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民
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动荡中，政治混乱，民不聊生。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昆曲步入了衰落，其衰落最显著的特征，是昆曲全盛期遍布苏州城乡的昆曲戏班只剩下全福班等少数几个苟延残喘，更严重的是戏班艺人一天天老去，却后继乏人，昆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为了挽救昆曲艺术，姑苏城内一批昆曲业余爱好者，也就是所谓的票友，以苏州缙绅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等人为发起人，联合潘振霄、汪鼎臣、徐凌云、吴梅、孙咏雩等十数人，于1921年8月，成立了昆剧传习所。
昆剧传习所创办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不同于戏班的新式学校，专门培养昆曲青少年演员，意图拯救日渐衰落的昆曲艺术。为此传习所董事们凑了一千大洋，一千大洋办一所学校远远不够，上海实业家、昆曲超级粉丝穆藕初后来慕名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初步解决了开办经费的问题。
董事们认为管理昆剧传习所的人要有钱有闲和有情。所谓有钱就是得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犯愁；有闲，则是有大把时间，能全身心管理传习所；有情，就是真心热爱昆曲和传习所，权衡再三，决定把管理大权交给孙咏雩，让他担任昆剧传习所所长。
二
孙咏雩(1877～1934)，名锦，吴县东诸人。孙氏祖辈是丝绸商人，到了孙咏雩一代，他和族兄孙吟笙于1905年合伙在观前街开了一家九如扇庄。孙家虽然不像张紫东、穆藕初之流是富豪，但孙家也不差钱，按现代标准衡量绝对是中产以上。九如扇庄基本上由孙吟笙主内，孙咏雩主外，孙咏雩大量时间花在了社会公益事业上。
就在九如扇庄开业当年，苏州缙绅尤先甲和王同愈发起成立了苏州商会，孙咏雩作为九如扇庄业主参加了商会，并成为商会活动骨干。尤先甲看中了年方28岁的后辈孙咏雩，让孙咏雩出任苏州商会下属的商团团长。所谓商团，就是一个类似于民兵的准军事组织，负责保护商家利益、维持地方治安。
1908年11月，孙咏雩又牵头组织了苏城西北救火联合会，1909年2月在西北救火会基础上成立了苏城救火联合会并担任首任会长。苏城救火联合会完全由志愿者组成，成员以中小商贩和店职员为主，平时照常上班干活，灾时集中灭火，纯属公益。
由此可见，孙咏雩大部分时间都在忙活社会公益，家族企业基本上由孙吟笙打理，这也是孙咏雩日后能有时间担任昆剧传习所所长的原因。
孙咏雩也是昆曲的超级发烧票友，他加入了由张紫东、汪鼎臣等业余昆曲家1918年创办的谐集曲社。孙咏雩唱昆曲，专攻副净，所谓副净，就是花脸，孙咏雩嗓音明亮，表演上模仿当时昆曲名家陆寿卿，擅演《连环计·议剑》中的曹操、《蝴蝶梦·吊奠》中的老蝴蝶等角色。
1919年，另一位业余昆曲家贝晋眉，创建禊集曲社并自任社长。到了1921年，谐集、禊集两家曲社决定合二为一，成立了道和曲社。合并后的成员共有30人，大家推举汪鼎臣为社长，徐印若、孙咏雩为执事，执事的主要职责是安排曲友曲叙和演出。早期道和曲社社址设在玄妙观机房殿来鹤堂，还设立了一个小型剧场。作为执事的孙咏雩秉承“同道相和”的道和精神，公平安排曲友登台演出，决不厚此薄彼，很受众人好评。
道和曲社成立当年，专职昆曲戏班到了极度凋零的地步，苏州城内四大昆班只剩下全福班，两年后全福班也终于寿终正寝曲终人散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昆剧传习所应运而生，孙咏雩由此担任了第一任所长。
三
孙咏雩担任昆剧传习所所长，可谓尽心尽力，为此辞去了救火会等社会职务，全身心扑在了管理昆剧传习所事务上面。
昆剧传习所设在苏州城内桃花坞五亩园，五亩园是贝晋眉家产，后来被改作寄存成敛棺材的丙舍(相当于临时墓园)。孙咏雩和传习所的董事们倒也百无禁忌，把棺材集中挪到隔壁房间，清理打扫了十几间房屋作为教室和学员宿舍，于是五亩园飘出了笙歌丝竹。一边是昆曲的新生，一边是墓园的死气沉沉，这种景象透着几分怪诞，似乎预示着传习所前途的坎坷。
办一所戏剧学校，需要大量金钱，除了大金主穆藕初慷慨解囊，传习所董事们在上海组织了三天昆曲义演，义演地址设在静安寺路外国人开办的夏令配克(奥林匹克的旧译名)大戏院。
1922年2月10日晚七时，众多江浙昆曲艺术家和著名票友大会串正式鸣锣开演，各界名士纷纷前来捧场，其中有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著名犹太裔实业家哈同的中国籍夫人罗迦陵等。
首演那天的压轴戏是穆藕初、张紫东、谢绳祖等人的《浣纱记》。穆藕初饰范蠡，张紫东饰越王，谢绳组饰西施，登台的一水都是票友，但演得无懈可击，媒体报道：“清曲不绝如缕，观众掌声如雷。”
孙咏雩和徐镜清的《西厢记》折子戏作为首演日的主戏也引起了轰动。两人配合默契，表演生动，特别是孙咏雩身材肥硕，但其动作灵巧潇洒，表演幽默诙谐，憨态可掬，博得了满堂彩。
三天演出大获成功，募得大洋八千元。在初步解决了经费问题之后，昆剧传习所慢慢走上了正轨，两次招生共有近70名学员，年龄多为9至15岁，多为城市贫民子弟和全福班艺人家属，还有上海贫儿院院长高砚云送来的6名孤儿。
传习所的教学，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戏剧保持了传统戏班师徒相传的特色，文化课则采用新式学校教授方法。戏剧老师大多由全福班老艺人担任，文化基础课教师则有教国文的傅子衡、周铸九，教英文和数学的是孙咏雩儿子的孙卓人。为了昆剧传习所教育事业，孙咏雩可谓贡献了自己的儿子。
孙咏雩管理昆剧传习所，负责教学安排、人员管理。面对着这一群半大孩子，要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睡，甚至剃头洗澡之类的琐事，更要督促他们的学习练功，关心他们的成长，可谓呕心沥血，操够了心。
但这还不是孙咏雩最头疼的事，始终困扰传习所的经费短缺才是孙咏雩最伤脑筋的事。开门七件事，样样都要钱，开办一个完全依靠票友捐助的戏校确实不易。
两年后，孙咏雩率领学有小成的众学员赴上海广西路笑舞台演出，王幕诘先生为学员取了“传”字辈艺名，即首批学员每人艺名中间都有一个传字，如朱传茗、张传芳等。
在上海期间，孙咏雩聘请了不少上海的京昆艺术家为学员授课，学员们一边演出一边接受名家的传授，受益匪浅。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9月，江浙爆发军阀内战，孙咏雩只得带领学员们返回苏州，原来五亩园的校舍已退了，孙咏雩只得将学员们安顿在自己仁孝里的家中。
四
到了1925年，学员们已经学有所成，但离独立尚有差距，昆剧传习所却遇上了经济危机，眼看揭不开锅了，万般无奈的孙咏雩只得赶赴上海求助穆藕初。此时的穆藕初，由于投资失误，两家纱厂被迫转让，经济实力已非当年。孙咏雩找到上海纺纱交易所，穆藕初二话没说就签了支票，这钱是穆藕初任交易所总经理的薪酬。
此后数年，孙咏雩带着传习所学员们在苏州青年会和上海大世界等地演出，勉力维持到了1927年，昆剧传习所的最大金主穆藕初，将孙咏雩和部分学员请到家中，含泪对大家说：“我破产了，没钱支持你们了，以后自谋出路吧。”
不过，穆藕初并没有彻底不管昆剧传习所，而是请大东烟草公司总经理严惠宇和江海关（现上海海关前身）监督陶希泉两人接手。此举虽解了昆剧传习所的燃眉之急，但也埋下了传习所解散的伏笔。
严惠宇、陶希泉虽然也是昆曲票友，但对昆剧传习所的办学指导思想不同，更侧重于演出挣钱，于是派出一个名叫林子彝的人与孙咏雩谈判，条件是接收全体传字辈演员，组成戏班演出，孙咏雩退出管理层。孙咏雩为了学员们的前途，只得无奈同意。
林子彝以传习所学员为班底组成了“新乐府”戏班，在上海苏州一带巡回演出，孙咏雩舍不得昔日的弟子，仍留在戏班打杂。
新老板急功近利的管理方法为矛盾埋下了伏笔，学员们对管理人林子彝锱铢必较的态度十分不满。矛盾终于在1929年10月的最后一天总爆发，在上海大世界舞台的后台，演员们要求加薪，否则罢演。严惠宇、陶希泉态度强硬，宁愿接受大世界舞台的违约罚款，也不接受演员们的要求，双方就此决裂，“新乐府”戏班短命夭折。传字辈师兄弟大部分回到了苏州，孙咏雩也从此离开了他热爱的昆曲教育事业。
1934年12月，孙咏雩与世长辞，但他对昆剧传习所乃至整个昆曲事业所作的贡献却永载史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昆剧传习所昔日的学员、传字辈艺人周传瑛、王传淞等演出了昆曲《十五贯》，引起了世人对昆曲的再次关注，国家领导人也观看了演出，给予高度评价。对昆曲兴衰史颇为了解的周恩来总理观后讲了一句名言：“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把昆曲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切足以告慰包括孙咏雩在内，那些为创办昆剧传习所而呕心沥血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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