要，故思想主张常随时势之变而“一变再变”，乃得“善变”之名。入世之初，他追随康有为致力维新、鼓吹变法、宣传“西学”。戊戌政变后，即倡导“破坏”，历经从“斥后保皇”到“开明专制”、从倡言革命到“虚君共和”之变。辛亥革命后，又历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直至再造共和之再变。
尽管曾遭诟病“一变再变，终于技穷”，然其本人却不以为意、磊落坦荡，常自诵“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又自谓“百变不离其宗”。何为“其宗”？惟爱国爱民而已。
萧公权曾总结梁氏一生，言：“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新民丛报》，是近代大型综合性半月刊杂志，由梁启超于戊戌变法流亡日本后所筹办。1902年2月8日在横滨出版，1907年11月20日出至第96期后终刊。其内容广博，包括政治、经济、时事、道德、军事、法律、学术、宗教、思想、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杂说、笔记及古今中国知识。
郑振铎说：“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梁漱溟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
梁启超曾著《善变之豪杰》一文，道：
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于北京协和医院逝世。
住院期间，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然而，直至溘然长逝，仍未能完成。《辛稼轩年谱》遂成梁氏绝笔。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所记下的，恰为辛弃疾悼念朱熹的四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梁任公亦如此。
1929年梁启超病逝，社会各界赠挽联悼念。
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承魏侔而教，撷孔穿而辩，断以己意；有江陵之才，得荆公之学，作新斯人。
蔡元培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1900年，梁启超在其名篇《少年中国说》中言：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1901年，在《过渡时代论》中言：
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
此二者，可谓梁任公一生志愿、一生事业之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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