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溜童话
住舅舅家
我们一家四口回到城里，没有户口，成了黑人。我们没有地方落脚，妈妈厚着脸皮带着我们回娘家了。妈妈的娘家其实是两个舅舅的家，姥姥已经不在了。自尊心极强，面皮极薄的妈妈，能走出这一步该是多么为难，多么无奈啊。
两个舅舅，三舅已经结婚生子，两个儿子正上幼儿园。小舅未婚，偶尔谈个女朋友。本来这就是个挺复杂的家庭，我们一来更是乱上加乱。
姥姥家房子并不宽裕。一个朝南的房间用布帘隔成套间，三舅一家四口住在里间，我们一家四口来了以后就住在如同过道的外间。外间有个朝西的窗子，因为和旁边的楼离得很近，望出去就是一面黑墙。北边还有个小仓库，也有个西窗，对着同样的黑墙，小舅住在里面。
我们不但人来了，鸡也来了。因为我们没有户口，没有副食票，想吃蛋就得自己养鸡。我们把鸡笼放在楼顶的天台上。这就是农村盲流进城的架式。三舅舅妈和小舅心里不会没有意见吧？可是他们收容了我们一家。
大家都觉得我们只是暂住几天，很快我爸爸的调令就下来了，组织上会给我们分配房子的。而且我们从农村带来了很多粮食，一时半刻不缺吃的。特别是我爸爸马上就要补发三年工资，有三千多块呢，这在当时是笔巨款，我们都有富豪的感觉。虽然那笔钱还没到手，但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我爸妈有的是亲戚朋友，那就借着花呗，反正过不久就能还上。
我们过了一阵有钱人的生活。没有粮票，就在黑市上买，四角钱一斤。有了粮票就能进饭店，买各种好吃的了。那时弟弟常常去惠宾楼端一小盆水煎包回家，全家饱吃一顿。
小舅有工作之前是个海碰子，他瞅空去下几次海，我们的餐桌上就美不胜收了。小舅把海味煮好端上桌时会大喊一声：“同志们上啊，歹（吃）呀！”我们就一拥而上，大快朵颐。但小舅说海参不可多吃，吃多了口鼻窜血。我们小孩也不希罕那玩艺，没什么味儿。
三舅常年倒三班，夜里上班白天睡觉，屋里不能有声音。我想听收音机就得去小舅的屋里听。小舅的床占了小屋的一大半，没地方生炉子，冬天屋里墙上都结了白霜，像个冰窟。他的枕边总是放着《红楼梦》的下卷，一翻开总是宝蟾戏薛蝌，我不喜欢，所以《红楼梦》是我最后才读完的四大名著。冬天进小舅的小屋必须抱个暖水袋上床进被窝，被窝外面呆不住人。在小舅的床上听收音机里的长篇小说连播，很难忘。
我想，如果不是深厚的骨肉情谊，小舅怎么会愿意把温暖的屋子让给姐姐一家，自己蜷缩在冰窟里？
三舅不但没有嫌弃我们，还经常在工休日带着我们去逛动物园。他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跟着走。
舅母是个书迷，厂里的图书馆里有很多书，她借的书拿回家都是我先抢着看完。有一次她背着我去红旗大舞台看话剧，旁边人问我是她的什么人，她说是她女儿。其实她才比我大十几岁。
要说锅碗瓢盆交响曲，不可能没有杂音，勺子常有碰碗的时候。舅舅的两小孩就常和我们有摩擦。虽然差了好几岁，我们也懂得大的让小的，不要伤了和气，但有时冲突无法避免。就像有一天早晨大家都着急上厕所，可是我弟弟把自己关在厕所里不出来。因为小表弟问他要什么东西他没给，小表弟就追着他打，他只能躲进厕所。而小表弟偏有个犟脾气，打不着就站在厕所外面大哭，没完没了。我妈只能叫我弟弟把东西给他。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我的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慧心、耐心和善心，陪着十二分的小心，维持着温馨和美的家庭气氛。近一年的相处，我家大人们没有红过脸。虽然这暂时未免也太长了。
终于有一天，小舅在外面喝了酒，回家来时，把我刚剁好的一盆鸡食给踢翻了。敏感的妈妈见微知著，知道这个娘家不能住了。还用明说吗？小舅不能总是在小北屋凑合着住，他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不能把女朋友领进那个寒屋吧？
而且我爸爸越来越像个大骗子了，他说的暂时借住是无限期地长，他说的调令回迁手续永远没办好，他说的公家分配房子简直就是梦呓，他说的补发工资也虚无缥缈着。妈妈都不好意思再说这些，找人借钱都张不开口了。
生活不像刚进城时那么潇洒了。
每个月，父亲都要回一次乡下，把四口人的口粮背回来。四十多岁的他，背都有些驼了，背粮压的。他自嘲说自己就是毛驴的命。我们没有肉票没有豆腐票没有火柴票没有糖票等等所有生活必须的票，只能靠亲戚朋友接济。买不到供应的肉，我们吃肉只能吃猪尾巴猪下水，这些不要票。
那时屠宰场的猪大肠没经过处理就往外卖，清洗肠子的活儿都是我来干。肠子里外都要洗干净。用一根筷子把一整段肠子完整地翻过来那可是个技术活儿。我把肠子的一头用筷子顶到肠子里面，然后没完没了地撸啊撸啊，终于顶到头了，扯着这个头就把肠子的里面翻了出来，这里面有粪便，有寄生虫，长长的绦虫还会一伸一缩地动弹。忍着恶心和恐怖，把一切收拾干净以后，雪白的肥肠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美味佳肴。
从那时起，我再不会因为什么丑恶惊悚的东西而大呼小叫，也不会因为什么恶心得吃不下饭，因为都经过了。
一个夏天，走廊里一排邻居的门都敞开着，我们一群女孩在门口打扑克。一只小老鼠从我们旁边经过，眼看就要跑进我的家门。女孩们惊叫四散，去找苕帚煤铲。只有我没动地方，我用手拎起不会动弹的麻痹脚一下就把老鼠踩住了，等同伴找来工具，一顿乱打，送老鼠归了西。切，不长毛的我都不怕，还在乎长毛的？后来我去长春治病时正是秋冬之交，食堂里暖和，苍蝇们扑着热气而来，常常失足落在锅里，因此汤里菜里有时能捡出死苍蝇。别人往往把剩下的饭菜都倒掉，娇气的人还要去吐几下。我却若无其事，照吃不误。
爸爸一次又一次的食言，让我们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了。爸爸压力很大，只能不断地找组织请求兑现那些承诺。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总是“快了，快了，再克服几天。”他只能回来等候。漫长的等待让我爸爸垂头丧气，夜不能寐，脑神经都不好了，常常丢东西，常常忘记重要的事情。那次他把刚从黑市上换到的六十斤粮票丢了，我们家像经历了一场塌天大祸。妈妈和爸爸吵了好几天。妈妈不光是心痛那些粮票，更是因为发现我爸爸有些傻了，她再也不能相信爸爸的脑子了。
这时候爸爸还在农村搞斗批改呢，还是队长，每天起早贪黑地赶火车去农村上班。一边冠冕堂皇地当整人的官，一边莫名其妙地被人整（他隐隐约约觉得有人在给他穿小鞋，但不知是谁，也看不出明显迹象）。他想上告，却不知告谁，他怀疑前途，又要相信组织。他只能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乐观主义精神安慰自己鼓舞家人，说祖国形势一片大好，还将越来越好，我们个人遇到点困难都是暂时的，在党的关怀领导下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然后他又要发愁，找谁去借钱，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再也伸不出手了。他只好找组织借生活费，他毕竟已经在岗为党工作了。他就这样长年地自我矛盾，纠结郁闷，在希望与失望间来回碰撞，脑子不出事才怪呢。
爸爸妈妈也想了一些办法安顿这个家。东关街有处房子只卖四百元，中国房，二楼，楼上什么也没有，楼下有公共水管和公共厕所。爸爸去看了，觉得别人还行，妈妈和我要天天爬楼去上厕所，那样太困难了。而且买了这个房子，就算有住处了，以后万一组织兑现了承诺，自己反而自动失去了分房的资格，所以就没有买。现在那里成了文物保护地区，动迁的住户都得了巨额赔偿。
爸爸也可以把我们带到他工作的农村去住，可一旦过去就可能永远回不了城，组织上可能顺水推舟地把我们一家钉死在农村。
我们还是得再忍耐一段时间，四处寄居，漂泊人间。下一个要麻烦的人是我的大表姐，她以前接纳我妈妈在她家里住着治病。她已经结婚，刚有了孩子。不说别的，我妈妈这样的肺结核病人，应该离人家婴儿远一点啊。但是，表姐并没有找任何借口拒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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