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溜童话
窗里窗外
我家朝南的窗子可以看到一架秋千，还能看见一片菜窖。秋天时居民都在自家窗前的空地上挖菜窖。有的是“活窖”，在挖好的大坑上面用木头架好，留个门，盖上土，窖里的菜随时取用。有的是“死窖”就是把萝卜在坑里码好，直接盖上土了事，那是留着冬末春初青黄不接时再挖出来吃的。那些不用的萝卜窖，大家也不回填，就那样坑坑洼洼地在地上形成了高山和峡谷。这是孩子们玩藏猫猫、捉特务的好地方。
朝北的窗户，正对着楼前的空地。我家位于大楼的中间，还是一楼，伟大领袖的画像就挂在我家房门的上方。居民们每天两次在这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天天对着我家唱着跳着：“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荡，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躲在窗后偷偷地笑，他们好像献红心给我，我好像是在检阅。
上学的孩子们也天天在我家窗前排好队，唱着歌向学校走去。
给适龄儿童报名上学的老师来过了又走了。妈妈说我不能走路，家里也没有人接送，所以没有给我报名。妈妈说她可以教我小学课程，可是我不愿意，闹着要奶奶来背我上学，奶奶答应过的。而且妈妈也答应过等有了大房子就接爷爷奶奶进城来的，现在我们不是又有了一个房间吗？妈妈说：“奶奶现在不能来，她是地主，来了就要被揪斗。早请示晚汇报时要和黑五类站在一起，被人挂大牌子吐唾沫。”我不吱声了。我天天看着窗前跳忠字舞的人们，知道那些挂着牌子低头认罪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的是什么待遇，我可不想让自己的爷爷奶奶也和他们站在一起。
妈妈还说那一小撮人里有的是因为孩子闯祸才倒霉的。隔壁五岁的小琴，用针把日历牌上印的主席像给扎了几个眼儿，并且她竟敢扎在眼睛上，明显是对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心怀不满，对伟大领袖充满仇恨。她本已站在黑五类队里的爸爸妈妈胸前又多了一块现行反革命的牌子。
所以父母觉得把我锁在家里更好，省得出去惹麻烦。感谢他们的英明伟大，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碰巧没有站错队，家里还是安全的。在“革联”和“工总司”两派激烈武斗，你死我活的时候，父母站队的“三联部”成了中间派，逍遥派。父亲也挨整了，只不过是在牛棚关了些日子，斗私批修，交待了自己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去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弄了些吃的，还养过一只羊。这与那些当权派受到的触及皮肉的“打倒”相比，真的不算什么。
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我家还没有。父母有一大箱子书，就锁在那个小屋里。胆小的父亲不让我看那些书，却不时地从里面挑出一本“毒草”扔进厕所。我不舍得把好好的书页撕了擦屁股，就在厕所里尽量把书页看完再撕。我蹲厕所的时间越来越长，从看完几页纸到看完半本儿才出来。因为没看完的部分会被撕去，我就得快速读完，因为不会有第二次阅读的机会，我要记得特别牢。实在蹲得腿麻了，我就把书拿出来读，约摸父母要下班了，就送回去。一本书基本上一天内就看完了，就算没看完，我也要把最后一页看了，以免被人撕去，再也不知道结果。许多长篇小说像《碧海丹心》、《苦菜花》、《红日》等都是这样看完并铭记于心的。
当然最让我神往的还是窗外。
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早晨，我看他们集合、排队，唱着歌上学。下午，我看着他们四人一组把小桌放在我家北屋的窗前写作业。他们学的课文是领袖的语录和诗词、老三篇、最新指示还有革命样板戏选段。他们也有课外活动，就是宣传最高指示。他们都积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红小兵的标准装备应该是这样：胸前佩戴领袖像章，脖子上挂着红心（用红领巾缝的，塞了棉花的桃形饰物）；肩挎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红宝书。手里还要拿着袖珍语录本，随时随地挥舞。
那时候学校只上半天学，而且课后也没有多少作业，孩子们有大把的时间玩。我们这个楼有六十户，每户都有几个孩子，大街上常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在玩。
那个破旧的老秋千总是被孩子们抢来抢去，抢到的人恨不能把秋千荡到云里，没抢到的大呼小叫地排着坐次，争论着下一个轮到谁。能抢到秋千的机会不多，但还有好多可玩的游戏呢。男孩子弹玻璃球、打瓶盖、打纸牌、骑马打仗。女孩子踢键子、抓大把、跳房子、跳皮筋。还有男女混合玩的各种游戏如星星打点、踢盒子、藏猫猫等。
星星打点这样玩：两个孩子头，各带一队人马（数量相同），约定谁要天，谁要地。要天的孩子头会分别告诉手下，你是星星，你是月亮，等等。要地的孩子头也会分别安排好地瓜土豆什么的。然后，头儿就会到对方阵营里，用手捂住一个孩子的双眼，喊自己的手下：“星星来打点儿。”“星星”就跑过去用手指点一下那个孩子的脑门儿，再跑回来混在人堆里。头儿放开手，让那个孩子过去认是谁点了他。认准了，就把那人俘虏过来，认不准就被扣留。当所有的孩子都点过了，人数多的获胜。
孩子们最爱玩的是“踢盒子”，和捉迷藏差不多，划拳最后输了的那个，得把人家踢飞的一个罐头盒子捡回来，放在规定的地方，这时候其他孩子都藏好了。他要把那些孩子一个个都找出来，喊着：“XXX第一名踩盒子，XXX第二名踩盒子……”直到找到所有的人。有时他不小心就会被没捉到的人偷袭，又把盒子踢飞了，这样他又要从头做起。那些被捉的人都希望那个盒子被踢飞。所以当守盒人去捉人时，已经被捉的人就给没捉到的人报信：点一点二点黄瓜，黄瓜老头不在家……
楼南面的地形尤其适合捉特务和藏猫猫，那些深深浅浅的萝卜窖和坑旁边挖出的土堆都是现成的掩体和战壕。男孩子人多时玩骑马打仗。两个人四只手攀在一起，做成马鞍的样子，抬着一个强壮些的孩子，挑战另一组人马，有时好几组混战，打得不分敌我，常常弄得人仰马翻灰头土脸，回到家里挨一顿胖揍。
孩子们往往玩到天黑以后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一般他们回家时要喊几声：“俺不干了，七点半了，饺子熟了，地瓜烂了。”这是孩子们晚上回家时的告别语。
有时他们悄悄地走光了，那些藏得严实不肯出来的人，会忽然发现等候他的不是成功的欢呼，而是巨大的孤独和恐惧。
这些我只能旁观，却无法参与其中。跳房子有一种玩法：在地上的格子里写上各种动物的名字，孩子们把沙包扔到哪个格子里就要学着那种动物的叫声，一路叫着跳一圈。有时夜里无人，我会爬出门外，在那些格子里走一走。
那时我已经明白，世上很多美好的事情我都得不到。
由于太贪心看热闹，我被窗外的孩子们发现了。他们爬上窗台，用手挡着光往屋里望，他们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从厕所里拿出来的书，看见了父亲的碎烟叶。
他们的姐姐听说我这里有书，就跑到窗前和我商量，能不能把书借给她们看，我只能答应。她们也拿些书和我交换着读。后来他们的父母也知道了，我家有毒草小说。他们的父母一定是叮嘱了孩子，要提高警惕，调查一下我家的阶级成份。
他们一大群人来到我家窗前，非常严肃地问：“你家是什么成份？”
我听父母说过，奶奶的成份土改时划为上中农，后来四清时又划为地主，就是因为我奶奶雇人帮忙了，也就是雇长工了。
我低声说是地主，他们“嗡”地一声欢呼起来，一群红小兵居然挖出了一窝暗藏的地主，真是不愧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就多了一样：在我家窗前喊：“打倒地主！打倒大地主，打倒小地主！”我拉上窗帘不吱声。
时间长了，他们也觉得没意思了。一次一个叫卫东的孩子对我说：“把你爸爸的烟抓给我一点，我就不骂你小地主。”我照办了。
要烟的孩子越来越多，小气窗打开就关不上了。他们挤在窗台上，把头探进小窗，等着我给他们拿烟来。父亲的烟末所剩无几了，他们要得更急，挤得更厉害，卫东一不小心用膝盖把小气窗下面的窗玻璃顶碎了，孩子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晚上妈妈回来，我预先钻在床底下，死也不出来，妄图逃过这顿责打。妈妈说不打我，她把那些孩子找来，让我指出是谁干的，我说是卫东，可他死也不承认。他妈是个谁也惹不起的女人，说我们陷害他家孩子，是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于是妈妈向她道歉，把我打了一顿。妈妈说话不算，下次决不上当。
很快，卫东的妈妈在楼前给我爸爸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剥削阶级家庭没划清阶限，家里藏着封资修毒草，是个没有改造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见到大字报的当晚，父亲把所有的书都送到了姑姑家，让姑姑告诉奶奶，不要再到城里来了。
从此奶奶不敢来看我们了，她是地主婆，是人民的敌人。我读过的所有的革命故事，都让我对地主阶级恨之入骨，可是我最亲爱的最慈祥的奶奶怎么会是周扒皮、刘文彩那样的人呢？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打倒了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让她永远不得翻身的过街老鼠了呢？
为了让我白天在家不至于孤苦无依，妈妈托她的学生家长，一个退休老工人，红五类，听着我的动静。他姓孙，就住在前一座楼里，我家的北窗对着他家的南窗。一到孩子们聚在窗前欺负我的时候，我就对着他家窗户大喊：“老孙大大快来呀！”老孙大大就及时出现，把那些孩子赶走了。
我没有朋友，我家的门总是锁着。除了红宝书，我无书可读，只好背诗词、背语录、背“老三篇”、“老五篇”，背得滚瓜烂熟，融化在了血液里。广播里放着耳熟能详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
我像一只笼中困兽，每天面对无人的空间，憋得快要疯了。（这段童年寂寞生活我后来写成了童话知心鸟）
好在一直住长托幼儿园的弟弟回来了，他就要上学了，这门就不能锁了。
弟弟这批孩子读的是“抗大”小学，就是在附近找一间空房子，由一个出身贫农上过学的妇女当老师，领着一群孩子学aoe和加减法。她有很重的山东腔，拼音不是很准确。但是这位老师非常热情，她把辖区里的学龄儿童都找齐了，也到我家里来劝妈妈让我去上学，她可以上门接送，可父母怕麻烦人家，推辞了。其实父母是怕我上学受欺负，那个班里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最能欺压弱小，有一次他把我弟弟打了，妈妈找到他家时，看见那孩子只有一只胳膊。妈妈含泪转身走了，她的孩子也是残疾人啊。我又一次失学了，但我没有难过，因为他们学的我都会了。
弟弟有同学，有学习小组，在我家学习时，我就不用偷听偷看了，大大方方地坐在桌前。他们喜欢我，我给他们包书皮，削铅笔，做作业。慢慢地，许多孩子都找我写作业，有小的也有大的。大孩子的作业也很简单，抄几段语录就成了。估计那时老师被学生造反整怕了，不敢布置别的作业，只能让学生抄毛著，学生才不敢不完成。
渐渐地我也敢出门了。那些小孩看在我替他们写作业的情份上，暂时忽视了我的残疾，并不盯着看我怎样走路。有人的时候我就若无其事地蹲在地上研究蚂蚁；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会手脚并用飞一样地爬出老远。我不拄拐出去是因为站着容易被推倒，爬着就稳当多了，而且还可以坐着装正常人，免得那双拐杖藏都没地方藏。
我从小气窗钻出去，豁出去跌个屁股墩儿，也就到了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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