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梅
《父亲的城与年》是潘敏散文集《见花烂漫》的末一篇文章。这篇姗姗来迟的文章对于她来说，有着瓜熟蒂落的意味。作品记录的是作者父亲潘金伯在特殊年代的一段背井离乡的“销货”经历：1964年，因为带领生产队集体开办眼镜厂，父亲进了“学习班”，并且背上了495元的沉重债务。为了还债，父亲腊月天外出推销镜片，前途未卜，家中老母、病妻、幼子，也一并撇下。整整一个月，跑遍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四省，其间碰壁、遇险，几乎山穷水尽，又每每于绝处逢生，文末终于还清债务，一家团聚。作者在结尾说，“假如我不问，那个最寒冷的冬季，他们大概再也不想追忆。而我无法忘记。”
这段恍如梦魇的经历，如今能够相对完整地回忆和倒叙出来，源于父亲那本名为“南销记事”的日记。“多年前，我二十多岁时，在父母房间五斗橱的抽屉里第一次看到这本日记。那天我站着，从头至尾粗粗看了一遍。此后，耒阳这一天日记里记录的事我再也没有忘记。”1965年父亲在湖南耒阳这一天的经历，是他南下经历中最为凶险的片段：父亲在摸黑赶往耒阳县城途中，遇到两个行骗的歹人。父亲孤立无援之下冷静周旋，唬走了歹徒，保全了自己和财物。与父亲险象环生的经历不同，家中的母亲被人视作“坏分子家属”，
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过年甚至无米下锅，“在那个冬天，病中的母亲内心会有多少煎熬？我突然觉得，其实母亲的日子比父亲更加艰难，难得多。”
如今，作者终于落笔成文，记下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家庭经历。全文通篇叙述和引文穿插交替，父亲在外奔波的遭遇是主线，留守的家人境况是辅线，主次错落，既还原了特殊年月里一家人艰难度日的生活细节和人情冷暖，也将一段生硬而抽象的历史在文字中塑成了鲜活的标本。这不是什么宏大题材，也没有“雷霆万钧”之势，作者用平实、准确、细腻的文字，发掘了一段属于普通人和小人物的陈旧“现实”，一段令人掩卷深思的“非虚构”经历。
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万余字，与潘敏之前的大部分散文都不同。
她的散文多以生活小品的面貌示人，尤其是以花草树木、瓜果蔬菜命名的系列文章，小而精致，写得闲适，读来有意趣。从早年发表于《钟山》的散文《在菜地里做什么》，到如今《见花烂漫》中“那些被记录的风物”，番茄、青菜、山芋、茄子、蚕豆，合欢、梧桐、香樟、蜡梅、枫杨树……作者娓娓道来，别有风情。在对风物的讲述和回忆中，作者融进去长长短短、亦远亦近的人生片段。笔下有人、有物、
有事——不是传奇和吸睛的故事，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蕴含着趣味与情怀的生活截面。生长于乡村，作者对植物和自然有着天然的爱好和执迷，书写它们，就如回到了乡村与童年，以及饱含爱与真挚的一段岁月。植物系列散文充分抒发了作者对于青春岁月、故园往事的伤怀眷恋，里面有记忆、感慨、忧伤、唏嘘……作者的文字表达是温柔隐忍的，少有激烈和偏执的时刻，文如其人：总是面目平和，即使叹息，也是别过脸去的一类。
对于乡村怀旧题材的选择，也透露出作者的一种精神记忆，一种渴望“返乡”的心理情结。作者笔下关于植物、故园人事的叙述绵密，声色味俱全，亲历了农村城镇化的生活变迁后，成为钢铁丛林里的一分子。然而内心的“不安”并未消停。《八九十枝花》作者沈书枝曾自诩“未入门的植物爱好者，已离乡的乡下人”，这样略显尴尬的自我认知似乎也适用于潘敏。植物和乡村构成了她们写作坚强的基石，也与她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对比和冲突。文字成了回忆与现实的接壤地带，既部分地消解了主体的焦虑与不安，同时带来更多关于个人命运与社会现实的探讨。
安静平和是潘敏的写作风度，同时也造成了她写作的局限。在那些追忆往事的篇什中，她的抒情气质修剪和掩盖了一部分的生活真相，将现实浪漫化了。而现实不只是浪漫，真实的生活总是喜忧参半，温柔与痛苦并存的。潘敏对于植物的观照固然细致独到，但主体却是若即若离的；更多时候，她是全知全能的旁观者角色，即兴的感悟和会心之语，虽然也能撩起人心的涟漪，但更深层次的自我，仍然半明半昧。通过怀旧的手段，作者将自我适时抽离了，所以她的感触总是闪闪烁烁的，难以一气呵成乃至具备强大的逻辑贯穿力；她适度的忧伤掩盖了生活赋予的巨大隐痛，抹杀了现代人固有的精神隐疾与伤痕。
周晓枫曾经说过，自己对于散文的热爱就是源于它宝贵的“自由精神”“我繁育无数散文中的‘我’，像披光的树叶不断翻动着它们的侧影和虫斑。”可见，散文对于作者的要求，就是要交出完整生动的“自我”，不仅展现“我”的侧影，还有“虫斑”，这对于写作者来说，就是要放弃某些谨慎与约束，将自我完全交出去，获得冒险的乐趣与快感。而“自我”又是随物赋形的，是在与生活和他者的对抗中，被映衬、照见，或是雕琢——正是在对于这一过程的剖析和展示中，在对“自我”受阻、受创、反抗或妥协的生动描摹中，主体才能获得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共情和共鸣。
每一个好的散文作者，都应该是自觉的文体实验者和精神探求者。把散文当做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试错”的文体，藐视权威与程式；让自我在文字中经历冒险，而非为主体寻得一处虚幻的避难所；认识到写作并非抵达自由之境的终点，而是过程……潘敏的散文之路还有更多的尝试和探索可能，她值得更多的期待。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父亲的城与年》这样的篇目，整本散文集会大大失色。在这些篇什中，作者的站位、姿态发生了位移，语调也在调整。同样是忆旧，作者成为一个间接的叙述者，而不是抒情主体；语言的抒情性也开始让位于对事实客观及准确的表达。为什么会关注“父亲的讲述”这样的题材和内容呢？作者在《父亲记忆里的几个片段》一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父亲在不断衰老，视力和听力正在逐渐丧失，这让她产生了某种紧迫感：一直觉得，在人的一生里，在他们经过的一个个平常日子里，留着一个时代的真实细节。如果不记录下来，有些事将永远湮灭。没想过有没有意义，记下几乎成了本能，这也是我贴近父辈生命的一个方式。不让乡村与父辈生活，成为简单的可供抒情的存在；作者的这些记录与观察是对自己有意识的调整，她在以另一种方式呼应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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