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斌
休息日或者出差的空闲际，最喜欢去博物馆逛逛。不必赶大展、特展的热闹，寻常时刻清净悠闲，最是适宜。去得次数最多的当数苏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浙江博物馆。7月初，与苏州博物馆的朋友约好，去馆里求一种书。
进博物馆大门后的右侧一壁，有一排靠着墙的凳子，坐在那里等待时，看到那一面墙上安着几块白色板，上面是苏州博物馆历年来的捐赠名录。这是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有的一面名字墙。我最早见到这样的墙壁，是在上海博物馆，各种大收藏家、大财团的名字，捐赠的金额大得夸张，这是收藏家、财团的善举，也是博物馆管理者人格魅力的体现。
行色匆忙的参观者，似乎不大愿意停留脚步，看看这一行行的名字。如果驻足观看，会让参观者对这个城市、文化有更多的不一样的了解。
游客不会看这一排冷冰冰的名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一个个的名字，一般馆不会有太多的介绍，故而没有什么联想。浏览苏州博物馆的捐赠名录，发现这里有很多被大众淡忘的名字，特别是名人的家人、子女，被排斥在名人光圈之外。他们做着耀眼的、有益于社会公益的事，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经济价值，却只有这么一个名字留下，任凭世人多少年的漠视。
在苏博这面墙上的名字里，事实上有许多可挖掘的价值。
比如捐赠者张一贯，她是国学大师钱穆的第二任妻子，学者钱婉约的祖母。钱、张于1929年结婚，1949年张一贯留在了苏州。她是“苏州二仲”之一张一麐的堂妹，望族横渠张氏的后人。张一贯有人写过，都是从钱穆的女人这个角度，作为文物的捐赠者，不应该被大家忘记。
看到“红豆诗人”俞友清也是捐赠者。记得他经范烟桥先生的介绍，把历年收集的红豆捐给了苏州文管会。
还看到一个特别的名字，排在了红学大家俞平伯之前，与俞平伯三个字一样却排序不一样的俞伯平，他是什么人，他捐赠了什么文物，不被大众熟悉。安徽省含山县有一位俞伯平。民国时砸城隍庙办学，不知道是不是他？
捐赠名录有一位蔡勤士，排在谢孝思先生名字的下一行，初以为是蔡谨士，这两个名字很接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想来博物馆不至于弄错。蔡勤士是谁？同样不知道。
底下有一位暴裕民，暴这个姓很少见，但在苏州有个很著名的事件，不知道是否是那位《林屋山人送米图》的廉吏暴方子后人。
有的文物在捐赠时收藏家本人已经去世，他的家属、子女捐赠时的名字，我比较有疑问，是写原藏者姓名，还是原藏者及其家属、子女，这有点复杂，也很不统一。当然不仅是苏州博物馆，其它博物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比如灌木楼的珍藏，捐赠者是何澄及子女。但是周瘦鹃的藏品，捐赠者只署名周瘦鹃。上海博物馆则喜欢用某某家族为名，比如过云楼旧藏书画，署名是顾公雄家属捐赠。其他还有孙煜峰及其家族捐赠等。
一直以来，我对文管会、博物馆刊印的内部资料很感兴趣，苏州博物馆早期的展览布置，早期的翻印、油印本，包括馆员（长）的手稿，我陆续买到过一点。苏州文管会组织出版的展览目录，我有好几种，其中一种展览目录竟然还出了两种封面，一册还是常熟著名金石家、版本学家、篆刻家庞士龙先生收藏过的。但我有个夙愿，希望能买到上世纪60年代苏州博物馆有关文物捐赠的资料，但事与愿违，一直没有达成。反而上世纪50年代上海文管会、博物馆捐赠有关的小册子则收了几种，连范烟桥子女捐赠苏州大学的藏书目录，仅手写了三份，我很幸运地得到一册。
关于博物馆的捐赠者，几十年下来，很多人物渐行渐远，早已淡出我们的视线，特别是当时踊跃的捐献热潮，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博物馆有这样一面墙，是对他们无私奉献的最好肯定。
记得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过一种书叫作《西泠印社藏品捐献名录》，紫禁城出版社也出版过故宫博物院的《捐献铭记》，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苏州博物馆同样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捐献者的生平事迹，结合捐献的文物信息和故事，选择有代表性的做一些解读和宣扬，记录每个时代中的沸腾热血与公而忘私、古道热肠与倾囊相助，这一片丹心不正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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