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着一个世纪走了

沈慧瑛

　　遗憾永远是圆满的天敌，圆满永远是遗憾的梦想。上了一些年纪，读了一些书，悟了一些事，慢慢地对遗憾不再耿耿于怀，何况小确幸常常出现于生活工作中。很多年前，编辑的《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一书轰动一时，胡绳、杨绛、何泽慧、费孝通、钱锺书等一批名人在苏州读书时的文章首次向社会公开，这是档案与文化的首次“联姻”。之后我又发现几篇没有收入到书中的名人作品，如青霉素之父樊庆笙、东吴女作家罗洪等人的文章，对此不免生出一丝遗憾。
　　编辑《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时，我与名人及其家属们一一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朱雯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当我发现他的诗词与文章时，就辗转与他的夫人罗洪女士取得联系。记得与罗洪第一次通电话，先用普通话自报家门后，接着就用上海话交流。她也一口吴侬软语回应，亲切友好，思路清晰，觉得她的听力不错，全然不像已过九十的老人。她爽快地同意收录朱雯先生的少年之作，又寄来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的《佳著不从俗——朱雯先生纪念集》。与她多次闲聊之后，才知道罗洪是她的笔名，并以笔名行世。
　　《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出版不久，又一次到库房例行档案安全检查，偶尔翻到1926年《江苏省立二女师校友会汇刊》中《各述家庭之状况》一文时，眼睛一亮，顿时被一个叫姚自珍的名字所吸引，总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但一时就是想不起来。回到办公室，不经意间看到《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时，才恍然大悟，姚自珍就是朱雯的夫人罗洪啊。于是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她，她也惊讶不已，说不敢相信，我答应寄一份复印件给她。电话中她热情邀请我到上海时上她家做客。她在《各述家庭之状况》中，讲了父慈母爱、和睦融洽的良好家风，并说“余年十四，负笈来苏。今每忆往事，犹在目前。余当力求上进，以符二亲之期望，愿与弟妹共勉之”。罗洪收到信及文章复印件后，立即给我回音，还风趣地说自己小时候“老茄茄”。
　　按罗洪女士的年龄，实际上是祖母辈的人物，可她每次来信都以先生相称，这是她老人家的传统待人之道，却令我辈羞愧不已。我与她交往时，已过了做梦的年龄，却偏偏还做着文学梦，把第一篇所谓的小说《昊天有成命》寄给她。她认真地回复，肯定小说“叙述语言简洁清新，善于处理故事情节”，同时也指出其中某个人物“给读者形象方面的感受似乎少了点”。她的鼓励，多少让我增加了一点自信心，于是又有了之后的七篇小小说。虽未谋面，但从电话和书信中感受她的大家风范和平易近人，那种对素不相识的后学的热心与教诲令我铭于肺腑。私下想，罗洪算得上是我的一位老师。只是因各种因素，我没有继续做梦写“小说”。写小说要有天分的，而我缺少这方面的才能。
　　对一个后辈不吝指点，说起来沾了苏州的一点光。朱雯、罗洪夫妇与苏州的渊源颇深，苏州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两人都在这里读书，有一年同在苏州，只是在同一时空里并不相识。说起她用罗洪的笔名纯属巧合，写好第一篇散文《在无聊的时候》后，想取个笔名，因为喜欢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就取个罗字，那天刚巧桌上放着画家洪荒的画册，便取个洪字。《在无聊的时候》以罗洪之名发表在常熟人曾朴创办的《真善美》月刊上，而与她发生恋情的对象又在苏州读书，苏州对她来说太有缘分了。罗洪与朱雯的情缘始于《恋人书简》，此书收录了他们自1930年3月4日到8月9日的109封书信，鸿雁濒传于苏州、松江两地，倾诉着他们的文学梦想和思恋之情。他们通信之时，罗洪已经回到家乡松江工作，而朱雯与杨绛还在东吴大学文学院读书。钱锺书夫妇、朱雯夫妇之间也因与苏州与文学的缘分而结下深厚友谊，钱锺书称罗洪为“真奇才”的女作家，杨绛为《恋人书简》题写书名，罗洪则亲笔写下了“青春留痕”四个字。即使已步入老年，罗洪依旧关心苏州的文艺工作，当得知陆文夫先生过世后，就来信询问《苏州杂志》的近况。我告诉她杂志已由女作家范小青负责，相信会越办越好。在一次文化活动时巧遇范小青，便向她转达了罗洪对《苏州杂志》的牵挂。不久又收到罗洪的书信，说收到新出的《苏州杂志》，感觉还不错。
　　考虑她年事已高，一直没有去打扰她。但每次到上海出差，尤其是经过她寓所附近的街道时，总会想起她，心里暗暗祝福她平安。偶尔碰到与她相熟的朋友萧斌如老师，就打听她的近况，知她安好就好。然而，再绵长的生命也经不起时光老人的催促，罗洪带着一个多世纪的故事走了，去与曾经闪耀于中国文坛的东吴女作家们团圆了。再次翻阅她的信函和赠书，但见端正秀气的笔迹没有一丝老人家的无力感，难怪杨绛夸她“写得一手好笔”。“见字如面”，斯人远去，道德文章传千古，谨以小文表达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