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琐忆章培恒先生

世纪  CENTURY 

琐忆章培恒先生

高克勤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编审

章培恒先生去世已有十多年了，我们都很怀念他。

章先生去世后，师友们发表了许多怀念他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回忆其生前往事，评论其学术成就，称颂其道德文章；我也写有一篇小文，回忆他给我们本科班上课时的情形，以及他撰写《中国文学史新著》等的情况。岁月悠悠，初见章先生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于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级同学而言，章先生无疑是对我们影响最大、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师长；于我而言，与章先生有两层关系，一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一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往事历历，许多细节回忆起来还能具见先生的人格魅力，还有续写的必要。值此《世纪》杂志约写我的老师，首先想到的还是章先生，于是不避重复，叙写章先生与我们班级同学、与我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我的交往，以此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章先生与复旦7911

在复旦大学，每个系有一个数字序号，中文系是11，于是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级的序号就是7911。我们7911一个年级58人就集中为文学专业一个班，而不是像上下几个年级那样分为文学和语言专业两个班。四年中，教过我们的系内系外各专业的老师有六十多位，但章先生是第一位给我们本科生开必修课的教授，那是1981年上半年我们大二第二学期，他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他年仅47岁，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我们入校的时候，后来被称为 “中文系十老”的十位名教授中除了已经去世的陈望道、刘大杰、王欣夫先生外，其他七位都健在，但都到了耄耋之年，只带研究生，不给本科生开课了。1966年之前评上的教授中相对年轻的刘季高先生也年近七十了，他后来给我们班开过《左传》研究的选修课。在中文系年过古稀的老教授中，像刘先生那样直到1986年75岁退休为止还给本科生开课的绝无仅有。由于1966年之后职称评定中断了十几年，1978年恢复职称评定时中文系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评上教授已经60岁了，章先生是1980年评上教授的。

图 |章培恒先生

还没有见到章先生，就已经听说了他的传奇故事。他1934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到上海，从小学读到高中。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还在读高一的章培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1950年9月就读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次年转入私立上海学院读大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于同年10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继续学习。好学深思、上课时勇于提问献疑的章培恒在当时就得到了朱东润老师的赏识。1954年1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工作，担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由于深受“五四”新文学传统尤其是鲁迅著作及其精神的影响，就自然地与系里同样服膺鲁迅的中青年教授贾植芳接近。贾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的战友，而胡风也很推崇鲁迅。章先生后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后，还一直关注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撰文捍卫鲁迅和弘扬鲁迅精神，倡导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研究，其发源就在这时。1955年5月，发生了后来被认定是一件错案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贾植芳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逮捕判刑。章培恒受牵连被定为“胡风影响分子”并被开除党籍，检查反省，去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室工作。好在复旦大学及其中文系领导对章培恒还是了解并曾经器重的，一年后就调他回复旦大学中文系任助教，并为他确定先秦两汉文学的进修方向，指定蒋天枢教授为他的导师。在蒋先生严格的指导下，他从读《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开始，精读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开始撰写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1979年，他出版了后来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戏曲理论著作奖、上海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的专著《洪昇年谱》，同年赴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任教一年。作为中日邦交恢复以后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在日本教学的学者，他以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博得了日本师生的称赞。他从日本讲学载誉归来时，媒体报道过他的事迹。我们对他的讲课都很期待。

章先生的课果然不同凡响。首先是他的仪表让我们有肃然起敬的感觉。他来上课时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还系着醒目的领带，头发也梳得很齐整。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校园里是很少见的，许多老师上课时衣着都比较随意。我后来才感悟到，章先生这样的衣着是出于对教学的尊重吧。他进教室后不点名，说他的课可以不来听，上课时也可以不听，但不要讲话。他上课时不带讲稿，也不看教材，就按着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一路讲来，当然讲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时，他也会写板书。讲到的那些作品他都烂熟于心，几乎都能背诵。我们当时用的教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章先生讲课时并不照着教材讲，而是在讲述有关作家作品的时候，提出一个又一个学界存疑的问题，如《诗经》中民歌和《楚辞》的作者、汉代“苏李诗”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及其时代等问题，要求我们要独立思考，不要尽信教材。他讲课特别注重史的发展脉络，包括作家作品的渊源和影响。我后来读他主编的文学史特别是他撰写的章节时，感到特别熟悉和亲切，因为许多观点和内容都是他在上课时讲起过的。他讲课的时候一脸严肃的样子，语速缓慢，不生动但逻辑性很强，一环套着一环，因为讲的内容许多是教材上没有的，听课时稍开小差就会错过，所以听他的课需要特别认真。课程结束时，他以写文章代替笔试，要求学生自己找题写一篇关于作家作品的论文。可能是我大一时的学习成绩不错的原因吧，班主任安排我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的课代表。作为课代表，章先生向我一一了解论文优秀的同学的学习情况。我发现，他评为优秀成绩的论文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的，而只作写作特色分析的论文多得不了高分。有一位喜欢写诗的王健同学论述《诗经》中的民歌与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共通点，很得章先生的好评。章先生指导他修改后，推荐给《复旦学报》发表。一位大二学生的习作，被推荐到《复旦学报》发表，可见章先生对学生的提携。

可能是因为我们7911是他从日本讲学归来后第一个上课的班级吧，章先生对我们班倾注了特别多的关怀和心力。我后来感悟到，他这样做，一是有意识地在我们班的教学中实践他的教学理念，二是选择和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当然也有师生相得的因素，我们班的同学特别尊敬他。当时，对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有“眼高手低”的评价，章先生认为这一评价不错，“手低”是可以提高的，而“眼低”就成问题了。为了提高我们的能力，章先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从1981年上半年我们大二第二学期的中国文学史必修课后，他给我们7911连续开了三个学期的选修课，有《西游记》研究、晚明文学研究、古籍校读等。《西游记》研究课上，他从《西游记》素材的来源讲起，与我们一起探讨《西游记》成书的经过和作者之谜，让我们知道怎样开展研究。晚明文学研究课上，他给我们揭出“三言”“二拍”等作品中宣扬的“好货”“好色”的思想，正是人性、人的欲望的表现，不能轻易加以否定。他的讲课给我们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解放，在当时是很有冲击力的。这也说明，他后来在他主编的文学史中强调的“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早在十几年前的课堂上就已形成。古籍校读课上，他每次都复印一些未整理的明人碑志，让我们当堂断句标点，然后给我们讲解其中包含的如官制等文史知识，使我们阅读古籍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课后，他还组织了读书班，让对晚明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同学每隔一周的一个晚上，到他的办公室随他研读“三言”。在他指导下，同学们完成了《关于“三言”作品写作年代的若干问题》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

我们进校的时候，中文系主任还是朱东润先生，过了一年胡裕树先生接任。1983年初，正逢我们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章培恒先生接任系主任。当时我们毕业还是按照国家计划统一分配，虽然没有找不到工作的担忧，但工作是否合适还是一个问题。那年在京的国家有关部委有不少名额，除了外地同学外，上海同学也有不少要进京工作。对于上海同学来说，离沪工作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虽然具体的分配工作由班主任和指导员实施，但作为系主任的章先生还是事必躬亲，解答进京同学的疑问，过问进京同学的工作安排，努力使进京同学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毕业前夕，章先生应邀为我们的毕业纪念册题词：“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这是章先生对我们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坚持不渝的信念，是他的夫子自道。

一般来说，学生毕业了，老师已经尽到了责任，此后来往日疏是很正常的，但章先生与毕业后的我班同学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往来，始终关心着我们这一班学生的发展，继续给我们以人生和事业上的指导。我们班有几位同学考上了他带的古籍整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有的后来还随他攻读博士学位，有的日后成为他的同事，追随他从事明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也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这几位留校的同学自然成了章先生与我们班联系的桥梁。每当有同学从海外或外地回复旦看望老师同学时，章先生只要有空，都会参加同学们的聚餐，或者是他请同学吃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先生参加了我们班毕业后的两次大聚会。一次是1999年7月我们进校二十周年的班庆活动，我们在五角场的蓝天宾馆举行谢师宴，遍邀教过我们的老师。章先生和年近九十的刘季高先生等近三十位老师出席，章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我们的班庆活动持续了三天，结束后章先生专门设宴招待滞留上海的外地同学。还有一次是2003年8月我们毕业二十周年的班庆活动，是在北京怀柔举行的，我们邀请了章先生和当年的班主任、指导员参加，他们都欣然同意，进京参加了三天的班庆活动。2007年9月，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后，恰逢我们班有同学聚会，他还给我们到会的同学每人送了一套，让我们得以继续学习。作为学生，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老师对教育事业和对学生无私的付出。

章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

章先生与我后来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来往，是我社长期合作的可信赖的作者，是我们许多编辑的良师益友。早在1959年，他就在蒋天枢先生的指导下，合作整理了晚清民国学者吴闿生撰写的一部解释《诗经》的著作《诗义会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63年，他与刘大杰先生联名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办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上发表了《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一文。

1957年，章先生开始撰写《洪昇年谱》。经过大量的史料爬梳、考证工作，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稿。他将书稿投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时具体负责出版社工作的总编辑李俊民是一位早年参加大革命的老作家、老出版人，以爱才著称。因此，出版社在审读了这部稿子以后，很快就决定接受出版。由于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部书稿的出版被耽搁了。但命运似乎注定了章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机缘。1972年起，按照国家要求，《辞海》再次修订，章先生被借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古典文学组参与《辞海》古典文学条目的修订、编写工作，并被安排担任组长。组员有“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受到冲击被撤职的李俊民、原《新民晚报》（当时已停刊）负责副刊组的编辑陈振鹏、上海一家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李国章等。李国章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62届毕业生，章先生作为助教给他们班上过课。在工作中，章先生的人品和学问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8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年过七旬的李俊民复出任社长兼总编辑；陈振鹏调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后升任副总编辑；次年，李国章也调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十五年后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第三任社长。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在书稿方面首先清理积稿，1979年就出版了《洪昇年谱》。这部书稿在尘封了十七年后一经问世，便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被誉为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之作。 

图 |与日本学者冈村繁等合影。前排左三钱谷融，左四王元化，左五、左六冈村繁夫妇，右四徐中玉，右三朱维铮，右二章培恒，右一赵昌平

章先生曾经撰文回忆这段往事：“建国五十年来，上海市出版工作的成就是众所共睹的。而就我个人来说，接触最多，感受最深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优良作风很多。例如，气魄宏大，敢于出版为学术研究所急需的规模巨大的丛书，坚持学术质量，迎着困难上（不顾“左”的势力的日益膨胀，而毅然编辑、出版《中华文史论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等等。我个人所最为难忘的，则是她对青年的、无名的作者的重视。记得我将拙著《洪昇年谱》投寄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不但在学术界默默无闻，并且在政治上背着相当沉重的包袱。但是，在审读了稿子以后，出版社很快就决定接受出版，同时还约我再写一部关于《诗经》的稿子，与我签订了正式的约稿合同。尽管后来由于所谓'文化大革命’，《洪昇年谱》的出版拖了下来，关于《诗经》的稿子我也终于没有动笔，但出版社对青年作者的信任与支持一直使我十分感动。'四人帮’被粉碎之初，因为出版工作停顿了十多年，许多专家的稿子都急需出版，我当时虽已进入中年，在学术界却仍是一个无名之辈，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学术界老前辈李俊民同志的关心下，《洪昇年谱》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恢复的初期就列入了出版规划，并且迅即问世。我想，这决不是对我个人的优待（我跟李俊民同志与有关的编辑同志实在说不上有私交），而是一种很好的作风与难能可贵的胆识：不问作者的年龄与名声，一切以稿子的质量为依据。据我所知，上海古籍出版社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特点；而这在目前是尤其重要的。”（《我的喜悦与祝愿》，《我与上海出版》，学林出版社，1999年）

《洪昇年谱》出版后，章先生开始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密切来往，不仅把自己重要的学术成果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且积极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系列重大选题献计献策。1985年，章先生卸任中文系主任，担任他组建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他发起编纂《全明诗》并任主编。继李俊民之后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的魏同贤，是一位勇于开拓、奋发有为的出版家，对同辈的章先生很推崇，不仅接受了《全明诗》的出版任务；并在章先生的帮助下，发起编纂《全明文》并与时任总编辑钱伯城等出任主编；同时又组织编委会，编纂了收入宋元明清小说428种全693册的大型文献影印丛书《古本小说集成》，邀请章先生等著名学者担任编委。编委们不仅确定选目，而且组织学者撰写提要。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先生告诉我，章先生是编委中对这套丛书学术质量把关贡献最大的一个。

章先生不仅应邀参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大选题的策划，还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事业发展与人才队伍建设。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后，章先生就向我介绍过出版社几位老编辑的学术成就，并评价了几位新锐编辑，认为时任文学编辑室主任赵昌平文章材料观点兼胜，有发展前途。赵昌平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与章先生不熟悉。章先生对我说：“不知他会喝酒吗？要是会喝酒，就有趣了。”我把章先生的话转达给了赵昌平，他后来去复旦大学时拜见了章先生，并应章先生之邀为古籍所研究生上课。赵昌平后来担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成为学者型编辑的代表，他很感激章先生的知遇和提携。章先生去世，赵昌平以学生身份作联敬挽：“率性情以尊问学江左清风后汉骨，齐今古而达天人漆园蝴蝶鲁城麟。”

章先生关心我成长

我大学毕业前夕，章先生曾来征询我的意愿，问我是否愿意考他的研究生。我们毕业那年1983年，章先生与蒋天枢先生等拟合招8位古籍整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据说今后主要从事明代文学的研究。刘季高和王水照先生拟各招一位唐宋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还是喜欢唐宋文学，于是报考了王水照先生的研究生并如愿以偿。对于章先生的垂青，一直是很感激的。结果那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只招了13位硕士研究生，其中只有一位是女生（那年没招博士研究生，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也只有2位）；古籍整理专业只招到了4位硕士研究生，都是男生，其中2位是7911的同学，他们4位与我合住一个寝室。因此，我经常从他们那里得知章先生是如何指导他们的，每年年底前随他们去章先生家拜年，还不时随他们参加古籍所的学术讲座等活动。

图 |章培恒给作者的信

1986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后即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刚毕业的那几年，有外地同学来复旦，同学聚会我只要有时间都会去参加，也经常见到章先生，章先生每次都会问问同学们的近况。记得1993年1月，先后随章先生读硕士、博士并留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的同学郑利华结婚，请章先生和我们同学在复旦东园宾馆吃饭。席间，同学告诉章先生，我被任命为编辑室副主任。我说不值一提。章先生说：“不要小看副主任呀！”接着说了一通主任的含义，很有幽默色彩。又告诫我：“一定要尊重老同志，即使老同志不能帮你的忙。”章先生不仅给学生传授学问，还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啊！

此后几年，我历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章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有关出版事项就直接找我联系，让我与社主要领导汇报沟通，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因此凡是他嘱托的选题无不尽力落实。他于1999年至2004年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中心每年要组织举办高质量的学术会议，并要有学术成果出版。那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接连出版了多种中心的会议论文集，记得有他和王靖宇主编的《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2003年），是前一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评点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他主编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2006年)是2004年“中国中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以及他与梅新林等主编的作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丛刊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2003年）及其二编（2005年）、三编（2010年）等。这些论文集的文章成于众手，体例不一，又有出版时间要求，从审稿到付印的每个环节我都不敢懈怠，得到了章先生的认可。

2007年2月，章先生来信，向我推荐一位青年学者刘永文编的《晚清小说目录》，指出其所收书目较目前权威的日本樽本照雄的《晚清小说书目》多出一倍，纠正前人错误尤不胜枚举。我社当然接受了这个选题，并列为章先生等主编的《光华文史文献研究丛书》第一种，于次年迅速出版。接着几年，这套丛书又接连出版了日本关西大学井上泰山教授编的原版影印及其校订整理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日本学者中川谕著《〈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等。

2003年8月，章先生在北京参加我们班毕业二十周年的班庆活动时对我说，他最近写了一篇论文《〈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后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对历来认为《玉台新咏》为南朝徐陵所编的常识提出怀疑。他还告诉我，我班同学、毕业后留在古籍所工作的谈蓓芳为了看《玉台新咏》的有关版本，在北京图书馆花了不菲的底本费。我当即请他们为我社整理《玉台新咏》。回上海后，章先生来信说：“前在北京时谈及《玉台新咏》版本，你当时认为有重新出版嘉靖本的必要。回来想想，觉得此事确可做得，目前我们这里也有力量。”于是，他与学生谈蓓芳、吴冠文花了几年时间，以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郑玄抚刊本《玉台新咏》为底本，校以明清多种《玉台新咏》版本。2011年8月，署名吴冠文、谈蓓芳、章培恒汇校的《玉台新咏汇校》由我社出版，可惜章先生已于同年6月去世，没有见到此书的问世，悲乎！

初见章先生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回忆往事，更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感。

谨以此文，作为一个老学生对章先生的怀念。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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