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清华大学热能系的吴碧芬和同学来到福建省连成县培田村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且支教；中华女子学院的滕蔓同学也到河南邓县进行了教育调查和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老师，则分别于2008年、2009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10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来到农村，他们是为了心中的一个疑惑：乡村教育到底怎么了？他们也是为了一个答案，寻找乡村教育的希望。
村庄没有生气 孩子的内心是荒凉的
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凤凰村3社的赵老汉已经60多岁，每个月160元的低保是他的全部收入，生活相当拮据的赵老汉却拥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让他跟11岁的孙子赵善中可以每天“说说话”。
赵善中4岁时爸爸就去世了，随后妈妈也离开他去了贵州，之后再没有回来。家里就剩下爷孙俩人。
赵老汉家的情况是当下农村的真实写照。
赵善中所在的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共有住宿学生239人，其中55.6%为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双留”学生，还有35%左右的孩子父母一方不在身边。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培田村的居民大部分年龄在45岁以上和13岁以下。”吴碧芬在福建培田村调查时，获得了这样的数据。据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学霍新华校长了解的情况，大概每一个农村学校的留守儿童比例都能达到1/2～2/3。
“空心村”现象在农村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一个人最天然的需求就是亲子需求。”梁鸿老师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融在点滴生活中的，比如日常的行为习惯、待人接物等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都是通过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由父母言传身教给孩子的。“现在父母和孩子的分离会对孩子的道德观和信仰甚至是孩子的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影响。”
还有一些更为深远的影响。
随着年轻人——村庄中最成熟、最有活力的一群人的离开，一个村庄失去了最根本的东西。
因为年轻人的离开，耕种土地的劳动力随之减少，工厂到乡村承包了土地，冰冷的机器代替了热闹的农业生产，原来清新优美的自然环境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垃圾和污水。
梁鸿回忆说：“我们小时候虽然很穷，但身边还有条清澈的小河，我们游泳，躺在沙滩上，我们浪漫过。”
年轻人的离开也带走了乡村的生气。没有了生气的村庄也无法保留原有的生态。
“一个孩子是在垃圾堆旁长大，还是在清澈的小河旁长大，其中微妙的不同是难以言表的。”梁鸿说。“失去了和大自然中的水、花花草草的亲密接触，自然的力量无法在心中流淌。”
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
年轻人的离去掏空了孩子的内心，而孩子的离去又掏空了乡村的灵魂。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随着一部分孩子跟随外出的父母到城里去读书，在村里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
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老师李小利，从1995年开始便在一个村小当老师，那时候她所在的学校有6个班，每个班人多时能有六七十人，但3年前李老师离开时，4个村的孩子加在一起也就只能组成3个班。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国家开始撤并乡村学校，很多孩子走出了大山深处的村庄，被集中到乡里、镇上的学校去读书，由于路途遥远，很多孩子寄宿在学校里。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都有学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说，“每天早上学校铃声响起的时候，家长们就从四面八方把孩子送到学校，下午学校铃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家长们又从四面八方把孩子接走，紧接着村庄的半空中便飘起了袅袅的炊烟，那时候整个村子都是温暖的，所有人都是心怀希望的，而村子的希望就是学校。”
现在，学校没了，孩子走了，村子也变得没有希望了。更令人痛心的是，从乡村中生长出来的中华文化的根失去了滋养。
王丽也曾经到过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宣和乡的培田村。这是一座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古建筑群。
这个小村庄除了荣获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称号外，还曾经有过鲜活的乡土教育文化。
培田村历史上有9所书院，其中，南山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王丽老师听村里人介绍，清朝同治年间南山书院就已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学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边村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来入读。
跟今天的所谓“名校”一样，书院之所以闻名遐迩，主要还是因为师资与教学质量。当时的培田村“义塾有名师，宾榻有上客，水轩竹院有鸿儒”，可谓盛极一时。
书院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创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共140年。据统计，由此步入仕途的国学生、贡生、秀才、举人、武进士等有120多人，其中五品与三品衔的有9人，应了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之美誉。
如此悠久的乡村教育文化，却随着一所所村小的撤并消失了，孩子们从几岁开始就被关在寄宿学校中，“一直关到十五六岁。这群孩子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同样也是被圈养。”梁鸿说。
“教育并不是1张课桌+1张座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说，我们现在这种一刀切式地把孩子集中起来教学是一种误导的方式。康健教授介绍，当年澳大利亚的白人曾经把土著人的子女从他们的家乡、父母身边带走，拉入白人社会去享受所谓的优质生活和优质教育，不良后果逐渐显现，今天，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为当年的过失道歉。
有人说：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村庄的公共空间就没有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也就没了。就像一位乡村老人说的那样：“村庄没有了学校，就像人没有了孩子。”
离开了文化沃土的教育，就像小树没有了根，“没有了根，缺少了营养怎么发展？”康健说。
延续乡村文化成为重振乡村教育的希望
专家学者都说，乡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它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诸多问题的集中体现，也有人说，我国目前乡村教育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不可逆转的工业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就是一条合理的道路。”梁鸿说。因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是无法离开文化这个强大基石的。
让朴素的、有悠久历史的乡村文化延续下来，成为重振乡村教育的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于一年前在培田村建立了一所客家社区大学，希望藉此找到乡村教育的希望。
社区大学成立以后，开展了腰鼓队培训、电脑培训、艺术团、图书室、夏令营等活动。
图书室建立之后，“每天中午和傍晚都会有孩子到这里来看书、下棋，他们还能把图书借回去看。”吴碧芬说。
夏令营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每年暑假在这里进行的支教活动，现在已经进行两年了。一个月左右的夏令营吸引了培田村周围不少小学和初中的孩子，“这次就来了101个孩子。”吴碧芬说。
随着社区大学各项活动的展开，古老的培田又有了生机。据了解，村里的小学在2008年时，只剩下一、二、三年级，其他年级都撤并到乡中心小学，现在四年级又恢复了，而且还有了40名学生。
“上学期，我每天都会想妈妈，晚上经常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重庆市酉阳县距市区近6个小时车程，9岁的殷凤玲在该县的毛坝乡中心小学上四年级。殷凤玲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在她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妈妈就带着哥哥姐姐离开了家。“我现在不想她了，她是因为我们家太穷了，不要我们了，再也不回来了。”殷凤玲说。
在广大的农村，殷凤玲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千千万万个留守儿童跟殷凤玲一样，故事里有血也有泪。
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约4000万人，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仅殷凤玲所在的毛坝乡中心小学就有78.4%是留守儿童，其中，父母双方均不在的“双留”儿童达到了40.6%。
在很多人眼里，这些孩子是累赘、多余的人，“这些孩子是最需要关爱的，但是他们的教育往往停留在了最底线：只要拢住他们就行，等上完初中就可以出门打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老师说。
罗婷婷是重庆市丰都青年希望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她的父母出门打工时，她还不会说话。由于奶奶不喜欢她，她便东家串、西家串，想妈妈的时候她就使劲儿咬自己的胳膊，现在胳膊上还能看到一个个的血印。因为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罗婷婷经常心里很烦，“烦了就打骂同学，班上的23个男同学都被我打骂过。”
如果没有及时的关注和教育，罗婷婷这样的孩子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问题少年——前两年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罪犯近八成曾经为留守儿童。
虽然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很多，但是以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看，还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跟父母分离的问题，不少地方做着各种有益的尝试，试图找到一条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道路。
重庆目前在全市30个区县的31所寄宿制学校试行了“4+1”模式。该项目是由重庆市委研究室牵头、由顶新公益基金会进行支持的，项目于2010年春季开始实验，现在已经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所谓“4+1”，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格品质教育、心理情感教育、行为养成教育加上营养健康。听起来干巴巴的概念，在实际工作中，却被转化成了一个个的活动，比如心理情感教育，每个学校都设立了亲情电话室，孩子们每天可以在规定的时间给家里人打电话，学校每周都有老师对学生进行家访，每个月给孩子过一次集体生日。另外，每个学校还专门聘请了有心理学背景的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随着“4+1”项目的实验，项目学校中留守儿童的生活一下子丰富多彩起来，他们渐渐地从不起眼的小累赘变成了学校的小主人，慢慢地从自卑变得自信，脸上也有了笑容。
现在，已经上五年级的罗婷婷再也没出现自残的行为，9岁的殷凤玲也渐渐开朗起来，还获得讲故事比赛的一等奖。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2009年，重庆市酉阳县毛坝乡初级中学教学质量，在全县乡15所学校的综合排名中排在第4位，2010年上升到第3位，今年上升到了第1位。
成效明显掩不住困难重重。尽管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好的尝试依然在坚持进行着。
“项目实施后我们的老师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副校长古伟说。确实，目前，制约农村寄宿制学校更好向前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师资问题。
两年前，上海5000多名15岁的学生参加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以下简称PISA)的测试，并取得了第一的成绩。近日，在北京大学附中的一场小规模交流会上，PISA的创始人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Andreas Schleicher)回应记者的提问时说，这个第一并不表示上海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体系。
他肯定了上海教育的特色和优点，譬如那里的学生很能学习，“但在学习动力方面存在不足，他们在空闲时间里往往不愿意主动去学习。”
从16年前开始，施莱克尔每年都会来中国。他看到很多中国学生都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努力学习，但双眼所见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如果没有高考的压力，他们还会愿意学吗？”他说，怎么能够从向学生施加压力变成让他们愿意去学，这是中国教育面临的很大的问题。他警告说，很多研究表明，如果学生在15岁时还没有培养起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他们以后就很难成功。
PISA开始于1997年，其评估每3年进行一次，主要从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及科学素养3个领域评估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初中学生，在未来是否具备在国际社会的竞争能力，并以此观察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哪个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它考察的重要内容是学生对信息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不是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
“和其他考试不一样的是，PISA能客观反映出教育体系的水平，不能用应试教育来对付它。”施莱克尔举例说，1997年，德国的16个省第一次参加PISA测试，成绩很差。此后，其中的某个省为应对下一次的测试，鼓励学生做了很多PISA的题目。但它在9年后的测试中并没有取得进步。而另外15个省意识到测试成绩差是源于教育体系的问题，因此努力改进，在2006年的PISA测试中，成绩都有了提升。
施莱克尔是一位在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被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称为“全世界的校长”，是英国教育部部长眼里的“英国教育最重要的人”。而美国教育部现任部长Arne Duncan 更是声称，在他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谁比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更了解全球教育正在面临的问题”。
这个教育界的“大人物”从3个方面勾勒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是什么样：不仅重视毕业率，更重视学生毕业后的能力，重视学生在校学到的知识能否帮助他们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合理，而且有效果；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教师职业。
他解释说，那种在学校背一些知识，进入社会后就能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越发展，背书的能力就越显得不管用。因此，好的教育体系一定会非常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
施莱克尔赞扬了芬兰的教育体系：芬兰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但更厉害的是，他们拥有学习的能力，对全球化的变化很敏感，懂得为何要学习，懂得要学什么东西。
他说，以前在中国做老师有社会地位，许多有才华的学生愿意从事这个职业，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正面临如何把优秀青年吸引到教师队伍中去的问题。他建议中国可以向教育强国芬兰学习。芬兰的老师工资不是很高，但政府为老师创造很多学习机会，老师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这位旁观者对中国的教育前景表示“挺乐观”。他说，美国贫富差距很大，同样有好的和不好的学校，但美国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而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在政策制定、资源投入方面有所行动。”
施莱克尔提醒说，评价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不能看它多有钱，而要看它的政府是否在努力弥补教育资源的差别。“钱不能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平均地分配钱，也不能保证教育质量的均衡。”他强调，唯一能解决教育失衡问题的办法，就是让好的老师去薄弱的学校任教。记者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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