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静芳简历：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副主编、《中国佛教音乐文化文库》主编等职。出版《民族器乐》《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乐种学》《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主编）《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传统器乐》《浅草集——袁静芳音乐文集》《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研究》等25部学术著作，发表《关于评价刘天华的两个问题》《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阿炳和他的二胡曲》《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料峭〉乐目家族系列研究》《乐种学构想》《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的几点思考》《西安鼓乐八拍“拍曲”研究》等130余篇论文及专业文章。担任与完成《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数据库》《音乐数字化集成服务示范》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第九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杰出民乐理论家”“民乐艺术终身贡献荣誉称号”等殊荣。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出生于1936年，湖南省岳阳人，因家庭缘故，先后跟随父母的工作变动，于贵州威宁、四川重庆、湖北武汉和北京完成小学、中学学业。小时候虽因战乱经常搬迁，生活不够稳定，但也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从军到从艺，扎根民族音乐学
我的家庭基本与音乐无关。1951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本想参军上前线，却因年龄小最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公安军学校，先学习，后任宣传员、打字员。期间，部队单位安排我跟随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席刘仁学习小提琴，后来我自己喜欢上了二胡。虽然主要是自学，演奏曲目的程度也不高，但我还是有幸于195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现民乐系）。入学的前两年我随蒋风之、蓝玉崧老师学习二胡，到三年级因为手出了问题，转随郑宝恒老师学习扬琴，同时又跟随民间音乐家朱勤甫、赵春峰老师学习苏南十番锣鼓、北方锣鼓和唢呐音乐。上学时“摸”的乐器比较多，虽然大都出于兴趣爱好，却为我后来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做了一定的积累和铺垫。
上大学时与爱人伊鸿书教授合影
本科毕业以后（1961年），因郑宝恒老师调到新成立的天津音乐学院，我便承担起从附中到大学所有扬琴学生的主科教学工作。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又在该校教授扬琴。而我后来之所以能够走上音乐理论研究之路，与一位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有很大关系。1960年在大学即将毕业时，我结合专业写了一篇《关于评价刘天华的两个问题》的文章。我非常敬佩刘天华先生，因为他走的是一条扎根民间、中西结合的道路。同时我也很庆幸自己能够在中西兼容的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文章写完后，我拿给当时教我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的汪毓和老师看。他觉得我很有想法，文章写得也不错，便将其投给音乐专业期刊。结果不仅文章得以发表（《音乐研究》，笔名原矢），还收到了80多元的稿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笔劳动报酬。那篇文章的发表，在业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包括著名音乐理论家李业道（曾任《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主编）等很多校内外老师，都鼓励我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再做努力。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那段时间我前前后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画报》《人民音乐》等报纸、期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同时，我也有意识地去旁听作曲系的“四大件”，单独跟姚锦新教授上了“曲式分析”课，并向民族音乐家杨荫浏先生学习十番鼓、十番锣鼓及琵琶、笛、笙、二胡等中国传统器乐演奏及理论。另外，我还与邝宇忠、杨儒怀、张肖虎老师组成“四人小组”，一起分析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就这样，我的事业重心逐渐从民族器乐表演转向民族音乐理论专业。1975年曾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1973年由“中央”“中国”两所音乐学院合并组成）作曲理论系干部进修班讲授“民族器乐作品音乐分析”，并为该院声乐系、民乐系、钢琴管弦系（1975年由钢琴系和管弦系合并而成）学生讲授“民族器乐”课。“文革”后又为恢复建制的中央音乐学院理论系、作曲系学生讲授“民族器乐”课，并于1985年正式调入音乐学系（原理论系）。当时学校刚开始实行学年学分制，须开设大量选修课，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如“中国传统器乐名作分析研究”“民族器乐概论”“乐种学”等）反哺到教学中。
20世纪60年代袁静芳为学生上扬琴课
传承优良教风，做学生良师益友
学生是教育的根本，同时也是教师的根本。淡泊名利，一心只为学术、只为学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优良教风和师风。作为“央音”培养的一名专业教师，我也一直秉承言传身教、教书育人的教育理念，努力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
2003年袁静芳教授带领学生参加在我校举行的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从左至右：崔晓娜、杨明英、陈瑜、韩国专家权五圣教授（已故）、苗建华、吴晓萍
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主观判断能力。大学老师无须事无巨细，但必须在关键的转折点、岔路口，像一盏指路明灯那样给予学生最大的支持与帮助。我对学生既严格又比较包容，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当与他们有分歧时，我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也会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但到最后还是会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我有一个学生叫项阳，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已参与编纂《文物大系·山西卷》。他觉得学习精力有限，想以正在撰写的《中国弓弦乐器史》为基础，对其中某个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形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这部论著是非常好的，但其写作在他读博士前已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当我看到他写的另一篇有关“山西乐户”的文章时，认为以该题作为博士攻坚的目标更为合适。在沟通中，项阳一再提出工作太忙，研究一个新对象恐怕力不从心。而我也非常坚持，尽力去说服他。现在看来我的坚持是对的，他的这篇《山西乐户研究》在学界独树一帜，产生了广泛影响。
另外，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讲，除了课堂学习，田野考察、实地采风也很重要。多年来，我经常带学生们下去，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做田野工作。有一次我和学生一起去河北巨鹿，对当地道教打醮仪式及其音乐进行采风和录像（共有4天）。每天必须凌晨3点多起床，4点准时到达仪式现场。这种仪式活动不仅要持续一整天，而且往往会在多个地点进行。晚上我们还要与仪式执行者、乐器演奏者进行交流，再整理一天的采录资料。田野工作的辛苦，只有经历者才能体会，但是做田野调查又是我们这个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因此老师必须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样才能为学生树立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学术作风。
2011年袁静芳教授（站立左2）带领学生吴晓萍（站立左1）等人，赴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白庙村对白庙村音乐会进行采风（曹以宏摄）
由于专业的特殊性，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关系要比普通院校更为密切，而爱徒如爱子，也是“央音”教师的优良传统。逢年过节，我都会召集一些家在外地的学生到家里吃饭，让他们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而这样的师生之情，也会一直延续到他们毕业、工作。我的学生肖学俊硕士毕业后，同时留在音乐学系和教务处工作，以管理为主。那几年他常常纠结于教务管理与学术提升之间的矛盾。我看出他的问题和烦恼后，便利用业余时间找他谈心，教导他要以学院需要为上，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兼顾专业发展，这才使他的心态逐渐稳定下来。
数十年来，我曾教授3名合作博士后、27名博士研究生、13名硕士研究生、13名本科生、11名外国留学生，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佛教音乐文化两个专业方向。如今他们都已在教学、研究、管理等不同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和骄人成绩，令我感到十分欣慰与骄傲。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工作上都能独当一面，更多的是他们和我成为了同道、同行，在中国传统音乐事业的崎岖征途中共同奋进。
1989年学生张伯瑜在硕士论文答辩会后与导师、评委合影。左起：董团、罗映辉、何振京、袁静芳、张伯瑜、黄翔鹏、田联韬
一生好学，勇于开拓创新
可能是从小跟着父母走南闯北的缘故，我的思想不保守，对新生事物接受得很快，而且特别好学，捉住一件事情就绝不放开。我能够在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的拓展，与我的这种性格有一定关系。
袁静芳教授出版的部分学术著作
作为音乐学院的教师，我们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接触范围还是比较有限，我曾非常有幸地与学校其他师生一起，参与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该项目由原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于1979年联合发起，旨在抢救和收集整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从1984年3月至2012年12月，我参加了《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的30部55卷文稿的学习、考察、编辑与审稿工作，后又担任了副主编（1995年）等职务。这项跨世纪的宏伟文化工程，凝聚了全国无数基层文艺工作者、学者的大量心血，也让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2020年袁静芳教授获评“第九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杰出民乐理论家”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后来从事宗教音乐研究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时任民乐系主任的王国潼教授让我帮他推荐一、两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传统音乐品种，到欧洲演出。我想到了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和弦索十三套。经与演出主办方沟通，最终确定了前者，并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智化寺京音乐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音乐理论家潘怀素、查阜西、杨荫浏、杨大钧等专家，在乐僧的协同下发现了它，并对这些古谱进行了挖掘、整理。我上学时看到过这些资料，印象很深。但当时智化寺因转制等原因，乐僧还俗，声部已不齐全，于是我们提出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与之共同组成“北京佛教音乐团”，对智化寺京音乐进行抢救和继承，让古谱里的音符“活”起来。历时三年，我与民乐系管乐教研室全体老师一起，每周四下午到北京佛教协会广化寺进行集体学习，风雨无阻。我一边实地学习，一边研习古谱，收获很大。1987年该团受欧洲民俗艺术学会的邀请，赴西德、法国、瑞士等国访问演出，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1994年又由我任团长，胡志厚教授任副团长，赴台湾省举办了5场演出。随即1997年我的首部“京音乐”研究著作《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第一版）由台湾省慈济慈善文化出版社出版，并获我国 “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9年）。之后我又陆续出版了《河北巨鹿道教法事音乐》《陕西省佳县白云观道教音乐》《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研究》等论著。
1987年由智化寺乐僧和我校民乐系教师组成的“北京佛教音乐团”赴西德演出时，在西柏林参加由当地主办方举办的招待会。前排左2为袁静芳，右1为王国潼
此外，为了更好地推动宗教音乐的研究工作，我还于1995年在学校成立“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三十多年来，“中心”集众人之力，组织国内学者对中国汉、藏佛教音乐文化开展收集、整理工作，与韩国学术机构联合召开了9届学术研讨会，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涌现出研究文论200多篇，并使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纳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承担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佛教音乐文化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至今已出版14部各具特色的研究佛教音乐的理论专著，对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理论体系化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
2016年5月，由我校主办、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九届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2016年5月7日“继往开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暨袁静芳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会后举办了袁静芳教授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英文版和《启迪与传承——袁静芳学生论文集》两本书的首发式
自毕业留校以来，除了专业教学和研究，我还承担了一些行政管理工作：曾任音乐学系副主任、主任等职，负责筹建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并任院长，还曾担负“音乐教育系”（现音乐教育学院）的初期建设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学校已给我颁发第一任系主任的聘书，后因音乐学系和“远程学院”工作比较繁忙而卸职。
上个世纪末，教育部把现代远程教育作为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工程之一，提出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中心（2002年更名为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应声建立，并由我担任中心主任一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领域，要想做好，只能“再学习”。上任以后，除了完成繁冗的管理工作，我还十分重视课程体系建设，我们制作的30多门电子课件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认为这项工作还是值得去做的：第一，它是“首创”，在国内乃至欧亚地区都属首创；其次，我们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音乐专业专、本、硕学生。
袁静芳教授（站立者）在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中心举办的教师培训班结业典礼上讲话（摄于21世纪初）
采访中，袁静芳教授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建设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直到2013年，我77岁才从一线退下来，而这距离我当初考入“央音”，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能够在这里踏踏实实扎根于学术研究，认认真真培养一代代学子，勤勤恳恳建设两个系部，是我的福分，也是我的成绩，更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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