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华
秉持求真求是的原则，我们将从事明清史学习与研究37年以来对于明代中国包括江南历史在内所积累的资料和学识倾注到明代苏州史的探索与《苏州通史·明代卷》的写作之中，在完成《苏州史纲》明朝一章之后又花费10年的时间继续搜集研读浩瀚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在得到专家审阅指点及与同仁共同研讨之下，写出篇幅极其有限的明代苏州研究综述，遂将明清（1368-1840）时期的苏州定位在这是它在传统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处于中心地位，引领全国发展，经过几番修改、最终写成75万余字的专著。具体而言，我们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尝试性探索，揭示明代苏州发展历程。
一、把握明代苏州发展的总体体系
在遵从《苏州通史》整体写作X+2体例的前提下，全卷把明代苏州历史分成绪论与五章，除了绪论勾勒的明代苏州历史发生的自然环境、行政设置和城市格局与管理之外，重点放在经济上面，包含有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在内的三章，以及狭义的社会、文化的两章，写出明代苏州发展的历程。
书写明代苏州这样的区域断代史，最大的挑战在于，表象上易于得出资料翔实和貌似研究成果之丰富、足以支撑写作的结论。事实上，在丰富的明代江南研究中，作为处于核心地位的苏州的研究往往是作为例证而出现的。而一旦欲将苏州进行整体完整又独立的对象来研究与写作，则几乎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何况现存明代苏州资料繁多与零散的特点共存，必须系统阅读，条块分类，编年排比，才能立体描画苏州繁华的全景。这可能也是目前区域断代史编纂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亟须建立在基础研究先行之后才能较好实现初衷的。
二、挖掘利用明代苏州史料
现存的明代苏州史料汗牛充栋，本着实证研究的原则，以史料为根基，大凡如明实录、明会典、档案、碑刻、方志、文集、笔记、家谱、文艺资料以及《明史》等类别的多种资料都在尽量开发利用，认真考订版本，反复核实原始资料，纠正讹误，给与合理解释。在曾任《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副主编并参与大量工作、熟谙明代苏州碑刻资料的基础上，我们非常注重这些第一手资料的有效运用，又整理校点过《王鏊集》，精细阅读其中众多珍贵资料，因而随时可以将其中的相关资料应用到具体史实的分析之中。此外，利用地利，随时实地察访相关遗址，印证历史事实。至于民间传说有可取之处，结合文献，经过鉴别，也有合理利用的。如“葛成起义”，几近重新书写。
三、开拓研探明代苏州史内容
海内外学者在明代江南经济方面研究最多最深，尤其是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撰写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及其研究论文，开启了明清苏州断代史的研究，初成体系，偏重但不限于经济方面，为本卷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还是很有深挖与扩展的必要性。当然，同期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也需充实。像明代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苏州人、“靖难之役”与苏州义士、郑和从太仓刘家港“开洋”下西洋、抗倭战争、抗暴斗争中知府善后与士人殴逐知府主考，等等。
在“明代苏州社会生活”一章，增加或增重了人口、社会风尚、宗教、民间信仰、宗族的节目，如佛教与道教发展概况、家族与社会，完全属于初创和试探性研究。
在“明代苏州文化”一章，全面概括明代苏州文化的成就与地位。明清（1840年之前）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传统时代的盛期，以江南文化为龙头，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江南时代。与从先秦至隋唐，以北方为中国文化中心的时代相比，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发生了南北的位移。这与人口、经济、社会中心的南北轴线移动是一致的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原战乱引起人口三次南移，而江南发展又积累了经过长期开发而奠定的良好基础。明代苏州文化进入其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涌现一大批杰出人才，取得全面卓越的成就，具体体现在文学的巅峰，艺术的黄金时代，科技的新辉煌，思想学术的开新，丰富的藏书与精湛的刻书，广泛活跃的书画文物鉴藏等方面。它们在前代基础上传承，
绚丽斑斓，群芳满园，硕果累累，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笔优秀的文化遗产值得认真系统地总结与传播。因而书中设置了教育、科举与人才以及学术等全新的内容，并对研究较多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藏书与刻书的内容在各专门史的线索之下加以综合梳理与史实补充，甚至史实辨正，譬如对长洲朱良栋缂丝名作《瑶池献寿图》就解决了著录上的歧义。
四、把明代苏州发展客观地分为三个阶段，找出苏州区域发展的特色，探索本土社会发展历程
首先，在全面掌握明代苏州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汲取众多优秀研究成果，依据历史事实，除了指出苏州朱明政权的实际统治是在1367年九月到1645年五月，比明朝的存在从1368年正月到1644年三月要长，把明代苏州历史划为三个阶段，即明初洪武时期（1368-1398）的31年苏州社会恢复性发展、明初中期从建文到弘治时期（1399-1505）的107年苏州社会持续性发展、明中后期从正德到崇祯时期（1506-1644）的139年苏州社会转型性发展。其中尤其注意到，在明代苏州区域史的时段划分上，与明代史的按照大事件划分，存在了一些差异，这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其次，概括明代苏州发展的特点，判断它在当时的地位，认为它是当时的人口、经济、文化中心和社会先导之区。
最后，试图对明代苏州史给与恰当认识与评估。
总体观点上，认为明清苏州传统社会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期，明代是苏州本土发展最为辉煌的开始，且时间上是完整的朝代（不像清代苏州，由于到晚清受到了外力影响，本土发展在时间上不完整），自身发生着转型，走着自我发展的路子。这是自我走出来的本土道路，尤其具有现实鉴戒意义。
经过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明代苏州社会在中后期既有传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传统社会的变与不变，新旧交织，两者俱存，错综复杂，主要体现在明政府赋役政策与措施的变化，导致土地关系变化，引发商品经济繁盛，包括农村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商品经济兴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商业经济繁盛、市镇经济繁荣。这一经济基础的新趋势传导到社会各个方面，在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社会风尚、人口流动与职业结构变动、社会秩序与社会矛盾、日常生活与文化学术，等等，发生着连锁反应，呈现社会全方位变化的景象，在全国范围以至于早期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内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上明代苏州社会发展的主线勾勒、历史图景的描画，通过苏州元素呈现，犹如靓丽的玫瑰，在由吴文化、江南文化体现的绚丽斑斓的古典中华文明花丛之中绽放，它对于构建较为完整的明代苏州历史体系，评判其历史地位，总结本土社会发展走到巅峰时期的内在规律和创造的辉煌成就，触摸传统中国社会蕴含的“现代性”，以便对接社会现代化，都将有着一定的价值。
具体观点上，随时注意继承、综合与创新。本着绝不盲从、绝不轻信的态度，经过收集资料，整理研究，做出独立判断。其他学者创获一得之见，只要论据充分，言之有理，都有汲取，像蒯祥之父为“蒯福能”而非一直指认的“蒯福”，就是书稿付梓之前及时增补进去的一例。
将《苏州通史·明代卷》努力写成一部实证的信史，是为写作宗旨，而全书完竣，究竟达成几何，有待于学界与读者的客观评判。全书肯定存在一些不足与疏漏之处，需要继续研讨。例如，全书整体与部分的前后呼应、互相参照、浑然一体，虽多着意，还远远不够；资料繁多，研读仍旧很不全面，需要继续研读与开拓，估计再读十年，也不会穷得其半；海内外优秀研究成果较多，难免挂一漏万，应当扩大加强交流；文字表述上，试图统一写作，规范学术，一般是史料与叙述并用，而有的内容论著性过强，史料原文引用过重，倘能通俗叙述，精简史料，必将增加可读性；部分史料有释读，文字有疏通，利于普及性阅读，却不是全书的统一作法；图文当并茂，却由于篇幅与已有专门图录卷的关系，不宜多加插图；有的议题可以扩展深挖，如明代苏州的国内联系与影响，明代苏州全球性的定位与联系、影响，明代苏州社会转型的程度与限制转型的因素，苏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样态以及哲学思想、海洋交流、外贸等领域，必待日后深入研究之后方得充实。
明代苏州研究与写作的学术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热忱企盼同好朋友赐教，并共同丰富、推进这一研究领域，为苏州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文化驱动力，利于丰富人民美好生活，增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多姿多彩。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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