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秀开国之时，他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
王莽脑袋当球踢；天下群雄并起四分五裂；儒家从国教跌下神坛。
当年强秦二世而亡崩溃后，法家成为了替罪羊，随后西汉开启了七十年黄老之治，成为了时至今日人们少数记得的几段封建好日子。
无论是“乱世用法”还是“休养学道”，在天下大乱满目疮痍之时，再打起儒家的大旗似乎都不是一个好选择。
尤其天下之所以被祸害成这个样，就是数以万计的儒家弟子们“复古改制”鼓吹呐喊后的成果。
但是，这个问题到了刘秀这其实又没有啥别的选择。
无论他愿不愿意，他都需要再次扛起儒家的大旗。
因为儒家的衍生学术“谶纬”是他脱颖而出的巨大助力，更是兴复汉室这个“天命”所不得不仰仗的理论指导。
而且不光人民的好领袖，国家的好天命，老天的好预言，他刘秀本人是儒家的高材生，所谓“西汉功臣多无赖，东汉功臣多近儒”，他的云台将们绝大多数都是下马学儒上马杀敌的文武全才。
国家的好政委，云台将的好伯乐，邓禹同志，当年是刘秀在太学中的小迷弟。
人民的好郡守，三军的好后勤，寇恂同志，也是当年长安留过学的。
关中的好司令，西北的顶梁柱，冯异同志，同样也是长安留过学的。
像祭遵、耿纯这帮国家领导人，全都是长安留过学的。
儒家并不是异端邪说，它只是有他的局限性而已。
它对于宗法社会下的中国可以极大地从思想源头上降低皇帝和豪族们统治的成本。
最终刘秀用自身的成功将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王莽身上了。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我就是这么中兴起来的，在我这儒弟子们全都是忠臣良将，错都是王莽这王八蛋的，可怜的儒弟子们被他蛊惑带偏了。
罪有千万，悉因王莽；
匪首已伏诛，该团结一致向前看了。
刘秀25年定都洛阳后不久，就开始营建太学，收罗天下儒经，广招天下大儒，甚至车驾亲临寻找大儒为太学讲师，打出了对儒家强烈拥抱的姿势与态度。
公元29年，关东还没平利索呢，太学已经开始复课了。
不得不说，这个态度相当重要，因为当年惹祸的那帮关中文化王八蛋们全都是往西面逃跑的。
这帮文化人不仅在冯异偏师定关中时没咋添麻烦，还在后面瓦解傻大黑粗的隗嚣时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说班超他爹班彪先生，那思汉小作文一篇篇的着实撩动着陇西同志们的心弦。
前面我们说过，像马援啊，窦融啊，这帮东汉英烈革命家们在王莽时代那同样也是紧抓机遇完成阶级跃迁的时代楷模，是在一次次征文大赛和歌咏演讲中获得伟大的领袖王莽导师认可肯定的。
刘秀先生在全天下如此高调的对儒家表达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实际上是有着极强的政治表态效果的。
德之贼没了，德之主还在。
不要担心不要彷徨，让我再次带你飞翔。
后来统一天下后刘秀也没有把儒家用完就扔，而是继续独尊儒术的将儒家摆到了国教的地位。
在朝堂上，刘秀同志在谈完国事之后还经常拉住所有人不让走决战到天明的把儒家经术作为头脑风的主题与群臣讲论圣道，所谓“数引公卿讲论经理，夜分乃寐。”
刘秀很明白，跟领导班子探讨学术有一个巨大的衍生好处：
你的后世之名会非常棒。
因为你是在“亲贤臣”。
刘秀开创、倡导的这种儒家的向学之风不仅得到了当时大儒们的支持与效忠，对后面的接班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明帝时期，刘庄同志不仅继承了他老爹在朝上坐而论道的传统，还亲自去太学讲党课，“维射礼毕,帝正坐而讲”，效果简直不要太轰动，“图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你听听，皇帝讲经能得到这样的后世记载，你说这种政治动作是不是要经常搞一下？
刘秀不仅进行顶层引领潮流的设计，还在国家教育机构太学上下了大功夫。
他对太学下了大功夫。
西汉太学的博士（导师）多由名流充当，并无选试之法，但到了刘秀这，博士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要求：
1、皇帝要考试和面试，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
2、要有朝廷高级官员的保举状，要写明被举人的品行、礼法、学识、身体状况及家族属行为是否合乎。
3、岁数上有要求，要五十岁以上。
有考试，就能看出来你是否真有东西，由皇帝亲自面试，就能进行最高级别政审，让你规规矩矩教书，不要蛊惑人心。
由高官保举将来就方便连带奖励与追责，出了教授算你的政绩，出了邪师你这个大领导也要受连带责任。
五十岁以上的教授往往就“性如灰”，没有那么多的野心和血性，讲的学问往往更多人生的智慧，少有人生的抱怨。
作为严苛的补偿，博士们可以进入仕途，得到较高的经济和政治待遇补偿，表现好的还能得到巨大的回报与优待。
博士转岗后初始一般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像明帝的老师桓荣，六十多岁时被刘秀分配工作，老爷子最终官至九卿之首的太常，封侯达到五千户，门徒中也多至公卿。
在导师层面总控意识形态后，刘秀开始吸取太学人数的巨大恐怖案例，将人数大量缩编，再不搞王莽时代那种上万人太学弟子的规模了。
一般进入太学有俩途径：
一、六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员的孩子可以直接进太学去学习。
二、没有这种出生上的优势，你要是想上太学需要现在各郡的教育机构脱颖而出，经推荐后才有资格进入洛阳的太学去进行学习。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来的，人多了就没心思学习成蝗灾了。
来太学上学有啥好处呢？
主要来讲两点：
一、从太学中得到拿到前几名，得到当官的编制，但名额较少，并非东汉仕途的主要途径。
二、在太学深造学习后，亲和当时的最高学术思想，为将来走察举制进入仕途做准备。
因为后面走高级仕途无论是“选茂才”还是“察孝廉”，想出人头地是需要过皇帝这一关的，皇帝在公卿中搞儒家论坛，你脑子里没有理论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细看下可以发现，王莽将太学打造成了推动影响时政的前沿阵地，刘秀则将太学的职能变回了纯粹的学术最高殿堂。
学生人数有控制，需要层层选拔；老师有政审，偏激狂狼者不得为之。
只要知识分子有层级的分而治之，基本上就不容易出现大乱子。
总体来讲，刘秀算是很地道的将儒家的名片进行闪光放大，把知识分子的潜在破坏力又进行了有效控制。
而且刘秀的这套太学入学规则中，能考上东汉清华的往往是各地有头有脸的后生。
比如六百石以上官员的子弟，和各地推荐上来的豪族子弟。
中下层群体基本进不来。
六百石以上的子弟条件自然不必说，能得到各地推荐书的学生家庭阶级和人脉也都是各地最顶级的水准。
这种官二代、豪二代的孩子们往往前途的出路也会比较光明，这都是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往往也就没有意愿去搞革命变革。
无论何时，大院儿是永远不会反大院儿的。
刘秀将太学这个王莽篡汉的最可怕舆论推手，改造成了汉卫兵大学。
刘秀尊儒的一系列举措远不止拆雷那么局限，那么简单。
时尚和思想往往都是由上引导的，尤其在中央大力劝学，领导干部们加强理论学习防备刘秀时不时考你，豪二代们进入太学深造学成返乡后，各地豪族开始将“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准则用于修身齐家治乡里上。
与西汉相比，东汉的豪族整体上出现了巨大的由“武”向“文”的逐步转变。
西汉时代，史书中关于对豪族的描写往往是'橫行乡里'、“侵渔小民”、“武断乡曲”、“兼并役使'、“豪强”、豪奸、“豪纵”这种贬义词史不绝书。
但是，到了东汉时代，由于刘家皇帝依然将儒家摆的非常崇高，豪族集团尤其是关东的豪族集团在经过长期的太学等儒家教育和熏染后，开始表现出来相当君子的伦理文化和道德水准。
原先在地方上鱼肉乡里胡作非为的暴发户豪族们开始大批量的蜕变成了崇文守礼，轻财重义，为世人推崇的社会榜样。
儒家虽然在王莽大混蛋的手中展现出了巨大的破坏力，但在东汉继续儒家思想两百年不动摇后，也开始展现出对华夏大地的绵绵温度。
像“赈赡宗族”、“赈济贫乏”、“好施周急”、“著姓”、“豪贤”、“名族”、“名士”等褒义词也开始在史书中大量出现。
当然，这也和各地豪族基本上已经将本乡本土打造为本家地盘有着很大的关系。
豪族把控地方，通过选举。
我们来简要看一下，东汉的仕途大概是个怎样的途径。
分六百石以上和六百石以下的两个系统。
六百石以下，是东汉的低级公务员序列，这种低级别编制基本上是进入官场的起点，主要是各郡县的一把手每年去自行招募“廉吏”上报国家拿到编制。
比如说，一个郡守下面有“功曹”、“五官掾”、督邮、主簿等低级别公务员官职，这部分的选举，中央是不插手的，基本上你地方报啥中央就批啥。
换句话说，这也是刘秀对当地豪族时代把持地方的革命分红与政治让步。
东汉在西汉本地人不能当最高长官的规则下又进一步出台了“三互法”，不仅你本人不能在本地当郡守，你还不能去跟你有姻亲的地方做最高长官。
这种条令导致了东汉初年甚至一度出现了“幽冀二州,久缺不补”的情况发生。
你就说河北输出了多少领导和多少太太吧。
国家派过去的最高领导是外地人，你没有当地的社会基础，也不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想搞明白本地事就只能任用当地的豪族。
所以这些低品级的地方公务员就全都是当地大姓豪族的红利。
而且有些地方往往不仅一个豪族，会有很多个豪族，在这帮豪族之间，往往也形成一系列的潜规则。
比如说，在地方公务员中，最重要的一个岗，是功曹。
就是当年寇恂干的那个，告诉耿况“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然后帮他做决定的那个岗。
在西汉时期，寇恂这种威猛型功曹还并不普遍，但到了东汉时，基本上遍地都是寇恂了。
“功曹”这个岗位也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地方隐形老大，不仅统领诸曹，负责当地的各项政务，还掌管选举、赏罚、罢黜等人事实权。
此时的地方人事权，基本上郡守已经掺和不上了。
事实上，郡守们往往也不想掺和。
因为地方公务员的名额是人家当地豪族自己的内部博弈。
今年你家上，明年我家上，功曹你家干了十年，你今年该“举孝廉”进中央深造了（明天会讲高级公务员编制），这个位置该换我家干十年了。
很多地方公务员编制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和自我解决后的产物。
咱们都是地方上的体面人，基本上还都结着亲，所以轮流上位这种人事排序的潜规则是静水深流的。
如果你这位外地长官上任后敢干涉人家当地自我生态系统的人事选举，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这个郡守和县长有你自己的上升轨道。
你当郡守，能分到当地给你的上贡红利，然后哄着豪族们把地方治理好了，中央考核时你政绩突出就接着往上走了。
再说你的老家也是你们家人说的算，这个潜规则一定要懂。
通过世代把控了地方上的公务员编制，各地豪族也完成了对本地各方面利益的完整收割。
产权一旦清晰了，往往人们自然而然的也就开始出现长远的眼光和高标准的自我约束力。
这几个县世世代代都是我家的地盘，税是我家收，灾是我家救，贼是我家抓，人是我家用，我当然希望这片房地产越来越值钱，那种涸泽而渔式的暴发户式开发自然而然也会逐渐绝技。
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家祖祖辈辈都得在这混，我家的名声也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名声不仅仅是好听的问题，他还关系着一个税收成本的问题。
提起你家人们乖乖躺那不动和提起你家拿起刀跟你拼了那对于日常治理来讲完全就是两个成本。
也因此，“仁、义、礼、智、信”的“富而好礼”开始越来越多的指导各地豪族去进行自我发展，再加上国家一旦和平百年，像当初东汉开国时期的那种邬堡军事经济体的地方军事豪族就开始渐渐的趋向于武力弱化。
但是，豪族自身所具有的尚武属性虽然随着儒学熏染和世代垄断乡里而逐渐弱化，但这并非不存在了。
因为人家的统治根基一直在。
一旦“躺着挣钱的世代垄断”和“地方公务员上升渠道”被打破，儒化豪族的“尚武性”就会重新被激发出来。
这也成为了后面那场知识分子和太监集团大火并的根本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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