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龙华
昆山玉峰亭林园，顾炎武纪念馆所在。亭林为顾炎武之号，头像上方匾额题“心同山河”四字。
其貌不扬，其性峻厉。一代大儒顾炎武，生不逢时，却以天下为己任，奔走国事，治学经世，在风雨飘摇的历史舞台上，堂堂正正做一个有气节的人，义无反顾做一番“有根柢”的学问与“天下为公”的大业。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爱国诗人，世人敬称“亭林先生”，后世誉之为“清学开山之祖”。
文以载道，诗言志。翻阅《亭林诗文集》，且看顾炎武的家国天下情怀。
爱国是操守，救国系信念
顾炎武（1613～1682），出生于江苏昆山千灯镇，祖上为名门望族，祖父教诲甚笃。过继为嗣，嗣母家教又极严，自小教以发奋图强、精忠报国。加之东林党人影响，少年顾炎武便攻诗书，谋道义。
好古敏求，“敛华就实”。也许是科场挫败，也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及“而立”，顾炎武便抛却功名科举，投身反清复明义举。于是，如杜甫，如文天祥，顾炎武的命运与时世、国难维系在一起，他的诗也就成了“诗史”，而“炎武”之名也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而改起。
可以说，是明亡的丧钟警醒了诗人。现存顾炎武的诗，就从明亡那一刻开始，这也标志着顾炎武的诗具有极强的忠臣情结与爱国色彩。历史的问题当历史地判断，忠与爱属信仰，信仰难能可贵。
以时间顺序罗列，顾炎武在明亡前期的“诗抗争”有：
“舆图犹在眼，涕泪忆沾裳”。此为感事诗，作于崇祯末年、顺治元年（1644），此时改朝换代，“天崩地坼”，黄河以北大片国土很快沦落于清兵之手。对此，顾炎武慷慨弃文从武，以“祖生（祖逖）多意气，击楫正中流”，宣告决心。
“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此诗作于顺治二年（1645），是年清军占领南京，顾炎武寄以希望的南明弘光政权覆灭，而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域，纷纷举义旗，发檄文。顾炎武则在家乡昆山摩拳擦掌，积极呼应。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虽不能直接上战场，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无奈时势不利，家乡被攻陷，嗣母以义殉国，留下谆谆遗训“汝无为异国臣子”。旋策反事败，兼之祸起萧墙，家事、国事，一片狼狈。“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但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顾炎武以精卫填海精神自勉，写下了令人肃然起敬的言志诗《精卫》，此诗脍炙人口，全录于兹：“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此诗作于顺治四年（1647），此时清军已长驱直入，南明小朝廷危在旦夕。但诗人不甘心，誓死表示“身沉心不改”，同时痛心疾首，直言斥讽苟且偷生的降将贰臣，如“鹊来燕去”只顾经
营各自的安乐窝。
待到清顺治六年（1649），诗人仍不改初衷，以浪漫情怀与志同道合的前朝遗老，诗酒酬唱，于是就有了“桑田沧海几面更，只今尚有遗民老”的喟叹。
到顺治七年（1650），年近“不惑”的顾炎武依然在家乡南方参与抗清斗争，同时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北方大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首《剪发》诗，道尽曲折原委。“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这几句的今译为：我满怀浩然正气向往中原，立下坚定的誓言向江边走去。功名成就当有机缘，要像西汉邓禹追随汉武帝刘秀那样驰骋疆场）。由此可见，抗清复明是顾炎武自视的救国担当，拳拳之心，几人能及。
“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诗人早年意气风发，壮志凌云，渴望一展恢弘抱负，但时势不由人。“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国破了，家难归了，但人还在气节不改。这句追痛诗，道出了顾炎武一辈故国遗民的心声，也是顾炎武一生爱国、救国的总结与写照。“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首痛彻心肺的悼亡诗，是暮年写给发妻（嗣母王氏之侄女），请亡妻代为告慰，不辱教诲。铮铮铁骨，殷殷嘱托，感天动地。
就艺术性而论，顾炎武的诗既有杜甫“诗史”特质，他描写北国风光、中原山川的诗，兼具李白“古风”气象。如《劳山歌》：“劳山拔地九千丈，崔巍势压齐之东。下视大海出日月，上接元气包鸿蒙”。清代诗评大家沈德潜赞曰：“词必己出，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文如其人，中肯！
学问是根柢，经世乃目的
顾炎武的一生，可谓行舟中漂泊、马背上辗转。为救国，壮年北上，跋山涉水，足迹遍及鲁、冀、辽、晋、陕、豫六省。这中间，他广交爱国志士，也深究治国学问。
“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顾炎武以“采铜于山”的精神，积三十余年，编成《日知录》，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空谈，而把满腔热情倾注在“经世致用”与“经技政理”上。内容涉及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等，知识与见识非同一般。清代学者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顾炎武自序仅几十字，所点明的用心与用力处，
值得后人治学鉴用：“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何为做学问，何为孜孜以求，顾氏《日知录》给出的启示良多。《清史稿·顾炎武传》云：“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广为传诵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出自《日知录》“正始”篇，有意思的是，顾炎武把“亡国”与“亡天下”加以特别区分，超越地域、时代局限，从伦理层面阐述“天下兴亡”道理，振聋发聩。境界之高，常人难以企及。试看如下一段原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这两段文字的大意是要告诫人们，文化的失落，道义的沦丧，才是真正的灭亡。“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只要汉文化不灭，儒家文化不亡，天下”还是我们大家的。“
“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上述“兴亡论”，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顾炎武为何穷其一生傲然以文化作武器抗击外侵的原因，也从根本上揭示了“匹夫有责”的要义。
“文史生涯拙，关河岁月劳”，纵观顾氏一生行踪，我们不能不对诗人的理想与情操致敬，特别要对他的践行与修行致敬。“行己有耻”“博学于文”，这是怎样的鸿儒风范；而“经世致用”“利国富民”，又是何等的士大夫作为！除《日知录》，顾氏尚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致力务实的著作。关注“郡县治”，辩证看待“公天下”与“私天下”“独治”与“众治”，期盼“厚民生，强国势”。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呼吁“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凡此言论，绝非迂儒能及，于今仍有一定意义。
此外，顾氏于音韵学极有造诣，著《音学五书》等，“小学”“大学”，融会贯通。其学识堪称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
友情是依托，天下可寄托
游学与救国并进，治学与经世合一。顾炎武是那个时代罕有的“看天下”人物。强大的支撑与支持，是信仰，是友情，是精神家园。
“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无论是青年时期的科举“断舍”，还是晚年毅然决然的皇恩“峻拒”。顾炎武表现出来的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折腰”的风骨与“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顾炎武相貌古怪，行为独特，性格峻厉。据称目有疾、面有染天花落下的麻点，
少年入复社、四十岁成立惊隐诗社。这两个社，都是反清复明的思想阵营。时人讽其与同邑好友归庄为“庄奇顾怪”。史载，康熙十七年（1678），为抚慰明朝遗老、笼络江南文人，朝廷开博学鸿儒科，顾炎武以死相拒，表示“耿耿此心，始终不变”。得脱免，即作诗《春雨》志喜，“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又邀修明史，不为所动，发誓：“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八方奔走，四海为家，为大计，顾炎武广交朋友，也珍视友情。在山西太原，他拜见了同样具有民族气节和渊博学识的傅山。顾时年五十，傅长顾七岁，顾炎武便以“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相赠，赞誉与劝勉之情，溢于言表。顾还作诗自勉：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友人李子德系“关中”人，结交甚厚，每次都“相看仍慰藉，均不负平生”。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康熙十五年（1676）在都城蓟门的那场送别，顾炎武赠诗，开首便是：“与子穷年长作客，子非朱颜我白头。……君才如海不可量，奇正纵横势莫当”。何其感慨，何等慷慨！诗后半部分，喷涌发问，悲愤难抑：“奇材剑客今岂绝？奈此举目都茫茫！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
乡音，家书，对游子而言，不啻“抵万金”。接到来自家乡吴江的天文学家王锡阐书信，客居山西“汾水”边的顾炎武情不能自已，即回赠诗一首，友情、乡情、故国之情，凭借汹涌诗情一齐迸发：“游子一去家，十年愁不见。愁如汾水东，不到吴江岸”。闻家乡义士吴炎、潘圣章遭文字狱屈死，扼腕切齿，以诗遥祭：“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左马”指左丘明、司马迁）。闻同窗好友归庄去世，诗人长歌当哭，深情追忆：“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厉”“生耽一壶酒，没无半间屋”。
真英雄多具真性情。顾炎武有时为人误解以致诋毁，也多缘此，但无伤大雅。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这样评价顾炎武：“能历久而常新者，不徒在其学问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
“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为了成大事业、保大节操，一代宗师顾炎武是懂得隐忍的，原则性下的灵活性，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如对改仕新朝的友人，顾炎武在志不苟同的大前提下酌情包容，“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衔杯”（《德州过程工部》，程在清朝继续当他的工部员外郎）。如对他三个“学而优则仕”的外甥（三人均身居清廷高位），顾炎武自己可以宣称“七十老翁何所求”，但通过感召、影响有话语权的外甥来影响、感化当朝者的执政，何尝不是“明道、救世”？这是为文化的“天下”计，是曲折地尽“匹夫”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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