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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阿达墓志

由张掖东行约240公里,来到了荣新江教授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文内介绍的武威/姑臧/凉州。在武威我们不难发现不仅粟特裔康氏出现的人数与酒泉、张掖比较陡然多了起来,而且还有一直住在武威的粟特裔康氏---康阿达。康阿达墓志是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河西四郡粟特裔康氏唯一的一方墓志;也是我目前收集到的最早的一方墓志;而且还是率先表明来自西域康国的第一方墓志。
   
 荣新江教授说:
    
河西走廊最东头的凉州武威,是汉唐间河西地区最大的军政机构所在地,十六国时期还曾作过前凉、后凉、北凉的首都,唐朝则把统辖整个河西地区的河西节度使驻地设在凉州。唐初经行此地的玄奘,有“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的恰当描述。②
    这里必然是东往西归的粟特人经行住止的地方。早在三国时,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军北伐,蜀主刘禅下诏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帅将兵马,奋戈先驱。”③凉州刺史当时兼管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事物,但月氏、康居都在葱岭以西,所以马雍先生认为“诏书中的月氏、康居胡侯当指月氏、康居胡人侨居葱岭以东诸国而受封为侯者”①。但能够接应诸葛亮军队“凉州诸国王”,应当距凉州不远。从当时小月氏的分布来看,这里的月氏胡侯支富“应是小月氏在凉州一带的部落酋长之一”②。与之并列的康居胡侯康植,也应当是居住在凉州附近的粟特胡人集团首领③。还值得指出的是,诸葛亮这次北伐的年份,正是《三国志·魏书·仓慈传》所所记粟特胡人活跃在河西走廊的年代。诏书使我们得知凉州一带的粟特胡人,有自己的武装和首领,他们应当生活在一个自治的聚落中。
    上面提到的敦煌长城烽燧下面所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正好可以和上述诏书的记载相印证。在这批残信札中,第五封信札说到该信的发送地是Kc’n(姑臧)④,表明是这批4世纪初在中国经营东西贸易的粟特人的大本营。这一点和汉文史籍的记载是相互吻合的。《北史》卷九七《西域传》粟特国条记:“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州贩货,及魏克姑臧(439),悉见掠。文成初(452年后不久),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可见,北魏灭北凉时,掠走了大批粟特商胡,把他们安置在平城及其附近地区。粟特王赎出的粟特人,是回到凉州,还是只是赎身,史文过简,不能明了,但从唐朝的材料可以清楚的知道,凉州的粟特人不仅没有掠净,而且还不断有新人到来。
     康续墓志》称:“公讳续,字善,河南人。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父老,唐朝为左屯卫翊卫。”①康续祖上当是康国人之大姓,入华后号称势力“跨全凉之地”,显然是夸张之词,达也表明西晋灭亡后,北方群雄争斗之时,给粟特人的活动创造了时机。康续曾祖为凉州都督,表明他是广义凉州的粟特首领。
    《安令节墓志》称:“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幽州宜禄人也。”陈国灿先生据此认为,在北魏以前,安氏就已经居于姑臧③。与安令节一家相同的还有安神俨。《安神俨墓志》称:“君讳神俨,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支,建旟强魏。”④这一家也是在北魏时从姑臧迁到河南新安的。在北朝时从凉州迁到洛阳的还有安延、何摩诃、康留买康磨伽等,其原本都是武威人。后因祖上任武职而东迁洛阳。如《安延墓志》所记:“君讳延,字贵薛,河西武威人也。凌源浚沼,浪发昆峰;茂林深蔚,华敷积石。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故得冠冕酋豪,因家洛俟(涘)。祖真健,后周大都督。父比失,隋上仪同平南将军。[安延]以永徵四年(653)四月七日弘敬里私第,春秋八十四。”⑤
    当然,直到唐朝,一直有些粟特家族没有离开武威,如武威出土的《康阿达墓志》称:“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当官处任,水镜元以近其怀;处逝公途,石席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太守。父莫量,同葬安乐里。”①康拔达以凉州萨宝身份而接受南朝梁的官职,陈国灿先生推测在梁中大通年间(529--534),其时正当北魏末叶,两股势力相互征战,无力控制河西②。
    由于子孙在唐朝屡建功勋,有关武威的安兴贵、安修仁一族的史料保存较多,但真伪混杂。笔者针对富安敦(A.Forte)教授《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一书关于武威安姓为安世高后代的看法③,撰《安世高与武威安姓》一文,认为武威安氏来自粟特安国,与出身安息国的王子安世高无涉④。吴玉贵先生也撰写了《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对这一家族的有关史料作了通盘解说和辨析⑤。一下只就能够反应凉州聚落的史料,略加论说。
    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修仁。
    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也记载:
    后魏有难陀,孙盘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生兴贵、修仁。至抱玉,赐李姓。
    排除后来墓志的附会,这个“妫水(阿姆河)导源”(《安元寿墓志》颂词),也即出身粟特地区的家族,应当是北魏时开始成为凉州胡人首领的。考虑康阿达拔达也曾在西魏时任凉州萨宝,可知凉州户人聚落不止一处,而安姓或许是其中一个聚落的萨宝。根据隋末唐初安兴贵、修仁兄弟在凉州李轨政权的兴亡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窥见这个以安姓为首领胡人聚落的势力非同一般。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城下聚众应之”①,由此建立了凉州李轨政权。而安修仁部下的“诸胡种洛繁盛”,引起李轨等的疑虑。唐朝建立后,住在长安的安修仁兄安兴贵主动前往凉州招降李轨,结果遭到拒绝,安兴贵兄弟“引诸胡众起兵图轨”,很快活捉李轨,将凉州拱手献给唐朝,武威安氏也由此在唐朝获得显赫地位。安兴贵子安元寿,在唐太宗、高宗对东西突厥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位至右威卫将军,永淳二年(683)卒于东都,特令陪葬昭陵②。安兴贵曾孙安忠敬,开元十四年卒于鄯州都督任上,次年归葬凉州先莹③。这这个家族中的许多人虽然出仕唐朝,但仍然维持着凉州的祖业。直到安禄山叛乱,安忠敬子安重璋于至德二载(757)奏改李姓,并徙藉京兆,加之安史之乱后,凉州没入吐蕃(764),这个安氏才与凉州脱离关系。①
    武威安氏是典型的粟特移民聚落首领,他们历代世系为萨宝,统辖诸胡种落,左右凉州政局。凉州安姓为当地大族,当然不止安难陀一系。上举安令节、安神俨、安延,也是出身武威的安姓人士。另外还有《李国珍墓志》所记:“公将门令族,本姓安氏,讳暐,字暐,武威郡人也。”②《安玄朗墓志》记:“公讳玄朗,字子远,其先武威人也。”③
    由于凉州为胡人聚落集中地区,除安姓外,还有上举康续康阿达等。又,《曹弘立及夫人石氏墓志》记:“夫人武威石氏,代袭珪璋,门传余庆。”④此外,《罗甑生墓志》称“祖日光,任秦州都督,谥曰盘合公。”⑤盘合即盘禾,为凉州属县,或许罗氏先人也曾在此居住,所以才被谥为盘合公。
    入唐以后,凉州粟特胡人势力也没有减弱。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在河北发动叛乱。至德二年,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与河西兵马使盖庭伦聚众六万,联手叛乱。史称“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⑥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说直到唐朝中叶,武威的粟特人仍是当地强大的势力之一。而这次叛乱是由一个粟特商户为首的,
    凉州为河西较大的粟特胡人较大的聚落所在,当然应当有胡人信奉的祆神祠。上面“张掖”条引《朝野佥载》卷三,记凉州祆神祠旳祆主故事,是其确证。
    据《武威古代碑铭提要》一文介绍:
  
 《康阿达墓志》
      
碑存文庙。灰砂岩石质,碑身、盖均呈正方形,盖录皿   顶,底边长39厘米,中间阴刻楷书康君墓志,四杀面饰草叶纹。碑身边长40厘米,正文楷书13行,每行15―17字不等,字迹漫漶。
      
碑刻于唐初。墓主阿达,西域康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境)人,大唐上仪同,诏赠武威太守。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卒后葬凉州。
    
荣新江教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文内提到的:
   
 一、康植
   
 在《廿四史》中有两个康植,本文的康植出自《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三后主传
    (建兴)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诸葛亮集载禅三月下诏曰:“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是以汤、武脩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曩者汉祚中微,网漏凶慝,董卓造难,震荡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昭烈皇帝体明叡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诞膺皇纲,不坠於地。万国未定,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硃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残类馀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讬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昔项籍总一强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於东城,宗族(如焚)〔焚如〕,为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馀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逆顺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昔辅果绝亲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皆受茅土之庆。此前世之明验也。若其迷沈不反,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
    另一个康植见于《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日知传》。
    二、《康续墓志》
    康续墓志》称:“公讳续,字善,河南人。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父老,唐朝为左屯卫翊卫。”①康续祖上当是康国人之大姓,入华后号称势力“跨全凉之地”,显然是夸张之词,达也表明西晋灭亡后,北方群雄争斗之时,给粟特人的活动创造了时机。康续曾祖为凉州都督,表明他是广义凉州的粟特首领。
    《康续墓志》除本文外还见于《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书中的三、石刻碑志上的粟特人
    康续墓志679年,洛阳):
    河南洛阳出土,此拓片藏国家图书馆。
    康续,字善,河南人。志文称:“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这其中有不少后人叠加上去的内容,如粟特康姓来源于西周的康王,这完全是粟特人的附会。但这里也有真实的一面,即康续祖上是康国之大族,在西晋灭亡、北方时局动荡不安时入华,势力颇大,号称“跨全凉之地”,虽然有夸大之嫌,但十六国时期确实是粟特人在凉州、金城一带比较活跃的时期,粟特文古信札即写于此时(312—313年左右)。而河西走廊最东头的凉州武威,是汉唐见河西地区最大的军政机构所在地,十六国时期还曾作过前凉、后凉、北凉的首都,唐朝则把统辖整个河西地区的河西节度使驻地设在凉州。唐初经行此地的玄奘,有“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的恰当描述(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11页)。这里或许是东来西往的粟特人最为集中的地方。
    康续曾祖德,北齐时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父老,即唐朝左右屯卫中的翊卫,主要承担长安太极宫的北门宿卫和宫廷仪仗工作,志文所谓“披缇执棘,奉紫掖而星轘”,说的应当就是宿卫之事。康续本人事迹平平,任平州(河北卢龙)平夷戍主,并非所愿,最后在凤仪二年(677年)十二月十二日,因疾终于平州平夷戍的官第,时年五十五岁,到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八日,归葬到洛阳城北七里宴村西平乐乡界。其子忠素等主持其事。
    图版、录文:《北图》16册,108页;《洛阳》6册,43页;《汇编附考》9册,No.885页,《补遗》3辑,448-449页。(荣新江)
    在粟特裔康氏墓志中提到与西周、东周相关的墓志,出现在盛唐时期,共7方。在安史之乱前的的墓志4方:《康续墓志》(679)、《康杴墓志》(681)、《康智墓志》(694)、《康远墓志》(721);明确提出以康叔为始祖而且是在安史之乱之后的有3方,《康晖墓志》(766)、《康希铣神道碑铭》(776)、《康昭墓志》(816)。在安史之乱前认汉人为始祖无非是汉化进程的必然反映;因为模仿汉人依托一个商、周时期的“王“或“侯”,其目的就是为了割去“胡人的尾巴”;安史之乱后的3方墓志是《康晖墓志》(766)、《康希铣神道碑铭》(776)、《康昭墓志》(816),毫无疑问这3方墓志在汉化的基础之上,又多了一层自我保护的意思。为了在唐人社会的继续生存,压根就不承认自己原先曾是“胡”或“胡”的后裔。
   
 从《康续墓志》(679)、《康杴墓志》(681)、《康智墓志》(694)、《康远墓志》(721)在找商周时期的“王”或“侯”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康续墓志》(679)试图找西周的康王姬钊(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20~公元前995年);681年的《康杴墓志》又说自己“肇迹东周”;到了694年的《康智墓志》找才找到康叔,又把康叔本是“黄帝”的苗裔,说成了“炎帝”苗裔;直到《康远墓志》(721),才有“其先卫康叔之门华”,《康希铣神道碑铭》“其先出於周,武王同母少弟卫康叔封之後也。《史记》云:“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於康者,遂以为氏焉”更为完整的表达。
   
 除上述的汉化、自我保护的意思之外恐怕还有一条,就是粟特人生活在汉人社会中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的现象?就安史之乱前的唐代社会而言,它是开放的,它是包容的,它是胡、汉共同享有的天堂。这些我想他都是与安史之乱之后相比较而言的。唐代它毕竟是君主制封建阶级社会,它无论多么美好恐怕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同样汉代更是中国早期君主制封建社会,据《悬泉汉简研究》记载与康居国相关的汉简14枚,其中的1-3枚;13-14枚的内容无关紧要,与本文关系最大的是简4-10。简4-10,七简一册也就是被命名的《康居王者册》它的内容是:
    4~10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归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直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所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侯脩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薤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蔷夫辅。(Ⅱ90DXT0216②:877--883
    七简一册,两道编绳犹存。自左至右,第一简长23.3、宽1厘米,43字。第二简长23.4、宽0.8厘米,41字。第三简长23.3、宽1厘米,46字。第4简长23.5、宽1厘米,13字。前4简共143字。为文书的第一部分,陈述了康居使者在敦煌、酒泉等地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原委。后3简稍宽中间削成脊形,坡面各写一行字,一般称作“两行”。第5简长23.5、宽1.8厘米,两行共41字,是朝廷官员给敦煌太守的批示。第6简长23.3、宽1.6厘米,62字,是敦煌太守接到朝廷批件转发给下级的行文。第7简长23.4、宽1.4厘米,47字,是效谷县接到敦煌太守的批文后又给悬泉置下发的文件,要求把缘由讲清楚。
  
  如果我们把《汉书·西域传》关于康居国的记载做一下比较:
    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并争,汉拥立呼韩邪单于,而郅支单于怨望,杀汉使者,西阻康居。其后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语在《甘延寿、陈汤传》。是岁,元帝建昭三年也。
   
 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其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
    经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康居王使者杨佰刀和都护郭舜是各持己词之一端,颇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味道。细细品味,郭舜更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之势;象形之下杨佰刀则处于弱势的地位,只不过是不畏强暴仗义执言而已,一而再的鸣冤叫屈。
    《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
    
 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语在《甘延寿、陈汤传》。
    《汉书·卷七十陈陈汤传》
    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
    从这样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象陈汤人格具有两面性。正面看:“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汤与延寿出西域”,“诛灭郅支单于”立旷世奇功一件;从负面看: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作为康姓后人,我必须谴责陈汤为掩盖自己抢掠康居财物的罪恶行径,置康居王侍汉质子康乘于死地是古今法律;道德层面都不能允许的,受害者无疑是康居王侍汉质子康乘,汉成帝再没有诏见;下落不明,沦为“黔首”。康居王子康乘受到的非礼待遇令人发指!所幸的是《梁书·康绚传》没有忘却这段历史,还弥足珍贵的留下了:“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的记载。
    多亏有《悬泉汉简研究》记载的考古材料的物证,康居王子于西汉成帝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公元前21年农历四月)在敦煌悬泉置过往留宿的出土汉简为佐证,才还了康乘的一个公道。
    “简11: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送康居王质子乘…如律令(Ⅱ XT0215④:   17)”
    
 代表发掘第二区;
     90—
代表发掘年份为1990年;
     DX—
是敦煌悬泉置的拼音字头;
     T0215—
是探方编号;
    
 ④:17—表示发掘层位和该层位出土的简牍编号。
   
 简长23、宽1.3厘米,简上有字两行,模糊不清。尚能释者第一行有“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11字,第二行有送康居王质子乘”和“如律令”等10字。阳朔为成帝第三个年号,四年为前21年。所谓“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如果回过头来再读《汉书·西域传》中郭舜上表的那段话: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其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
    郭舜、陈汤这样对待康乘,可否有失偏颇、公允、公正?再见了武威,因为固原没有发现康姓原住民,或过路者,罗丰先生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专著,记载的史诃耽夫人康氏的娘家是张掖人,而跳过“高平/平高/原州”这一站,直奔再下一站长安;再见了不知下落的康居王侍汉质子康乘!
   
 落笔之时,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大斗拔谷,大斗拔谷今日称之为扁都口,在古代无论从张掖,还是武威去河湟谷地都必经大斗拔谷,吐蕃在唐代做大之后,进犯河西走的还是大斗拔谷。于是我不禁要问:康乘真的去了亹源(门源)或鄯州(治在今乐都)?

张掖的粟特裔康氏可否只是康敬本曾祖父一家?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12.10

我之所以运用《张掖的粟特裔康氏可否只是康敬本曾祖父一家?》这样的标题,是我翻遍了收集到的现有墓志之后才选定的。目前据我所知,提到祖上曾在张掖/甘州任职和居住过的也只有《康敬本墓志》一方。汉唐之际除了墓志而外,还有没有康姓之人在张掖居住的文献呢?回答肯定是有的,譬如《隋书·卷五帝纪第五恭帝》“义宁元年(617)十一月……乙亥,张掖康老和举兵反”的康老和就是其中的一位;郑炳林教授的《唐五代敦煌粟特人與歸義軍政權》一文中的康通信又是一例等等
 
   荣新江教授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文内,提到粟特裔康氏时,确实只举了《康敬本墓志》:
    从酒泉东行(221公里),张掖是下一个重镇。由西向东的粟特商人,当然然会在此驻足然会在此驻足。
    康敬本墓志称:
    君讳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前110105)内迁家张掖郡。酋率望重,播美□西。因地□□,派流不绝。曾祖,周甘州大中正。祖,隋上柱国,左骁卫三川鹰扬郎将。②
    这里说康敬本祖上从西汉时就来到张掖郡,难以和其它史料引证。但说他们从很早就迁居到这里,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康敬本祖上是望重的酋帅,其东来张掖,应当不止一家。其曾祖北周时任甘州大中正,此职例由地方世家豪族担当,其为左右甘州一方的人物,当不成问题。由此可见粟特人在张掖的势力不弱。又《安怀及夫人石氏墓志》称:“君讳怀,字道,河西张掖人也。曾祖朝前,周认甘州司马。”①则是州官的副手。正是粟特人在甘州颇有势力,所以,大业十三年(617)凉州李轨起兵反隋后不久,甘州粟特人首领康老和也在同年起兵,后被西戎使者曹戎击败②。
    入唐以后,粟特人仍然陆续落籍甘州。如《石崇俊墓志》记:
    府君石氏,讳崇俊,字孝德,其盛族徽烈,家牒著焉。府君以曾门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皇考讳思景,泾州(泾)阳府左国毅。③
   石崇俊以贞元十三年(797)卒,其祖宁芬是本国大首领,父辈入唐,时或在开元天宝前后。可知唐朝中叶,甘州仍是粟特人所选择的居地之一,这一点可由俄国收藏的敦煌文书《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张掖县户籍》(Dx.3820+Dx.3851+Dx.11068)证明。该户籍记载当地居民受田四至时,提到曹致失鼻④,是典型的粟特人名。
    《史诃耽墓志》称:“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②但史诃耽父史射勿的《墓志》却说“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③,波波匿并没有入仕北魏,说明诃耽阻尼的官职是后来追赠的。史诃耽曾祖追封为张掖县令,透露出这一家族在落籍原州之前,或许在张掖居停。史诃耽“夫人康氏,甘州张掖人也。父阿孩,隋上开府右御卫合黎府鹰扬郎将”①。史诃耽的曾祖虽非落籍甘州的粟特人,但他却娶了甘州出身的康氏夫人,或许是史氏在甘州停居的说明。
    另一个落籍于原州的史姓家族,则确实出自张掖。《石索岩墓志》称:“公讳索岩,字元贞,健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②《史道德墓志》也称:“公讳道德,字万安,其先建康飞桥人事(士)。远祖因宦,来徙平高,其后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县人也。”③经罗丰先生的研究,已经明确了以下事实,这里的健康,非指六朝都城建康(建业,今南京),而是指位于甘州西二百里处,前凉张俊设郡于此,属凉州。唐朝设建康军,隶属河西节度使。罗丰举《周书·史宁传》记“建康(袁)[]氏人也”、《高昌砖集》记“建康史祐孝”,以及《旧唐书·史宪诚传》记“其先出自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认为他们都是原本出自河西建康的粟特史姓后裔,其中史宁和史索岩先人迁徙灵武、平高,大概是北魏太延五年(439)灭北凉的结果④。这一结论,可以信从。
    既有胡人聚居,应当有胡人的宗教祭祀中心,但史书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甘州之有粟特胡人所见的祆寺,或许可以从以下史料推知。唐人张鷟撰《朝野佥载》卷三云:
    凉州祆神祠,至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武威至张掖五百里,陈国灿先生因疑这里的西祆神即是指张掖的祆寺①,其说不无道理。
     荣新江教授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的一文中还有:
    《康敬本墓志》(670年):“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酋率望重,播美河西。”[51]康居为汉代西域古国,唐时往往代指粟特康国,“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52]。所以康敬本是从康国迁到河西的,所谓元封时(公元前110-105年)迁家张掖的说法,显系伪托
    这样看来还真有必要把康敬本墓志志文的全貌弄清楚了。还好在我邮购的《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这本书上查到了,史睿先生《金石学与粟特研究》一文,文内有:
    善拓對於粟特研究的作用尚有一例,即洛陽出土唐咸亨元年(670)《康敬本墓誌》。此誌原爲張鈁千唐誌齋藏石,《千唐誌齋藏誌》、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與吳樹平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所刊圖版相近,均爲殘泐之本,周紹良先生主編《唐代墓誌彙編》據以釋錄,缺字較多;唯《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所刊圖版相對完整,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據以釋錄,所得文字較前者爲多,榮新江教授曾將錄文對比,指出《輯繩》所刊爲善拓,而《全唐文補遺》據善拓所作釋錄爲優。今不憚煩瑣,將全誌釋錄抄掇如下:
    大唐故康敬本墓誌銘
    君諱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內遷,家張掖郡。酋率望重,播美西。因地氏,派流不絕。故知東南擅竹箭之美,西北蘊球琳之珍。莫不事藉□腴,兼耳□。金行失馭,水德未□。五馬躍而南浮,六龍矯而西墜。自戎□,世襲簪裾。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祖,隋上柱國、左驍衛三川府鷹揚郎將。□□劍,□□。戴鶡彎弓,鈎陳外警。父,隋起家右親衛,朝散大夫。□□銷,□,□降夜舉,羽檄晨飛。皇泰元年(618),授銀青光祿大夫,遷上大將軍,尋除左龍驤驃騎大將軍、陽城縣侯。五千長,照華轂以騰光;六校營,肅雕戈而動。□,縱育之雄□;弦,總平良之秘策。君襟爽悟,性靈歆俊。操德學海,□羽翰。道實因□,不習古。文秀事刃之,窮覽孔之書;□之年,曉姬之籍。以貞觀年中,鄉貢光國,射策第,文林郎,尋除忠州清水縣尉,州三水縣尉。兩造甄□,□□備。官不留辜無冤遷上臺司禮主事。清覽要樞,仙闈總轄。君援松表性心。廁雞香而含芬□。成碩學,就釋十翼之;弘文大儒,詢明六義之奧。□□絢綵,筆海澄漪。聳鄧之翹幹,湛亹波而積翠。授晉州洪洞縣,魏地要□,關河重復巧,人狙詐。君□贊一同,□輔百里。夜漁莫隱,朝雉見馴。遷授虢州錄事參軍事。麗神臯,地華仙邑。聽裏山河;休牛之,襟帶□。□珪璋令望,杞梓賢明。行兼舉,辭藝具贍。何得預茲簡擢,授受僉宜。□□□庳無避。居忠處正,履道依仁。丁憂還,哀感行路。號天靡傃,擗地□。□,扶而不起。遂嬰□痼,亟改炎涼。善無徵,降年不永。春秋卌有卒於章善里第。喬欲秀,嚴;長衢方騁,騰雲景滅。巷歌鄰相,寂寞無聞;□水成風,悽然有輟且毀滅,誠闕禮經;孝感神明,彰於典冊。即以咸亨元年□月十四日,遷於□□北上翟村西原,禮也。乃爲銘曰(誌銘從略)。[10] 
    以上錄文中凡是加重的字句都是通行拓本所缺之處,而爲《輯繩》所刊善拓所補充。此外,細校全文,發現因爲通行拓本模糊不清,《唐代墓誌彙編》誤釋之處不少:“因地命氏”之“氏”字脱,“事藉□腴”之“腴”误作“苏”,“道銷”之“銷”誤作“銀”,“襟神爽悟”之“襟”誤作“傑”,“行無冤滯”之“冤”誤作“冕”,“仙闈總轄”之“闈”誤作“關”,“援松表性”之“援”誤作“爰”,“指水濯心”之“水”误作“冰”,“十翼”之“十”误作“卜”,“筆海澄漪”之“澄漪”誤作“金柯”,“聳鄧林之翹幹”之“鄧”誤作“登”,“抗庳無避”之“庳”误作“屏”,“喬木欲秀”之“喬”誤作“高”,“孝感神明”之“感”誤作“成”,等等。此外,還有若干句讀錯誤。兩相比較,我們很容易看到不同的拓本提供的信息差異很大,善拓的意義不可忽視。  
    需要说明的是在张掖居住过的粟特裔康氏人数无法估计,隋末义宁元年举兵反的康老和,兵中就康老和一人姓康吗?当然不是。只是没留下名字而已!
    郑炳林教授的《唐五代敦煌粟特人與歸義軍政權》中有:
    康通信,吐蕃時絲綿部落人,據S.2228《亥年(843年)六月修城夫丁使役簿》,絲綿部落12位粟特人中就有康通信。莫高窟第54窟西壁龕下南側北向第二身題名“康通信供養”。[(23)]歸義軍初任兵馬使,《歸義軍時期兵士裝備簿》有兵馬使康通信S.1174號背有“兵馬使一步”。在歸義軍初期收復河西的戰爭中建立了許多功勛,歷任番禾鎮將、刪丹鎮遏使,其事跡見載于P.4660號唐悟真撰《康通信邈真贊》:
    大唐前河西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甘州刪丹鎮遏﹝使﹞充涼州西界游弈訪采營田都知兵馬使兼殿中侍御史康公諱通信邈真贊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界大法師賜紫悟真﹝撰﹞

懿哉哲人,與眾不群。剛柔相伴,文質彬彬。盡忠奉上,盡孝安親,葉和眾事,進退俱真。助開河隴,效職轅門。橫戈陣面,驍勇虎賁。番禾鎮將,刪丹治人。先公後私,長在軍門。天庭奏事,薦以高勛。姑臧守職,不行遭窀。他鄉殞沒,孤捐子孫。憐(鄰)人--輟)舂,聞者悲辛。邈其影像,銘記千春。

大唐中和元年歲次辛丑仲冬生五葉  從弟釋門法師恆安

從贊文記載內容看,康通信參與了張議潮收復河西諸州的一系列戰爭。大中三年(849)張議潮收復甘、肅二州後,甘州的刪丹縣就成了歸義軍東部邊防前哨,是阻止涼州吐蕃西進及向東經營涼州的軍事重鎮,遲至咸通二年,吐蕃對歸義軍的軍事壓力主要來自于涼州。從地理形勢上看,刪丹是走廊的中部關隘,南北二山夾峙。其次青海地區的吐蕃穿越祁連山到河西的唯一通道大斗拔谷就在刪丹南100公里。因此,刪丹在咸通二年之前主要東部防御涼州,南部防止河湟吐蕃的侵犯,扼守東、南兩個隘口。咸通二年收復涼州之後,歸義軍的部隊一直打到河湟地區,顯然進軍路線是由大斗拔谷南進。河湟旋收亦失,刪丹又是防御吐蕃入侵的邊防重鎮。所以,刪丹鎮的軍事地位相當重要,歸義軍政權以康通信為刪丹鎮遏使充涼州西界游弈防采營田都知兵馬使。從任職分析,除主管刪丹鎮外,兼管涼州西界主要是涼州番禾鎮、甘州刪丹鎮地區的巡防、屯田,是這一地區的駐軍最高長官。後又準備主管涼州地區的防守大權。張氏歸義軍把東部防守大任交給康通信,第一是粟特人在歸義軍政權中地位高、勢力大,第二,粟特人康姓是歸義軍政權的重要支持者。
    在我竭尽全力列举完张掖的康姓先民之后,南望扁都口,又想起了我始终难以忘怀的康居王质子康乘的去向。他可否跨越扁都口到了浩亹,或直至河湟谷地。据了解张骞出使西域由今日的青海,出扁都口到河西走廊,不幸的是在焉支山被匈奴俘获;其后霍去病将军征伐匈奴走的还是扁都口;隋炀帝与吐谷浑之战走的还是扁都口,这扁都口古人称之为“大斗拔谷”,见证重大历史事件太多,太多。不知公元前21年在河西待诏的康居王质子康乘,被陈汤诬告为假王子时,可否也路过扁都口到青海暂避一时?6年后的西域都护府都护郭舜(前1512)还有如下的抱怨: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其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
    不知郭舜讲这番话时,可否知道康居王质子康乘的下落?
    《汉书·卷七十陈汤传》: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
    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曰;
   ……使汤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
    想必陈汤到敦煌服刑时,往返走的也是扁都口了!
    大斗拔谷---扁都口就在今日甘肃的张掖民乐县和青海的祁连县之间。

大斗拔谷扁都口:甘青两省天然通道

来源:中国甘肃网据兰州日报整理  2012-11-01 16:09


  大斗拔谷 一作达斗拔谷大斗谷。即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隘路。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青海湟中的捷径。《通鉴》:隋大业五年(公元609),炀帝自张掖(今甘肃张掖)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 
    遥远的大西北,河西走廊南侧,巍峨的祁连山由东向西绵延千里,成为甘肃、青海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大山阻隔之下,南北间一条横穿群山的百里峡谷,打通了悬于祁连群峰两侧的甘青两省,其地理位置可想是何等显要了。
  那条峡谷,便是大西北有名的大斗拔谷。
  这是一条奇特的山谷。它自南向北,在两山夹峙之下左冲右突,顽强地支撑起百余里行程,硬是以惊人的魄力穿过层峦叠嶂的大山,开劈出一条连通河西走廊和青海高原的天然通道。
  有了这条天然通道,数千年来,这儿便成了连接大山南北的咽喉之地。
  两千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解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打通西域通道,派遣侍郎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带领百余人从长安出发,经陇西,过黄河,沿着祁连山南麓西行,而后经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谁知,没走多远就在焉支山下被匈奴俘获,被困河西,为奴十年方寻机逃脱,前往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17年后,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又沿着张骞走过的路线出大斗拔谷,突然出现在匈奴人面前,把匈奴右贤王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举攻占了离大斗拔谷只有20里的单于城,由此打开了驱逐匈奴的胜利之门。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大斗拔谷的记载。两千多年之前的大斗拔谷,是人迹罕至的山野荒谷,峡谷里自然没有路,乱石挡道,虎狼啸谷,可想穿越那百里山峡有何等的艰难。
  大斗拔谷蜿蜒于群山之间,崎岖险峻,海拔高达3700多米,气温落差大,天气变幻无常,时有六月飞雪。而在这条天然的通途上,千年以来总也断不了兵马的印迹,相继演绎出了多少悲壮奇绝的历史故事! 
  隋时,青海的少数民族首领吐谷浑利用大斗拔谷通道,频频越过祁连山袭掠河西,从而引发了隋炀帝对吐谷浑的战争。隋大业五年,隋炀帝亲率40万大军远征青海,大破吐谷浑。而后,为炫耀隋朝的国威,打通丝绸之路,便由青海经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来到河西走廊,在焉支山下会见西域27国的君主使臣,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万国会议。那次隋炀帝过大斗拔谷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时值夏季六月,峡谷内却风雪骤起,奇寒难挡,身着夏衣的将士们遭遇了一场无法抵御的巨大灾难。《隋书》和《资治通鉴》均载:六月大雪,士卒冻死大半。想想看,那是四十万大军啊,该是何等的惨状! 
  历史的巨步跨到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九月,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大举西进,解放大西北。西北野战军前部步兵第五师为截击由乌鞘岭西逃之敌,也经由大斗拔谷长驱直入横穿祁连山。不巧的是,过大墚时竟也碰到了一千多年前隋炀帝同样的遭遇,漫天风雪封锁峡谷,真乃大自然的奇观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在奇寒中倒下,长眠在大斗拔谷内,留下了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西北野战军穿过祁连山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国民党15旅,顺利解放了民乐城。
  那一页页惊天动地的历史画面都已翻过去了,成为传说中的久远故事。今天,从河西走廊通往青海西宁的227国道已顺利穿越祁连山这条有名的大峡谷,古来险峻的荒谷危途变成了畅通无阻的现代化交通大道。这是当年的张骞、隋炀帝和匈奴人绝不会想到的奇迹。
  古时的大斗拔谷,今已更名为扁都口。古人更想不到的是,古时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斗拔谷,今日已成为河西一处令远近游人所向往的风景名胜之地。
  金秋八月,地处祁连山下的民乐县文联邀请河西走廊的作家诗人们在扁都口风景区举办文学活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千古奇绝的大斗拔谷。
  正是油菜花盛开的诗意季节。未到山口之前,就听大家谈论,扁都口的油菜花久负盛名。来到扁都口,但见山前远远近近一片耀眼的金黄,好壮观的金色花海!一位诗人随口就念出两句诗来:果然是自古扁都口,千年油菜花!” 
  这是前人传下来的诗句。自古扁都口,千年油菜花!”我默诵着前人的诗句,脑海里不禁涌现出大斗拔谷狼烟滚滚的久远历史。古时,历朝历代在军事防御上对大斗拔谷皆极为重视,唐朝时在此置大斗军,扼守隘口,防止吐蕃北上。到了清代,又将山口的防务移到谷中,设察汗俄博营,康熙年间还在俄博营北山腰树立界碑,上书甘州府俄博营,并增派戎兵500名屯扎于离此不远处的大马营,扼守扁都口要隘。
  今天,我站在扁都口前的山头上纵目四望,昔日的战乱痕迹已荡然无存,只见一条平展宽阔的柏油公路昂首挺进山谷,向逶迤的群山深处延伸而去。而山谷前满山坡全是盛开的油菜花。旅游部门还特意把这里开发成旅游景点,一片片白色帐篷点缀在油菜花丛里,荡漾出不尽的诗情画意。在这样灿烂的美景前,很难想象出张骞和他的随从由深谷中蹒跚而来的情景,更无从想象隋炀帝的40万大军在山谷内冒着漫谷飞雪艰难跋涉的悲壮场面。
  啊,古老的大斗拔谷!两千年的历史烽烟早已散尽,但那些关于大斗拔谷的一串串惊心动魄的悲烈故事却永载史册,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文章来源:中国甘肃网据兰州日报整理责任编辑:薛东明
    告别张掖/甘州,下一站就是武威/姑臧/凉州了。康居王质子康乘的去向,仍然毫无踪影。康居王质子康乘的失踪,到《梁书·康绚传》宣告他留为黔首,已是数百年过去了;如果此事放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康乘失踪的这场官司又会如何了断呢?
    值得庆幸的是,康乘为中华康氏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已逐渐的为康氏族人所认同;康姓源于《梁书·康绚传》同样逐渐为康氏族人所接受,即:
    康绚463—520,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
   正因为如此,我以康姓人为粟特裔康氏为题材,才会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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