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园冶》（西苏）

《园冶》是明末苏州非著名文人计成的毕身心血，书成于明末崇祯年间，刊行未及流传，满清的大军就杀进了北京城。计成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前朝的遗民，不过正因为他是非著名的文人，所以其后事不清，想来是做了满清的贤民了。
　　明代苏州的造园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能工巧匠辈出，名声也是彰显京华，特别是吴县香山帮的蒯祥，一人领衔而督建紫禁城，深得永乐皇帝的赏识，被授工部侍郎的官爵，这恐怕是苏州史上手艺人之最了。明代苏州的经济和文化艺术都属于是中原发达的地区，尤其到了中叶，吴中画派独步于江南，文征明、唐寅和明末董其昌更是领一代风骚。苏州的私家园林的兴盛，就是这种经济和文化氛围下的直接反映，以今天尚存的拙政园为例，无论是布局谋划的精巧，景物的动静搭配的意境，还是阁楼之精美，佳木之选植，湖石之点缀，水系之勾勒，借景远伸之妙意，都堪称苏州园林的绝胜之笔，而这座宅子正是明嘉靖朝御史王献臣退归后所修的。
　　计成，松陵人，也就是今天苏州吴江人，字无否，号否道人。出生在明万历朝，少年时以书画而知名于当地，可以称是一位有艺术才华的年轻儒子，可惜仕途无门，转而探求造园的门道，一度为多位名流筑造私家园林，深得当时文人名流的推崇。
　　关于计成的资料，一直就很匮乏，无论是同时代的记录，还是后代的考证，都没有比较翔实的内容，除了他自序中透露的一点信息外，其它的都只是片言只语，即便是他自序中的简单介绍，也在后代的考证中没有找到印证。如当地文史人员所讲，一个在松陵有书画名的人，不可能一点资料也不留下。或许，计成者还有别的隐情，不过他这部造园的著作还是很真切的。
　　崇祯四年，计成以多年的造园心得，加上自己原来的书画功底，终于写就《园牧》一书，书成之后得到不少名流的称赞，名士曹元甫不仅看了还替他改名为《园冶》。如同今天一般，他虽得一些人的赏识，却因地位的低下，又属于穷酸之类，这样的书籍要刊行还是有很大的难度。于是在崇祯七年，因为某个原因他结识了一个旧吏，并得到此人的赏识，《园冶》一书因此契机得以刊行。
　　所谓成也此翁败也此君。给予计成帮助的人，正是南明史上的政治奸佞阮大铖。《园冶》一书刊行数年，朱明皇朝一命呜呼，南明小朝廷因为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祸害，没折腾上几年也寿终就寝。朱明王朝的遗老们，把那恶气呵到这些奸臣贼子的身上，凡阮氏之作皆视恶俗，凡与阮氏有牵带的书籍皆称俗媚，一并付之以炬，满清的帝王倒也配合，人入贰臣，书为禁书。
　　国人知道阮大铖，更多还是因为孔尚任的《桃花扇》。阮氏虽是南明史上的小人，但实在也不能够一笔把他身上的才华都抹了去，明末的文化舞台上，钱谦益的诗文，阮大铖的戏曲，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与他们比肩。这部经阮氏之手得以刊行并写有序文的造园之书，同样也显示阮氏眼光的独到和不俗。有时候老天也不公，这些小人偏还是颇有才华之辈，想来那些奸佞之举与艺术鉴赏本身是没有多大牵带的，政治有时候就是那样。
　　陈从周先生在《园冶注释》一书的跋中也说，阮氏的弟子南海邝露最得意的诗篇居然都是和阮氏的倡和之作，而邝露最后是抱琴殉节，以报朱明皇朝的。如果用那条明儒的标准，邝露的诗文恐怕要空白不少。
　　满清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园冶》一书湮灭于中原。书是没有了，就连提起此书的人也只有李渔一个，他在《闲情偶寄》里曾经有一语道及。直要到民国，中国营造学会成立，才重新想到这书，可惜寻遍大江南北，也没找到一册全集。
　　然而在日本，这本专业的造园著作，却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执教东京帝国大学的美术家大村西崖在他的《东洋美术史》一书中，论述了这本明末的中国造园奇书，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日本东京高等造园学校的校长上原敬二博士，专门写了《解说园冶》的长篇论文，以此来介绍和推广此书，称之为世界造园学最古之名著。至于此书的原本被深藏在日本内阁文库，非一般人能够轻易得见，散见在日本书市的是一本改名为《夺天工》的新本子。
　　不可否认当初东洋文化对民国初期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日本学人的推崇，直接导致了中国学者的重视，于是中国营造学会与很多学者竭尽全力在国内搜寻，但是除了获得残本二卷外，并没有能够找到一本明刻的全本。当时的中国营造学会会长朱启钤，几经周折，会同其他学者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深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刻本的胶卷，使得这本中国营造学上的奇书回归中原，与珍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残卷合璧成三卷，回复原貌。朱启钤这人也很有意思，老袁复辟的大总管，又是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却是一位古建筑的研究的大家，南北议和失败后，退出政界，渐成卓有建树的大家。民国之后国内建筑的研究和保护，莫不与此翁大有关系。
　　《园冶》一书文体特别，不似一般考工样的文体，而是骈四骊六样的晚明风格，并且杂陈了不少吴地的方言，辞藻之法囿于文言。这两点与计成的一些资料倒也符合，文人的内在特性，使得他文风古拙，苏州工匠的行话，又迫使他不得不采用一些吴地的俚语。如此的文章虽说不上天书，却实在是一本不易读通的书籍。
　　中国造园学者陈植先生早年去东洋留学，随当时日本造园泰斗本多静六博士攻读学业时，在《东洋美术史》上，读到了有关这本中国明代造园的著作，那时候这书已经深刻在这位年轻学人的心上，稍后更是在他先生本多静六博士的书桌上看见了翻刻的《园冶》，捧读之余，可以说是一直萦绕于心。随时间的推移和学识的增加，当他再次研读上原敬二的《解说园冶》时，却发现此书的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便有心对此书重新注释，可是五十年代后，陈先生似乎没有时间和机会来修正这样的不足。
　　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陈先生毅然开始对此书予以再度注释，换到今天陈植先生的举止已然是大家所为，而在动荡年月，横扫文化的时间，这样的举止岂是简单的学者对学问追求，更是一种学人的勇气。此时陈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以中国传统的讲法，先生已经过了一世人生，他或者感觉到自己不能够再等待了。如此的老先生尚还有杨伯超刘敦桢和童寯以及当时的造园学的大家陈从周先生。
　　陈先生于一九七一年完成书稿，嘱陈从周先生校阅。一如陈从周在跋中所感叹：老先生不耻下问，真是感愧交并。书虽成，校也精，出版却还是不可能，无奈中偷着草草油印几本。先生们的意图很明了，怕是此书再度湮灭。或是老天不忍此书再度消失，或也是为这些老先生的勇气和执着所感动，解冻后的那年，书终于出版了，那年陈植先生已经八十高龄。
　　《园冶》一书，虽分三卷，实质是十个部分，依造园的步骤，从“相地”“立基”到营造“屋宇”“装折”，然后是“门窗”“墙垣”“铺地”的内外装饰，最后才是“掇山”“选石”“借景”这些点睛之笔。依造这样的思路很适合实际的操作，同时也显示了此书绝非一般文人纸上谈兵式的泛泛之谈。计成在书中引用了众多的先贤的知识，汉唐宋元，凡有论造园的内容都涉猎到了，但他又为己所用，非一般学究样的套用。陈从周先生有一段话很分量：
晚明戏曲、文学艺术小品等，它与造园是同一境界，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而已…….计成的《园冶》中，总结了“因借”、“体宜”之说，列举了“掇山”、“选石”之旨，发前人所未发，实是千古不朽的学说。
　　这些或许就是当时为文人所重，后又得东洋汉学家推崇的主要原因。读其文，四六的骈体文章，写的又是很专业的学问，但是文章里不时会出现，明末小品文那些洒脱隽永诙谐的影子。
　　在写苏州太湖石时，他如此而描绘：性坚而润，有嵌空、穿眼、宛转、险怪势，一种色白，一种色青而黑，一种微黑青，其质纹理纵横，笼络起隐，于石面遍多坳坎，盖因风浪中冲击而成，谓之“弹子窝”，扣之微有声。把这段称之为小品文，大概是不为过的。
　　在“借景”一节，其笔下摹写之景堪称一道靓丽之色：林皋延竚，相缘竹树萧森，城市喧卑，必择居邻闲逸。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入，门引春流到泽。嫣红艳紫，欣逢花里神仙，乐圣称贤，足并山中宰相。……
　　如此的描摹实在是一种心迹的表露，没有造作，不求虚无，要的是一份安宁，虽乱世而不失本性。四百年后，陈植先生一如计成当年，虽动荡艰难中，而不忘学人之本，摒弃无聊之论，潜心修书，欲彰显的也是一份学人心迹。而今盛世，这样的平静的心态少了，不说写这样的书人少了，恐怕过些日子，会连读这样书的心也没有了。

西苏于吴中沁庐
二00七年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