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 咸 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市镇星罗棋布。这些市镇历史悠久，最早的如苏州的木渎，有二千多年历史；多数形成于宋、明、清时期，也有近千年左右的历史。时间最短的也有近二百年左右。因此，今天多以“古镇”相称。这些市镇居民稠密、经济发达，和纵横交错的内河航道相结合，形成联结全国的交通网络，是江南地区经济长期繁荣的见证，又蕴藏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这一时期吴文化的基础。 宋代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这种建立在手工业技术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现在已经受到国内外理论界极大关注。美国加州学派的经济学家彭慕兰在他写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把我国的江南地区和欧洲工业最发达的英格兰相比，说：“1750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口3100万—3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其经济发达程度可以与英格兰作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江南地区的这种现象，“更接近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他把这种状况称为“早期工业化”。还有一些国外的理论家，也作了类似的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日本学者杉原薰，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等。 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批市镇的出现。 江南古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由在粮食丰收的基础上产生的商品经济发展所推动的。 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宋代，首先出现商品经济现象是在粮食领域。经过从三国时期的吴国和南北朝时期南方各国的统治者的长期经营，这一地区劳动人民胼手胝足艰苦劳动，极大地改善了水利条件。到南宋时期，特别重视粮食的耕作技术的改进，品种得到改良，广泛实行秧苗移植，重视改良土壤，农具也有很大改革，出现了铁搭、耘荡器等适合水田耕作的工具。水稻单产有了显著提高，成为我国粮食的高产丰产地区。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当时水稻每亩单产已达二至三石。由于粮食的丰产，在满足自用和提供国家漕运所需以外，还能向市场出售。贯通南北地区的京杭大运河，为这一地区的丰富的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当时所出现的“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表明这一时期的粮食用于商品交易部分已有相当规模，便催生了一批以粮食交易为主体的市场，出现了最早的古镇，如：苏州的枫桥、吴江的平望等。 第二批出现的市镇，是建筑在丝绸交易的基础上的。丝绸在江南地区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苏州草鞋山和吴兴钱山漾的考古发现中，都曾出现丝织物的残片，说明在约五千年以前，这里的居民就能养蚕缫丝织绸。但长期以来，农民生产的生丝只作是为贡品缴给国家，丝绸织物的织造和消费为皇家和官府所垄断。长期不准民间穿着丝绸服装，丝绸产品也就无从进入市场销售。到明代中期以后，官方对织绸制品的制造和使用的控制有所放松，普通百姓使用丝绸织物开始增多，民间织造丝绸制品的也大量增加，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成为农民的主要的家庭手工业。丝织产品通过市场销售到全国，并出口到国外，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商品经济渗透到丝绸行业，也就涌现一批以丝、绸交易为主体的市镇。如吴江的盛泽、震泽、嘉兴的濮院、乌程的南浔、归安的双林等。 棉布生产在江南出现较晚。在元代，松江妇女黄道婆从海南引进和改进种植棉花和纺纱织布的技术，受到江南地区农民的欢迎。江南东部冈身地区，和北部沿江地区，主要是在松江和太仓、常熟沿江地区，土地含沙量较大，不太适合种稻，更适宜植棉，农民便易稻植棉，纺纱织布。由于棉布较麻布细洁，比丝绸便宜，更为一般百姓所乐用，有广宽的市场前景。便涌现一批以棉花和棉布购销为主的市镇，如松江的七宝、枫泾、青浦的朱家角，以及太仓的鹤王、宝山的罗店等。 江南地区市镇的形成，有一个从定期集市发展为经常集市的过程。一些原来只是居民很少的小村，只有定期的小集市，称为“草市”。随着市场交易的扩大，逐步发展成为长期集市的繁荣市镇。如盛泽镇在明代初年，是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后来成为六日一集市的“村市”。到明末清初，就发展成为经常进行丝绸交易为主的大镇，“四方大贾辇万金至者无虚日”。人口达到万户以上的。又如：双林镇在明代初年，不过是“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的小村，到明末清初时户口已增至近万户，到清代道光年间，更成为“通行天下”的丝绸交易的大镇。一些以棉花和棉布交易为主的小城真的发展过程也大体如此。元代以后，江南地区的东部农民种棉的增加，便兴起了如鹤王、枫泾、七宝、真如等一批以棉花和棉布交易为主的市镇。 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多方面都实现了商品化，促使各类市场都有发展。如练塘镇以制造用于农业灌溉的水车为主；周庄、黄埭、唐市、唯亭等市镇以编织业为主的；周浦、新场以盐业经营为主体。各市镇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甚至在丝绸、棉布这两大产品的中间环节，也形成了分工不同的市场体系，在丝、布这两大产品中不同品种也形成各有特色的市镇分工。如在丝绸方面，南浔镇主要是湖丝批发；盛泽、双林镇主要销售绢绸，濮院镇主要销售纱绸，光福镇主要生产刺绣产品，乌青镇主要交易织绸机和零件等。棉布的生产和销售也是如此，新泾、鹤王等镇以棉花交易为主；朱家角、罗店等镇则是棉布集散中心，金泽、朱泾等镇则主要生产纺车、锭子。 在宋、元、明时期，皇朝的行政体制中，并没有市镇这一级建制。它是作为商品集散地而出现，也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张而繁荣。常常是先自发产生，以后政府才派驻县丞、巡检司之类的官吏入驻，也主要是负责治安工作。直到民国时期，才有镇的建制出现。因此，江南的市镇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有很大的自发性，是从宋代到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的最好见证。 二、江南市镇是江南地区市场体系的中间环节。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城乡联系紧密、物资交流顺畅的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的中间环节就是星罗棋布的市镇。这些市镇一头联系附近的农村居民，另一头以联结着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常州等大中城市，并从这些大中城市通向国内和海外市场。这些小城镇都依傍在水道边，形成了以水路交通为主体的交通网。又和京杭大运河联结，可以通向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济水等全国主要河道。每个市镇上的居民通过水路就可以把货物运向全国，也可以从水道得到其它地区的物资。 江南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由三方面要件构成：一是必须有粮食丰产的基础。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只有粮食有充足的供应，才有可能发展其它产业。江南地区的市场发育，就是建立在南宋时期粮食生产出现 “苏湖熟、天下足”的基础上的，首先出现的以粮食购销为主体的市镇。明、清时期，由于江南地区大量种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以后，种粮面积减少，本地粮食不能自给，又必须从其有它地区的粮食供应作为保证，主要是引进湖、广地区的粮食。过去以本地粮食向外集散为主的市镇，便成为运进粮食的主要集散地；二是必须有良好的交通条件。江南地区的市场是以水路交通网络为脉络。尤其是京杭大运河和地方水道网络的贯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是必须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产品形成产业优势。在江南地区就是在桑树种植基础上的丝绸工业，和以棉花种植基础上的棉布工业，以及其它农产品如茶叶、油菜、水果生产为基础的手工业。这些手工业产品依赖于市场，它们的发展也就必然催生市场网络的发育。 江南的市镇亦即江南区域古镇的出现，首先是千家万户的农民进行交易的需要。正如费孝通先生写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数十个村庄的中心地带就有一个市镇，市镇是收集周围村子土产品的中心，又是分配外地城市工业品下乡的中心。”这些古镇周边的村就称为“乡脚”。没有周边农民的需要，这些小城镇便不会出现。它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政治的需要。有一些县城具备上述商品集散的要求，便很快繁荣起来。如无锡、常熟等。但也有一些县城所在地，因交通条件并不理想，繁荣反而不如一些后起的小市镇。 江南地区的古镇另一头则和松江、湖州、嘉兴、常州、苏州等大中城市相联系。这些城市的建城历史都比较早，很长时期内主要是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宋代以后，尤其是其是在明、清时期，成为既是地方的政治中心，又都成为为人烟稠密、贸易繁荣的城市。湖州和常州成为丝绸集散中心，松江和嘉兴成为棉布集散中心。而苏州，由于处于大运河的交通枢纽地位，使苏州成为江南地区市场体系的中心，也是江南市场和全国市场的联结点。 苏州在江南市场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商品集散中心，不仅是丝、绸、棉、布、茶等江南地方产品对外销售的批发中心，也是内陆商品和海外商品来江南地区发售的转运和分销中心。被称为是“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二是金融中心。由于“远方商人挟重资以谋重利”，也就有强烈的融资要求，苏州的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也就应运而生。许多地区如安徽、山西、安徽、广东等地的商人在苏州设立的会馆，也都有融资功能。由于资金充裕，便被称为“存钱码头”；三是手工业加工基地。丝绸、棉布的最后加工工序——踹坊、染坊等，大多设在苏州，一些高档织物和深加工产品如绣品、戏衣等，也大都在苏州进行。《南浔镇志》载《城南棹歌》中有诗云：“白丝缫就色鲜艳，卖于南浔贾店船，载去姑苏染朱碧，阿谁识作嫁衣裳。”反映了这一情况。因此，当时苏州不仅店肆林立，货物充盈，手工作坊也多，商品种类多、档次高，也就成为国内城市中最具商业价值的城市。苏州的繁荣离不开四周的小城镇，这些市镇也离不开苏州，都有直接来回苏州的航班。而苏州作为市场体系的中心的地位，又引发了一些新的小城镇的产生和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79年到1833年这十五年中，中国向北美和欧洲各国出口真丝，年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到1920年更达到了19万担，很大部分是江南地区生产的。国外一些地区没有相应的产品出口中国，便以大量白银向中国出口，填补了中国对白银的需要，支撑了当时中国以白银为主的货币体系，中外历史上把这种情况称为“丝——银对流”现象。十八世纪，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棉布，平均每年达120万匹。丝绸、棉布和瓷器，是我国对外出口的主要产品。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结构 从宋代到清代中期，先后约七百年时间，江南地区的城乡经济经历了三大转变，即：生产目的从“为自己生产”到“为市场生产”的转变；产业结构从以粮食生产为主到以丝绸、棉布生产为主的转变；销售对象从以国内市场为主到国内市场和大量外销并举的转变。这三大转变使商品经济不断得到发展，也使江南地区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出现了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市民阶层。 从宋到清，江南地区市镇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居住人口也不断增多，一般的市镇人口在数百户到千户左右。而一些繁荣的大镇如盛泽、平望、唯亭等，到清代初期人口已经达到万户以上。居住城镇中的居民，包括从事商品交易和手工业作坊的商人，店员，手工业工人，以及其它居民如宗教职业者、一般游民等。他们离开了自耕自足的农业经济，而进入商品交易的阶层。他们比较熟悉商品经济，重视市场信息，重视保护自己的利益。如南翔镇便是农业人口少于工业人口，而工业人口又少于商业人口的商业大镇。又如居住在盛泽镇的居民，“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于店肆者仰食于此也。”于是便有茶楼、酒肆、饭店、妓院的开设。据统计：清代中期江南地区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常州五府共有市镇326个，如以每镇平均以1000户计算，共有326万户。如以每户5人计算，则达到了163万人。再连同几个大中城市的人口，可以列入“市民阶层”的人就更多。说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市民阶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 那些仍居住在村庄中的农户，也增加了对市场的依赖。当农民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粮食时，往往是在自用有余的情况下才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他们和市场的关系还不是经常的。当发展到以生产丝、棉等经济作物为主时，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售，必须“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归。”市场商品需求有多有少，物价起伏不定，他们必须时刻关注。由于养蚕缫丝织绸、种棉纺纱织布的赢利大于种粮。江南地区经济作物比重日益加大，农民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也就使得农民重视外部信息，眼光放大、思路开阔，不同于过去那种封闭式农业中的农民了。当时江南地区产农民从经济作物及其加工产品所得到的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调超过了粮食。正如清嘉庆年间《嘉陵兴府志》中说：“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惟蚕丝是赖。”在产棉地区，更是主要依赖棉纱棉布以维持生计，“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丝、棉等经济作物的增加，带来了家庭经济活动的商品化。 丝、棉等商品经济发展带来江南地区社会变化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一地区妇女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着重大责任，出现了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家庭经营模式，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 江南地区，妇女历来有参加农业劳动的传统。产业结构转变为丝、棉以后，妇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明代中期大学者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持此女工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则必不可办。”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苏松地区“耘获车戽，率与男子共事。”在蚕桑地区，养蚕更是全赖妇女；缫丝、织绸也大部分是妇女。在产棉地区，采棉、纺纱也主要是女劳动力，农村中十二、三岁的女孩便能纺纱，成为家中的重要劳动力。产茶地区采茶等劳动也多由妇女进行。妇女在劳动中的贡献大了，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高了。江南一带农村称呼妻子为“家主婆”，反映了这一状况。由唐力行教授主编的《苏州与徽州》一书中对比了两地妇女的状况，认为苏州妇女的经济活动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也提高了妇女的地位，造成苏州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苏州地区妇女思想也比较开放。以山歌为例：冯梦龙收集的苏州的山歌中，不乏妇女热辣辣的情歌。而在徽州，山歌中多为哀泣丈夫外出从商不归的哭歌。 市民阶层是一个并不稳定的阶层。在市民阶层中，一些人成为大富豪，也有一些人成为雇佣劳动者。居住在江南市镇中的地主和士大夫，很多人也经营工商业。他们从田亩中收取的地租常转化为商业资本。而一些商人在取得利润后，又常购买土地作为不动产，也有的通过“捐班”成为政府官员。因此，这一阶层中的人际关系常处于变动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轻商思想而重视商业经营。 四、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文化形态 明清两代，在江南地区，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具体表现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突出人的价值，重视人的欲求。在经济思想方面，“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主流。一些学者一反传统的“重农轻商”的思想， 肯定商人的地位，提出“工农皆本”。如无锡的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提倡“惠商恤民”，认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在文学思潮上出现了 “以情为本”的思潮，认为“情生万物”。苏州的冯梦龙就是文学方面主“情”说的一员健将。两股思潮在江南的小城镇中表现都相当突出。 一是重视对水的治理，称为“黄金水道”。水乡风貌是江南水乡的典型表现。江南市镇的布局都是沿河而建。或是一河两街，或是沿河成“丁”字型和“十”字型。这不仅是为了方便取水，更是为了交通便利，货物和人员的往来都靠水上运输，便被称为“黄金水道”。又为了方便行人，在河上建有多座桥梁，水道交错处便建有双桥。桥梁数量之多，建筑之精美，既具有建筑学上的价值，更包涵丰富的民俗内容。商户临水而建，出现了“人家尽枕河”的格局。形成江南特有的 “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 二是经济繁荣而又文化昌盛。这里既有一批经商致富的富商，也希望子孙能通过考试取得功名，重视教育子孙的读书。居住在镇上的还有一批绅士阶层，有的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功名但没有出任官职，有的是现任官的家属，也有的是退职官员。他们一般和商业经营有各种联系。这两类人成为市镇的头面人物，，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这些市镇文化教育也相当发达，一些市镇都以多出状元、进士、举人为荣。产生了一批文化名人，出现了一批著名藏书家和藏书楼。如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楼，甪直的许氏藏书等，都在全国负有盛名。许多市镇都建有精美的园林，如南翔的古漪园，同里的退思园等；戏剧活动也很活跃，昆曲最早的创始者顾坚就出生在昆山千灯镇。 三是在神道观（宗教信仰）上出现功利化倾向。江南地区盛行佛教和道教，市镇中多有著名佛寺和道观。而引人注目的是在民间信仰中，崇敬为民谋利者为神。主要表现为江南市镇每年都要迎神赛会成为习俗。普遍崇奉财神、城隍，一些以丝绸为主的市镇，祭祀蚕花娘娘，还有一些镇、村祭祀“刘皇”（刘猛将），因为他能驱蝗虫，保丰收。以及崇奉能治病、治水、出行保平安的神，说明民间信仰的功利化倾向。 四、是形成了交流信息、促进社交的茶馆文化。 江南市镇茶馆星罗棋布，茶馆成为江南市镇接受外部信息的主要通道。有传布信息、销售商品、社交、娱乐和调解纠纷等多种功能。据新编《吴江县志》统计，各市镇平均计算，约68。65户居民就有一家茶馆。泡茶馆已经成为江南市镇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蜚声江南地区的苏州评弹就活跃在茶馆中。 五、重视市政管理。包括：治安、街道、桥梁的建设、防火、水利、以及慈善事业。除了社会治安由府、县两级政府派出总捕同知、巡捡司一类官员负责，其它主要是由地方头面人物出面组织。这些头面人物一般都有科举功名，或是候任官员，或是退职官员。他们和当地富商合作（包括安徽、山西等外地常驻市镇的商人），由富商出资办理。社会救济事业如普济堂、育婴堂、义庄等也很发达，官办、寺庙办和民间办的均有。良好的市镇管理，对江南市镇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交易秩序，有重要作用。 六、出现引人注目的奢侈现象。过去一些书籍中记述江南市镇，都惊叹这里存在严重的奢侈现象。表现为：“服饰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无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松窗梦语》）这种奢侈现象出现在明中期以后，和经济发展是同步的。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消费需求。使得商品等级不断提高。在居有屋以后就讲究华厦大屋，推动了建筑艺术的发展；食品在果腹以后就讲究色香味，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对服饰华美的要求推动了丝棉产品和绸产品的精益求精。这种奢侈现象也是对封建统治者在人民起居、服饰上的严格限定的等级制度的冲击。但奢而浪费社会资源，以及严重的赌博现象，却是消极不可取的。 在江南市镇中生活的市民阶层，是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市镇中沉淀了大量宝贵的文化瑰宝，和苏州等江南城市中的文化现象关系密不可分，它不仅是明、清时期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吴文化的基础。 五、十九世纪以后江南市镇的现代化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经济衰退，本土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江南市镇也出现了衰落现象。同时，也出现了江南市镇的现代化转型。一批市镇中的富商向民族资本家转变，如南浔的张静江、张石铭成为经营出口蚕丝大企业家，苏州东山席姓大族从经营土特产品转向上海创办工业实体和金融事业，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在江浙崛起，和这一带市镇的商业资本转向近代工业资本有密切关系。同时，现代教育在市镇兴起。所有市镇都重视办学，成为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阵地，双林一镇就有13座国民学校。还较早出现了女子学校。同里镇的丽则女校就是江苏最早的女子学校。还有不少青年出国留学，单是真如镇，在清代就有留学生五人。出现了一批现代文化名人，吴江同里镇的陈去病和黎里镇的柳亚子既是文化名人，又共同组织了反清斗争的革命团体—南社。桐乡乌镇出了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苏州甪直出了另一位著名作家叶圣陶，他们对新文化运动都作了重大的贡献。江南市镇也是较早引进了近代市政设施的地区，较早建立了邮政局、银行、电报局，引进了电灯、电话、小火轮等“洋设备”。在商业经营方面，也较早地引进了百货商店之类的经营方式。20世纪七十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件大事，实际上是历史上这一地区亦工亦农传统的继续和发展。 现在，江南地区的古市镇已经作为历史记忆而成为国际旅游的热点。我认为，认真研究其中的历史文化含量，对理解今天的苏州，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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