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以名为治”思想简析

朱  年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与黄宗羲、王夫之等并肩于早期启蒙大师的行列，并开有清一代“汉学”的先河，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更成为中华家喻户晓的救世箴言。

顾炎武一生精力惊人，可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力主为学宜“博学于文”，更要“经世致用”。难能可贵的是，顾炎武倡导的博学并不局限于对文献资料的广闻博记，而是坚持对社会实践知识的调查和考察。因为面对明末以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早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对当时政治现状的研究与思考，坚持在黑暗中摸索、探求改造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然而腐朽的明王朝终究逃脱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面对“天下”改朝换代，外族入主中原的残酷现实，顾炎武在痛心疾首之余，明知抗清已无可能，仍凛然自守，永抱遗民之志，坚守节操，拒不入仕清廷而远行避害。后历经数十年的艰辛，考察山川地理，察访社情民意，在这同时著书立说，对明王朝灭亡的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探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颇有创见、“经世致用”的政治主张，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在巨著《日知录》中提出的“以名为治”的思想观点，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思辨，值得我们为之探析和研究。

一、“以名为治”思想的精神内核是“治世必自人道始”

    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曾对顾炎武其人其书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盛赞顾炎武能“贵创、博学、致用”，认为其作为清学一代开山宗师的地位固然无可撼动。对于顾炎武著述的《日知录》，梁启超认为“不仅为有清一代学术所从出，且其学后继有人”；他还引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该书的评价，以为：“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每门类所说的话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

“以名为治”，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阐述的关于天下大治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之一。此种观点的提出，是立足于他历来重视人心风俗对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一基础之上的。他在《日知录》卷7《子张问十世》中明确指出：“治世必自人道始。”“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是产生宇宙万物的原动力，是大千世界的本源。《日知录》阐述的所谓“人道”，应理解为是说人的内在本质，即凡是治理国家、改造社会，必须要从符合人的内在本质着手，要和“人道”相符。而“人道”是什么呢？对此，他在《日知录》卷3《言私纵私》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怀其私，其常情也”，又说“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他认为，追逐私利是人的本性，凡人，必然有“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私情，因而人们的种种自私、自利、自求的行为，在本质上应看作是人之常情，是“人性”，是“人道”，认为不但无须回避，而且必须正视。

由此，“以名为治”的思想，简言之就是通过引导人们追求“名”，从而自觉规范自身的道德品行，使社会上小人之道消，君子之道扬而达到天下为治。

毋庸讳言，顾炎武确认的“人性私利”的思想观点，在中华思想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二、实行“名治”的手段是“因私引导”，“用私利导”

顾炎武认为，要有效地治理天下，就要对人的私性、私欲因势而利导之。他敏锐地提出了“正面引导”。因为对于人的本质层面上的东西，对于人的私欲，对于“人道”，只能是疏，只能是导。堵，无疑是徒劳无益，往往还会适得其反。他提出在确认“天下之人各怀其私”，私欲本为人之本性的基础上，应当立足于合理的引导，甚而正面倡导人性的发挥，要采用“名教”（儒家道德准则）的方法，将人的私欲合理地引导到追求自己的“名（名声）”，做到“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这样，人们通过对“名”的追求，通过“求名”、“保名”，从而自觉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以让德才兼备者报效国家，为国所用，才能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而达到天下为治。

科学的核心是求真务实。顾炎武在学术研究上一以贯之地坚持“求真”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求真，可说是他治学著述的基础，也由此引发其一贯的务实严谨学风。他不但理直气壮地确立了人性私利的原则，更认为非但不应当排斥这一人之本质，人之“道”，还应大胆地利用“天下之人各怀其私”，这一人性、人道，而借以治理天下。长期以来，由于他在学术研究中一向秉持的求真学风，使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所谓“私”在改造社会，改良政治中的特殊作用。他认为正是因为人们有追求私利，追求“名（誉）”的本性，才能理直气壮的通过正面引导，借以提高人们的办事效率，提高人们劳作的积极性、责任心和自觉心。为此，他主张在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中，要充分重视并利用这一点，以“因私引导”，“用私利导”的手段，来达到“以名为治”的目的。如在《郡县论》中就谈到，只有重视并用好人性中固有的私欲、私利，才能做到在国家一旦有“不虞之变”时，人们才能“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同时，关于“用私”的探讨，他在《日知录》卷13《名教》中还科学地提出，在国家实行“名治”以“求私利公”的过程中，还必须十分重视“奖廉”。即对日常勤政为民，廉洁自律的清廉之官，应予以重奖。让他们得到比他人更多的实惠，取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以“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这同样表达了顾炎武在治学思想上一以贯之的“求真务实”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奖廉”思想的实质也是“反腐”、“惩腐”的手段之一。所以，即使是在当代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在当代社会的“为官之道”中，关于“奖廉”的政治主张，仍然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三、实行“以名为治”的目的是“求私而利公”

梁启超曾给予顾炎武以“清学开山宗师”之美誉，认为“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年而俱绝，惟亭林巍然独存也”。他曾经对清初三位遗民学者，史称“晚明三大家”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有过如下评述：认为黄宗羲的学问纯为明学余波，王夫之虽有反明学倾向，却于此少有新建设抑或未能影响社会，而顾炎武一方面能直接指斥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一方面又能明确指出客观的学问如何进行，所以能使得“学界空气为之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我想，梁启超在文中提到的所谓“客观的学问”，其主旨应该就是顾炎武极力倡导的“君子为学，明道救世”。

顾炎武治学著述向来有其独立的人格，独到的见解，绝不跟风盲从，并历来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其在《亭林文集》卷3《与人书二十五》中曾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认为，搞学术研究就应该通过引古筹今，以求“经世之用”。所以在文集中还明确指出，进行学术研究就是为了“鉴往所以训今”。他历来主张以“修已治人之实用”替代“明性见心之空言”，认为唯“经世致用，利国利民”才是学术研究的硬道理。

求真是科学的核心，然创新是科学的灵魂，而“经世致用”正是科学的生命力所在。长期以来，“明道救世、经世致用”一直是顾炎武治学的基础，所以他大胆地提出：实行“名治”的目的就是“求私而利公”。即在“重私”的基础上通过“用私”以正向引导人们“求名”，从而达到“利国利民”的目的。

一方面，他认为“爱名”、“求名”是人的本质，人们为了要“得名”、“保名”，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时就会顾及个人的名声、荣誉、社会舆论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而使“小人之道消”。如在《日知录》卷13《名教》中指出：“乡举里选，必考其生平，一沾清议，终生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存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另一方面，他认为人们虽然主观上是出于对私利的追求，但在从向往、追求到实现私利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客观上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将个人的“私”转化为“公”。最终，通过“以名为治”，让有德有才者为国所用，协助统治者治理国家，达到他所谓的“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无疑，上述“学以致用”、“经世致用”、“利国利民”的思想，正是顾炎武人文思想的闪光点，也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精神。在《与潘次耕札》中，他对此更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他说：“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四、顾炎武“以名为治”的思想实质仍然是维护封建王权的统治

对于一生经历了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和外族入主中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顾炎武来说，面对明王朝的昏庸腐败，他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绝望之余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作为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思想家，作为一个一生求真务实的学者，他在恢复汉族江山无望之际，还是从一个前期坚定的反清斗士，转变到后期的对新朝的无奈，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总结探索历史上的兴亡教训中去。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政治思路、政治思考是多方面的，然其立足点却牢牢地站在“辅佐天子”、祈求“圣王之治”的基础之上，即所谓“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在其巨著《日知录》中，尊崇王权、辅佐人君，天子为圣、君道第一的思想观点，可谓比比皆是，如：“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天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等等，故其提出的“以名为治”的思想实质，仍然是为了维护巩固封建王权的统治。他在“权归天子”的“君权至上”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或者“治世良方”，应该说，本质上都没有超越封建改良主义的范畴。 

不言而喻，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长期以来，在顾炎武的思想中深深打上了“圣王之权、天下第一”的烙印。他崇拜王权，维护君道，对王权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君权至上”的思想观点伴随了他的一生言行，因而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王权主义的积极维护者。虽然他从明朝灭亡的教训中，敏锐地觉察到了封建专制的弊病，从而在《日知录》中用较大的篇幅谈到了反对君主专权的独裁统治，反对君主专制把天下变成一人之私，即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他反对“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以“分权”代“独权”，以“众治”代“独治”的主张。如上述“以名为治”的观点，即是一种典型的通过“重私、用私”而“利公”的方法，最终“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的以“众治”代“独治”的思想观点，然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维护封建王权的统治。

正是由于他将治国救世的希望仍然寄托于“圣王”、“天子”的身上，“君权思想”成为他“治世良方”的基础，因而必然注定了他提出的政治主张只能是“补天”而不是“改天”，只能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君主专制作一些修修补补，不可能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有所突破。凭心而论，作为一个历久弥坚，永抱遗民之志的前朝遗民，他的思想深处是衷心寄望于他所开出的“救世药方”能够“经世致用、救国救世”；衷心期望能够重现一个强盛的汉族地主政权，所以他虽然主张由人民共同担负起对社会、政治的责任，“以名为治”，让德才兼备者为国所用，但仍是“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绝对没有“治权在民”的思想；虽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但最终落脚点仍不免是“而权乃归于天子”。

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顾炎武毕生没有脱出传统王权主义的政治伦理窠臼，他的种种治世药方也没有越过封建改良主义的范畴，相反是为了重新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因而他的“以名为治”的政治制度设计，注定只能为封建王权锦上添花，做封建王权的“卫道者”，而不是“改革者”，注定只能与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殊途同归。

但他确立的对于“人性私利”必须进行正面引导，“治世必自人道始”，“因私引导”，“用私利导”而达到“以名为治”，以及“名至利归”等一系列思想观点和“奖廉”主张，即使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仍然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之处。

 

             

                           （作者系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