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一代思想宗师王船山（上）

 导读：

刘献廷评价：王夫之学无所不窥，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曾国藩评价：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后学巨儒之说，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

郭嵩焘评价：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谭嗣同评价：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章太炎评价：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经邦济世    致其所用

 

“船山先生”王夫之之所以对近代湖湘的群体性崛起至关重要，是因为任何一个地域的崛起都需要有思想的引导作为根基，湖南崛起也不例外。没有思想的地域性崛起往往是昙花一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的崛起先后带动了江西、河南、陕西、福建等地人才辈出，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湖南在清代以前缺乏本土思想文化的滋养，所以即使有优秀人物也是以个体面目出现。历史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自船山先生以“经世致用”作为湖湘学派宗旨竖起大旗以来，湖南士子终于拥有了先进的理论纲领，从此在有识之士的引导下踏上了轰轰烈烈的崛起之路。

经世者，经邦济世也；致用者，尽其所用也。“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用其一身所学去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泰民安”的理想世界。

   “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思想家孔子。他创立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目的是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不利局面，恢复孔子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儒家思想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改造、利用、宣传，实学之风随之传播。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历史使命感天衣无缝地融合，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

宋代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大兴，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挽救国家。但后世理学家违背了“经世”的本意，理论脱离实际，无法做到“学以致用”。因而明朝中叶以后，“程朱理学”走上末路。

随着“程朱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强调发挥个人主体的能动作用，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然而，后期的心学家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于是“陆王心学”开始衰败。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实学思潮”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顶峰，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重新扛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其中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五经魁首    反清义士

 

 王夫之，字而农，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自幼跟随父兄读书（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过，这个渊源很关键），青年时期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后世学者遂尊称他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一生著作颇多，著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都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崇祯十一年（1638年），王夫之就读于岳麓书院，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行社”。崇祯十二年（1639年），王夫之与好友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结成“匡社”。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与王源曾等百余人在黄鹤楼结盟，称为“须盟大集”。

 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我们尊敬的船山先生年轻时期性格很外向，胸怀大志，交游广阔，动不动就喜欢“结社”，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俗话说的好，性格决定命运。正是这种性格和人生定位为王夫之后来转战全国，百折不挠地“反清复明”奠定了思想基础。

 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考举人），王夫之以《春秋》房第一，高中湖广乡试第五名（乡试“五经魁”，相当于现在的高考单科状元）。他的长兄王介之也同时中举，名列四十。

乡试结果公布以后，王夫之意气风发，马上准备了一些礼物上门拜见房师沔州知州（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沔州市委书记）章旷，感谢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章旷见此情景也很高兴，因为王夫之是春秋房的“魁首”，可以算是自己的乡试第一门生。师生关系在古代是极深的渊源，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强关系。

 于是，章旷激励了一下得意门生王夫之，微笑地对他说道：“而农啊，你才华很高，下一步考中进士是毫无疑问的。我对你有很大的期许，希望你多加努力，未来成为国之栋梁，不负一生所学（嘉许之，言必连捷）。

 这次你能高中桂榜（乡试在一般在八月考试，被称为“秋闱”，又因八月桂花开，故雅称“桂榜”），要永远记住皇恩浩荡。现在国家动荡，民不聊生，正需要有识之士站出来敢于担当责任，力挽狂澜，经世济民。我们老了，拯救万民、致君尧舜这些伟大的使命都要交到你们的肩膀上。（谆谆教诲，且勉励之）”

 此时的王夫之只有二十三岁，正是“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年纪，被房师章旷激励了一下，激动得满脸通红，大声地说道：“多谢恩师的鼓励，我将要跟随恩师的旗帜，为国家鞠躬尽瘁（当附恩师之骥尾，赤心报国）。”——谁都不能预料，就是这一句承诺，房师章旷开启了王夫之以后波澜壮阔的“反清复明”生涯。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北上参加会试，因战乱道路被阻，不得不自南昌而返。王夫之很愤怒，对兄长说道：“这些匪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害得我们连会试都无法参加，一身抱负无法实现，我永远不会与这些人为伍。”（忿忿然，与兄言“匪不成事，不与为伍”）

 当年十月，张献忠所部攻克衡州，艾能奇招纳地方贤能，拘禁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为人质。王夫之果然绝不妥协，刺伤自己的面部和腕部，伪伤救出其父王朝聘，展现了极为刚烈的性格。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王夫之听闻崇祯皇帝自缢，作《悲愤诗》一百韵，抒发了自己对君父殉国的悲痛之情。顺治三年（1646年），房师章旷在江苏竖旗反清，王夫之闻讯马上只身投奔，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反清洪流当中。起义失败后，章旷绝食自杀，而王夫之死里逃生，忍痛隐姓埋名抚养其子章载，再续写《悲愤诗》一百韵。

 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等人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不久后就战败，王夫之作《河田营中夜望》诗记其事。顺治十一年（1654年），王夫之被清廷全国通缉，被迫离开耶姜山，改名换姓为瑶人，流亡常宁，为常宁等地的文士讲授《周易》、《春秋》。

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夫之流亡到兴宁等地，在一座荒山的寺庙中蜗居，为学者讲授《春秋》。八月，王夫之完成《老子衍》，这是王夫之第一部理论著作，为他未来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只要粗粗地看一下王夫之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超级大牛人，人生基本只干两件事：一是总在起义或者准备起义的路上。二是不断地讲学和写作。一有空闲就讲学，而且基本上每年都能写一本书，这种学术水平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