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府部汇考》载于《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共二十卷。分为建制沿革考、疆域考、星野考、山川考、城池考、关梁考、封建考、公署考、学校考、户口考、田赋考、漕运考、风俗考、祠庙考、驿递考、兵制考、物产考、古迹考十八门类以及艺文、纪事、杂录、外编四部分，内容广泛，可以说涉及到当时苏州的方方面面。
康熙初年，清廷颇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多次敕令各地纂修府州县志，方志编修取得显著成果，苏州地区尤其突出。府志方面，《苏州府志》八十二卷首一卷（宁云鹏、卢腾龙等修，沈世奕、缪彤纂）刊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县志方面，《嘉定县志》二十四卷（赵昕修，苏渊纂）刊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嘉定县续志》五卷（闻在上修，许自俊等纂）刊成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二十二年（1683）修成的有《昆山县志》二十卷（杭允景、董正位修，叶奕苞纂）、《常熟县志》二十六卷末一卷（高士鸃、杨振藻修，钱陆灿等纂），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成的有《崇明县志》十四卷（朱衣点修，黄国彝纂）、《长洲县志》二十二卷（祝圣培修，蔡方炳、归圣脉纂），《吴江县志》四十六卷首一卷（郭琇修，叶燮等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刊成的有《吴江县志》十六卷首一卷（郭琇修，屈运隆纂），康熙三十年（1691）刊成的有《吴县志》六十卷首一卷（汤斌修，孙珮纂）。苏州下辖各州县中，仅太仓州在此期间未完成新志的刊刻流传，但太仓州在康熙十七年（1678）也补刻了明代崇祯年间由钱肃乐修、张采纂的《太仓州志》十五卷。另据记载，康熙初年，太仓知州张长庚还曾聘黄与坚纂修了《太仓州志稿》二十卷，惜未刻久佚。
《苏州府部汇考》中明确出现的最晚纪年为康熙三十年（1691），《苏州府祠庙考》“医王庙”条云：“医王庙……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医学呈请巡抚洪之杰重建今所，中设讲堂、药局。三十年，知府卢腾龙详抚请祭。”因此可将康熙三十年（1691）视为《苏州府部汇考》的时间下限。而上述苏州府大量的新修方志基本都在此年以前修成刊刻，无疑为《苏州府部汇考》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苏州府部汇考》的资料大多注明来自于《通志》《府志》以及相关县志，但其体例和方志有显著的不同。“于通志、府州县志所已有者，皆分为各考，详列于前。而凡史传所载有关于地方利害者，悉按年代入于纪事，则灾变救禳之宜，山川关隘防守之要，水利蓄泄、驿递增减之法，移风易俗、休养生息之方，皆备焉。至于山川古迹古今互异，或传讹附会，地方大事之是非得失，或各为意见，或各有辨正，则皆归于杂录。”尤其是不为人物立传，在康熙《苏州府志》中占有一半多篇幅的《职官》《选举》《宦绩》《列传》《孝友》《忠义》《文学》《武略》《流寓》《独行》《隐逸》《后妃》《列女》《艺术》《释道》诸卷，《苏州府部汇考》均付之阙如。
由于《苏州府部汇考》是在已有方志的基础上辑录而成，对有些资料未进行认真考订，因此也有不少错误之处。如《苏州府山川考》“洋镇山”条云：“在州治后，周三百步。明洪武十年，知州李端筑。”此处的“洋镇山”应为“镇洋山”之误。另外按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六《职官》，李端为弘治十年立太仓州后的首任知州，故此处所记的“洪武十年”应为“弘治十年”之误。又如《苏州府关梁考》“颜桥”条云：“明沈周诗：村村篱落总新收，处处田畴尽有秋。一段农家好风景，稻堆高出屋山头。”检《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九，此诗为宋人范成大所作，题为《颜桥道中》，仅首句中的“总新收”作“总新修”一字之差，可见此条所载“明沈周诗”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另如《苏州府封建考》载有后汉“吴侯邓泛”及晋“吴县侯庾冰”，检《后汉书》卷十五《邓晨传》及《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可知邓泛和庾亮分别被封为“吴房侯”及“新吴县侯”，吴房在今河南，新吴在今江西，均与苏州无涉。《苏州府部汇考》将“吴房侯”误为“吴侯”，将“新吴县侯”误为“吴县侯”，故一并误收。再如《苏州府祠庙考》“西山庙”条云：“在虎丘山门外万点桥西，祀晋司徒王珉，香火独盛。一在昆山景德寺内，称王司徒祠，晋咸和二年，珉舍宅为寺，故祀之。”咸和二年为公元327年，但《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珉传》明确记载王珉“太元十三年（388）卒，时年三十八”，可推得王珉生于
永和七年（351）。由此可见，
咸和二年（327）王珉尚未出生，故不可能在该年舍宅为寺，此记谬误无疑。
错误之外，《苏州府部汇考》中尚有因抄录遗漏而导致的问题。如《苏州府关梁考》中的“水竹墅桥”条载：“在城外。二并宋叶某建。”但前一条“庆云桥”载明为“里人宁成建”，故“二并宋叶某建”不可解。检乾隆《吴江县志》卷六《桥梁》，在水竹墅桥前，另有“思本桥，宋叶某建”的记载，可见“水竹墅桥”条之上遗漏了“思本桥”条，造成了前后不一致的问题。
《苏州府部汇考》中亦有重复的记载，如《苏州府山川考》“崇德山”条云：“一名塔山，在河阳山南。晋处士夏统、宣城太守邴臻所居。”又有“塔山”条云：“旧名宗德，俗呼篛帽山，在县北三十六里。晋处士夏统、宣城太守邴臻尝居此。”显然此应为一山的重复记录。再如《苏州府封建考》并载北魏时“吴王余”和“吴王可博真”。检《魏书》卷十八《太武五王传》及《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可知，“可博真”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子拓跋余的鲜卑名，故“吴王余”与“吴王可博真”为同一人的重复记载。
错漏重复之外，《苏州府部汇考》中尚有照抄方志未进行处理的文字，如《苏州府祠庙考》“巫咸祠”条云：“今顺治初分防，占为公署”；“接待庵”条云：“在盘门外，今顺治年间重加修建。”明显是顺治年间人的口吻。另如《苏州府山川考》“灵岩山”条云：“今南岳继起弘储重建，梵宇一新”，按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寺观二》载，释弘储重修灵岩禅寺之事发生在顺治六年（1649），可见此条可能也是顺治年间人所记。
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苏州府部汇考》仍然是我们了解顺治至康熙初年苏州府相关情况的重要桥梁。康熙初年苏州编修的府县志虽然数量不少，但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康熙《苏州府志》全国仅九家藏书机构有存。县志中除了康熙《常熟县志》存世较多外，其它均在六部以下，康熙《吴县志》、康熙《崇明县志》甚至只有孤本传世。《苏州府部汇考》可以说是集中了这些稀见的苏州府县志精华，其文献价值可以想见。
（此文为《苏州府部汇考》前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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