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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明怀，安徽省定远县人，祖籍徐州，业余作者，自1994年公开发表作品以来，已在国内报刊和网络平台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数十篇（首）。现在合肥打工。
房子啊！房子
怎么说呢？房子一词已被国民爆炒三十多年，在我的记忆里，它只比改革开放迟几年，那几年是原始资本（房款）的积累期。
房子一直以来都是国民的立足之地，藏身之所。不怪老话说：女子嫁人，宁嫁严公恶婆；不嫁破锅漏屋。房子不仅对女人的一生很重要，对男人的一生更重要，没有房屋哪有家？无家可归的人还能算是人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出身寒门的人）几乎都是穷其一生忙房子。
1
在我童年的记忆深处，我的爷爷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在山上采石头背石头，为我老叔盖房好娶媳妇。
那时候老爷（北方民间俗称，就像今天称父亲为老爸）已从生产队退下来，也就是说生产队已经剥夺他从事生产劳动的权利。但他老儿子还没有房子，没有媳妇，还没成家立业，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义务，所以年纪再大，只要能动就得干且往死里干，这也是我们炎黄子孙所以能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
每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祖父母就早早起床，爷爷草草吃过早早饭，带上简单的工具上山了。
我的祖居地在（现在徐州东乡）一个叫拐山的小山村，山上到处都是汉墓，那里有一个庞大的汉墓群分布在群山里。我至今想不明白：汉皇怎么就把自家的墓地选择在这个穷地方？现在那里依然还很穷。我只听说过：穷山恶水出刁民，没听说过：穷山恶水出豪杰。
爷爷所在的村子就建在山脚边，依山而居，他没走几分钟，就来到村东头的山窝石塘子（人们开采石头的塘口），把大石头改小，再把小石头（百斤左右）用錾子洗成型（长方不一，依石造型）后，搬到比小腰稍高的地方放稳，再转过身来，反手把石头摞到后背上，一路背回家。在路上累了想休息，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上下石头。
童年的我不懂事，总问爷爷：“你怎么长成个驼子?”后来爸爸知道了，把我狠狠训斥一顿，我就不敢再追问，长大以后我才想明白：爷爷的驼背是被他驮了一辈子的石头压成的。
结果是，背了一辈子石头，压驼了背的爷爷没能把老叔的房子盖起来就累死了。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我老叔为什么要把爷爷埋在山里的石塘边，直到现在，让我祖父母的坟面临深渊（石塘）。山里真的就缺那三尺地？
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父亲作为一个今天所谓的愤青，从那个穷得不能再穷的穷山窝里出走，投奔我姨奶奶，来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安徽定远县东南一个叫孙庄的小村子，有意思是，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们村没有一个人姓孙，也没听说过老几辈人中有谁姓孙。
到此为止，父亲单身一人，上无片瓦遮阴，下无锥地立足，善良的孙庄人收留了他，一个刚出校门（初中毕业）的愤青寄居在亲邻的一间茅屋里。他在这间茅屋里落下户口，娶我母亲，生养我和几个妹妹。
过去的茅屋都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床、一饭桌，连锅都没地方放。父亲娶了我母亲后，他们是怎么在茅屋后面造起一小间厨房，我不知道，那时还没有我。
我只记得在那一间茅屋的一张床上睡过我们一家六口人（那时还没有我家老五）。那叫什么床啊？就是两排土坯垒成矮墙上摆五七根杂树棍子，树棍上放些秫秸，秫秸上铺层稻草，稻草上盖一张粗布垫单就是床了，说不好听的就是草窝，但那也是一个温暖的草窝。我就听人说过：金窝银窝不如草窝！
孩子们大了，床小了，房子就更小了，还是人家的房子。那时候鼓励生育，哪家不是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哪家不缺房子?眼前的事也就是火烧眉毛、迫在眉睫的事——要自己盖房子啊！此时此刻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作为一个男人，他无能为力。
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啊，那时候穷啊！为了房子，母亲出马——回娘家。因为本家这头实在是连一根毛都拔不出来，谁都能想像到：我爷爷背石头背的累死，都没能给我老叔盖上娶媳妇的房子，这样的家庭哪还有钱给我们盖房子？
那一次母亲带着仨孩子（我和二妹三妹，大妹留在父亲身边），在娘家软磨硬泡了大半年时间，终于外公外婆和舅舅们不负我母亲的一片苦心，给了我母亲两百块钱，那时候的两百块钱要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万甚至两百万啊！
终于我母亲也不负亲人们的殷殷厚望：把两百块钱和仨孩子从遥远的天边——黑龙江北安、小兴安岭脚下的襄河农场三分场平安地带回到我父亲身边。那时候外祖父和三个舅舅都是农场工人，有工资，所以有点余钱。那得是他们多少年的积蓄啊！
2
有了钱，父亲开始准备盖房子。可是一个单名小姓的外来户想在村子里找块宅基地，谈何容易?老姨爹（姨奶奶丈夫）本来想把我家安排在村西头，因西头都是他本家，原想本家好说话，没想到本家的话更难说。
无奈，老姨爹只好把我家安排到村东头，东头是外姓，本家都不好说话，外姓就更不好说话，然而外姓虽不好说话，但能撕破脸皮搞，但老姨爹也深知：搞也不能硬搞，要软搞，因为我们一家人以后还要在这生活啊。
于是，老姨奶奶（一个缠着小脚的北方侉子）就开始为我家选宅基地出头，撕破脸皮跟外姓搞起来了，她老人家单枪匹马从生产队搞到大队，从大队又搞到公社，人家干部问她为什么要出头为我家搞房子，她说：我就这一个亲外甥在身边，我不出头谁出头?终于让她老人家搞赢。其实这一切都因老姨爹在此有一定的根基。
有了宅基地就开始干吧，可是说的容易干起来难啊！正如古书上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特别是穷人干事、小户人家干事，真是难上加难。第一，穷人没钱找人干。第二，小户人家没有亲戚帮忙干。那就一切都靠自己干。
那时候盖房很繁琐，盖的都是土坯房，全是土里的生活，世上土里生活最累人，所以现在的农村人都纷纷脱离土地，想方设法进城。
我的父母就靠工余时间，起早贪黑从别的地方把土取来（用锹挖肩挑法），一层层堆放在选好的宅基地上，一次性要取来只多不少，够一次性使用的土方。取好土，再用肩挑法从塘里取来足够的水，把这些土一次性泡透，吃透了水的土特别烂，也特别陷且粘。
这时父亲就趁着正中午时，别人午休时间，顶着烈日，拉上生产队的一到两条大水牛，下到齐膝深的墙土里，人在前来牛在后，周而复始，像无止境似地在自己做好的烂泥塘转着圈地走啊走，一直走到用人的双脚和牛的四蹄把所要用的泥土踩匀踩熟踩透，抓起来能成团，摔下来能成饼，堆起来就是墙才行。
人是故意在烂泥里踩，牛是被迫在烂泥里踩，踩着踩着，聪明的水牛就会偷懒，两圈转过来它就知道步其后尘，踏着走过的蹄印走，这样就省了不少脚力。
为了不让老水牛偷懒，母亲就不得不挥汗如雨，跟在水牛后面，用铁锹端起一锹锹的烂泥，把每个牛蹄印都给盖住。
此时，烈日当头，我的父母亲汗如雨淋，饭都顾不上吃一口，那时候也亏得他们年轻气盛。就这样，他们要一鼓作气地把叉墙用的泥巴一次性踩好，留备后用。
泥巴踩好，父亲又紧锣密鼓，连夜约好四五条有力汉子，第二天起早，趁凉快就干起来。母亲在头天晚上也是马不停蹄，因陋就简，连夜备菜。她要让第二天叉墙的汉子们吃好吃足。
时至今日，几十年过去，我还始终牢记母亲的教诲：请客吃饭不能怠慢，好饭好菜要尽人家吃，好烟好酒要尽人家抽，尽人家喝。正如老娘的口头禅：自家吃了臭茅缸（厕所），人家吃了香四方。仅此一点家教，就让我家三代人受益匪浅：我和父亲几十年来，一直都是朋友多多，我儿子现在也有过从甚密的三朋四友。闲话扯远了。
第二天叉墙开始干，确实“叉墙”一词是我自己说的，我们地方的口语叫剁墙，但因那墙确是用墙叉一叉叉地叉起泥巴剁（读“夺”音）起来的，所以我就说是叉墙。
天刚麻丝亮，父亲就和请来的汉子们（其中有两个是技术工）从稻草堆上拽来稻草绕子（稻草靠人工上劲被拧在一起拽长如绳状）当做线，在宅基地上“画”出房墙的形状，然后六条汉子分两组，两把锹在墙基线两边挖来泥团，中间的人就用一把剁墙专用铁叉叉起泥团使劲掼在放好的墙线内。
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泥墙就形成模样，大约宽六十公分，高七十公分。刚形成的墙体很毛糙，就要叉墙的师傅在不断朝前叉的同时，还要不断回头用墙叉把墙顶拍平、把墙两边多余的部分刷下去，使墙体的三面平整，让面与面之间形成线。等房墙四方一接头就形成了一个有模有样长方形围墙，在这个围墙形成的过程中，前后门的豁口就已经留好。到此一弓墙终于大功告成。
这样用熟泥叉起来的墙被烈日快速晒干透以后，硬如骨头坚似铁，保护得好，能历经风雨保百年不倒。这种墙体在暴晒下一般还不开裂，就像过去手工做出来的砖坯一样坚固。
上面提到一弓墙，其实就是一层墙，“弓”这个量词，是我们地方的土话，但为什么不用“公”或“工”等其他字，我是这样解释并定义：以前农村人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丈量长度就用弓，既实用，又简单，还快捷，其做法就是取一竹竿使其像弓样弯曲，两头以绳像弓弦一样系之，绳长约等于成人左右手在身体两侧平行伸直，既两手之间距离，大约五尺长。农民们在丈量时，只要拿着弓走，最后算出弓数也就算了长度。盖房时，要设计房型，就离不开长度，也就离不开弓，所以我把土话“一层墙”写成“一弓墙”。
第一弓墙叉好后，在晒干的过程中，为防止雨水冲刷，还要用稻草把墙顶盖好，再用土把草压住，以防起风刮跑稻草，然后在续第二弓墙时，再把草和土一起除尽。
在一弓墙的基础上再加一层叫二弓墙，以此类推，生出三、四、五弓墙，正常的房屋有三弓墙就可以，想高大一点有四弓墙的，一般上五弓墙的大房子农村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
在盖房叉墙过程中，墙越高，难度越大，劳动量越大，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所以盖房人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大。
像我们家这样的小户人家能盖起三弓墙的房子就不错了。我的父母在付出大量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终于完成了三弓土墙。这三弓土墙从备土到成功，最少都要历时半年，如不顺利，时间会更长。
墙体完工后，年轻气盛的父母亲又赶紧忙着脱土坯，留盖房时装山墙和走檐口以及封檐用，土坯大概有四五块小红砖平铺的面积大小，长方形，重量在二十斤左右。其制作过程与方法：和泥踩熟略稀于叉墙用泥，在一片平地上，父亲手执木制土坯模具摆正放平，母亲锹端泥巴填满模具，父亲摸平模具平面上的泥巴，然后稳稳地起出模具，地上就留下一块土坯。如是反复，要一次性脱出够盖房用的几百块土坯，等其在烈日晒干后再起起来，四面铲光码好保护好留备用。
到此，盖房的土方任务已基本完成五分之四，接下来就是准备房盖子的材料——木料、竹竿、草等等，当然这些东西拿钱都能买到，比如三两块钱就能买到一棵做房梁的杂树杠了，十几块钱能买几百根竹子，一二十块钱还能买到上千斤的盖房草。
为了准备这些材料，我的父母亲像蚂蚁搬家、燕子泥窝一样，整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经过一番上街下集、东奔西走后，花钱能买到的都亲自买来，最后就剩下一根睡梁，也就是横梁，成语典故里说“梁上君子”的“梁”。
为了这根横梁，我父亲跑了好多地方，也没有买到。后来父亲听说公社的木业社有可能买到，于是他老人家就找到我家的一个远亲（唯一的）——郑伏宝（我老姨奶的儿亲家），当时这位老爹也就是我父亲的表叔在大队干书记，跟公社的社办企业人员都混的不错，再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物资都由国家统一支配，要想获得物资就得有国家计划指标。
郑伏宝热心地带着我父亲连夜跑到木业社，结果没有，人家又介绍说在铁业社看到过一根钢筋能做横梁，于是郑伏宝又热情地带着我父亲立马跑到铁业社去捣门，还好他们看在郑书记的面子上，毫不犹豫地把社里仅有的那根当家铁条高价卖给父亲。听说那根铁条能打几副铁耙齿，是铁业社从县里特批来的。
父亲接过铁条高兴极了，他扛着铁条一路小跑，连夜摸黑回家。那根父亲高价（十三块钱，那时候这个价就是天价）的铁条后来果然在我家的房子上担当重任，做了几十年的横梁，直到后来拆旧换新房时不知搞哪去了。可惜当年帮我家大忙的郑书记早在前几年已谢世。
3
万事开头难，以后的事就好办多了。记不清是上个世纪的七三年还是七四年，我们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房。正像古话说的：创业艰难，守业更难。草房子住起来很舒服，房间里冬暖夏凉，但是它怕刮风，一起大风，如果不防备得及时又牢固，房子上的草能被大风刮的一干二净。所以每逢大风雨天，我的父母亲都会像疯了一样，拼命找东西压房子上的草，因为当时我家单独住在村东头，四面无遮拦，哪一方都得风头，不得不找树棍子压，找绳子勒。
当我们稍能做事，我和大一点的妹妹也互相跟着在暴风雨里奔跑，帮着大人找这找那，找所有能派上用场的东西来保护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
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母亲每回都冒着狂风暴雨，把家里的镰刀和锄头拿出去，往屋两头山墙上的飞檐上挂，因为两头飞檐上的草最容易被风刮起。每回我都大惑不解：镰刀和锄头那么点分量，怎能压得住狂风?后来实在想不通了就问母亲，她老人家解释说：它们确实压不住风，但风都是天上的龙带来的，龙在经过你家房子时，只要看到房檐上挂有镰刀或锄头，它就绕道而过，不敢刮毁你家的房子，因为它害怕那锋利的镰刀或锄头会割伤或割掉自己的龙尾巴。
住草屋的还一个缺点就是怕火，当然这个好解决：离开住房三五米的距离，另盖一小间厨房就行了，这样一来解决了防火问题，二来住房又避免了烟熏火燎，三是实行住厨分离，也使得双方都干净卫生，可谓是一举多得。
暂时有了新居，我的父母亲并没有居功自傲止步不前，他们反而更加努力拼搏，因为孩子多了（又生了我四妹，我家老五），也长大了，不能还在一张床上挤，更要分室另设床而居。
在后来的几年，我家又在正屋的东西两头各续盖了一间，这样我家就有了四间草房和一间厨房。此时我家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这一切都是父母的勤劳与节俭所至，当然也离不开亲朋好友的支持和帮助。
后来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想的，他们又在西头接了一间房，但这次没能成功。记得那次盖房时是个阴天，没想到干到一半开始下雨了，下雨也得干呀，更没想到的是雨竟越下越大，最终在人刚从房子上撤下来（抢盖完工）时，不知是房上草吃透了雨水太重还是墙体没有干透，总之此时那间刚盖起来的房子自动坍塌，万幸是没造成人员伤亡。
记得当时房子坍塌了，我的父母亲也瘫软下来，脸上既有忙碌的汗水，也有雨水，还有无声的泪水，这些泪水既伤心又委屈，老天爷啊！你怎么就不眷顾穷人呢?为什么世上的亏都是穷人吃啊！我自己人到中年以后，常常回忆到当时我无助的父母时，我就会热泪盈眶，不能自禁。
后来我的父亲就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别出心裁，把坍塌的部分土墙去掉，搭着原屋山墙，将原来人字形房顶去掉一笔，终于把报废的房子改成了一大间披厦子（方言，只有一面房顶，一边墙高一边墙矮的坡形房），这间披厦子后来一直留作储藏室。
这一次盖房子是我父母亲最后一次盖草房子，也是我记忆中最深刻、最难忘、最清晰的盖草房事件。
4
时间进入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通过几年努力拼搏，国民的腰包鼓起来，有余钱有存款。一旦解决了温饱，国民们第一要务就是盖房子。什么是家?有房有产就是家。什么是国?有民有疆就是国。不过此时人们已不是盖草房，而是砖瓦结构、宽门高窗、器宇轩昂的大瓦房。
经过我们一家老小四五口人（还有人在读书）在土地上的拼命劳作，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们也积累了够盖三间大瓦房的资本，于是父亲又开始东奔西走为盖他理想中、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三间大瓦房准备材料，那时他老人家已五十出头的年纪，再不努力就没有机会，正是所谓老牛不鞭自奋蹄。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市面上各种建房材料都十分紧俏，特别是水泥，比计划经济时代还难买。为了买到水泥，我父亲不得不再一次找到在当地我们家唯一的远亲——已另有高就的当年老书记——郑伏宝。他老人家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事务，带着我父亲坐上客车，就直奔定远泉乌山水泥厂，找到他家在厂工作的家门亲戚给买了几吨水泥。
记得父亲回来说他老人家中午吃饭时很谦虚，对我父亲说：切点猪头肉、带点卤花生米就行，你们土里刨食，挣钱盖房子不容易。话虽说的简单但暖人心啊！只可惜他老人家过世时我们全家一点不知道，我大表婶（他女儿）也没告诉我们一声，可能是她把我们这门亲戚当外人看了。在此我要申明：我在上文中之所以多次提到“郑伏宝”三个字，我总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我家的恩人、贵人，对于我们生命中的恩人或贵人，我们要永远牢记在心，适时感恩。这也是做人的起码准则。
大概是1987或1988年，我家盖起了三间大瓦房。那时候盖房真简单，大工一天几块钱工资，小工全是吃饭白干活，大家都是互相帮忙，我家三间瓦房完工，三个大工只收了几十块钱工资。那真是一个人帮人的时代啊！哪像今天一切向钱看，一个小工一天没一百大几十块钱就不干活，今天就是一个彻底的金钱时代。
后来在三间大瓦房后面，我们又盖了两间小瓦房做厨房。有大瓦房住着确实安心，再也不怕刮大风下大雨，也不怕鸡上房挠草找虫子吃，砖瓦结构相对来说防火又好多了，这一切怎不让人日子过得心安?
人一旦过上幸福的生活，感觉时光流逝得特别快——真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十年弹指间。在这十年间我结婚生子（1992年结婚、95年得子、98年生女），结婚时因我心中另有所图，就一切从简，所以婚后一点也没欠债，不像有些人为结个婚搞得全家一屁股账。
我是家里独子，婚后一直没提分家另住，也没掌握家中一切收支财务，经济大权还由父母代劳掌管，我夫妻俩只管埋头农业生产、副业养殖、农闲四街八集撵着赶做点小生意，赚点零花钱。父母亲也不断鼓励我们：好好干，多攒钱，过二年给你们盖楼房。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大家房檐接房檐，田边连田边，由此也就产生了无尽的眼前小利益延伸日后大矛盾的麻烦事，例如你占了我一锹宅基地，我耕了你一犁地边线；你家狗咬伤我家鸡，我家鸡把蛋下在你家里……等等鸡毛蒜皮小事多如牛毛。利益产生矛盾，矛盾牵扯势力。
我是在农村土生土长，虽年龄不大，但已早早洞悉农村生活中的这些利益与势力相辅相成的链接关系。我家作为一个外来的单名小姓、势单力薄的家庭（我是独子，由于计生政策影响，我的下一代又是独苗），这个村庄岂是我们的久留之地?
公元1998年秋，我向父母提出了在我心里蓄谋已久的安家大计：进城买房。因为我看到了城里人大多生活在一种对门而居多不识，相安无事度春秋的状态。人各有志，我就认为这种人生状态就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生活状态，我就追求这种生活状态。所以我要进城。其实这一切都是生存环境所逼，没有亲身体会的人是不知道的，再一点就是各人对此类人生的认识的深与浅和早与迟。还有一点就是人总是要往高处走。
我本以为父母亲会理解和支持我的想法，没想到他们根本不同意，还直呼：你们进城去喝西北风啊，还是去吃百家饭（乞讨）?因为我一直没有掌握家庭的经济实权，所以我手头一点经济实力都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也就等于是向他们要钱。
我一直最信赖依赖的父母亲没有给我一分钱不说，还和我们两口子大吵一架，并迁怒我妻子，意思是我妻子撺掇了我，趁我没注意，二老联手把我妻子打了一顿。我妻也是个贤惠善良的人啊！今日行文至此，我要说一声：二老糊涂啊！怎么就不能理解儿子的苦衷呢？
争吵打闹的结果是：我严正声明，从今往后农田的收入全部归我，家庭副业所得留你二老嫁女儿（当时我还有两个妹妹没出嫁），我们俩要自己累钱进城买房。在此我要说一点，这也不能全怪我父母，因为当时农村很少有人敢说要进城买房，有几个进城打工的也被村民们骂是不务正业、不是正经人。
5
话说自我在家里提出“一国两制”政策后，我的父母亲就拼命拿我们的集体劳动所得——粮食去大量地喂养家里的猪羊鸡鸭，让我们两口子看了好气又好笑，但又不能说——他们终究是我的亲生父母。这就是自私的人性！
从1998年秋到2005年夏，经过我夫妻俩人近七年时间在二十亩地上的拼命打拼和省吃俭用，托老天爷的福，那年夏天，我们拿出六万块钱的全部家底，在定远县城里的城中村小黄庄买了一块近120平方的宅基地，那时候农村人已看到了城市的繁华并产生对城市的向往，城市的房地价格也早已一涨再涨。
随后我俩又求亲拜友借来三万块钱，在那块地上盖起了一座前小后大、中间带院的两排瓦房的宝宅，至此父母亲还是没给我们一分钱，我也不知道他们当初许诺给我们盖楼房的钱都被搞哪去了。说嫁女用了吧，也不像，我们这嫁女向来有句俗话：就你这个荷叶裹你这个粽子。意思就是：你婆家给多少彩礼钱，我就给你买多少钱的嫁妆。娘家一般花钱很少，有的还赚钱，真正嫁女赔钱亏本的很少，几乎没有。
房子盖好后，我们就把家搬过去，又把我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都迁到县城（一个家庭户在户口本上必须有一个户主及孩子的监护人），这样做都是为了孩子们能在城里上学，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
在县城定居后，我和妻更忙碌了。农忙就到乡下忙种地，农闲就进城忙打工，几乎不错过每一天。只是靠在土地上挣钱越来越困难，但为了两个孩子的学业（要陪读），我们俩又不能丢掉土地，暂时也只好这样两头兼顾吧，挣钱不挣钱先熬着吧。
苍天不负苦心人。2014年夏，两个孩子都长大并升迁到合肥去上学，我们两口子也终于摆脱了土地，追随孩子一起去到合肥打工，成了专业打工族，在外打工总比在家种地挣得钱多，这就是个金钱时代，不挣钱就不行啊！
当然，有打工的好——能多挣钱，就有打工的不好——人身不自由等。作为一个农民，要自由就不打工，要打工就不自由。你不见生活中很多小青年宁愿开辆破旧的三轮或四轮车到处拾或收破烂也不打工，他们要的就是人身自由。而我们这些到处打工的人为了钱就把自己卖给工地、工厂、公司、公府，我们这些人都是舍身赴钱。
2005年盖房，我借款三万，2008年我还清债务，2014年秋我们弃农从工。在我们这几年打工的时间，中国房地产行业更是日新月异并突飞猛进，房价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升，搞的没买房的国民更是谈房色变。
直到2018年夏，刚走出校园工作没几天的儿子突然放弃了手头工作，并联合他妈和他妹，合起伙来做我的工作：要买房。三口一词说：迟买一天房就白打一年工。
由于攻势太强大，像四人玩牌斗地主，三打一，我是地主，你说这压力大不大？我只好举手投降，妥协为上。
我让儿子出去寻找房源，也是为了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得到锻炼。第一合肥的房价太高，我们买不起。第二定远已有房子，我们不可能再在定远买。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滁州才是我们买房的首选城市，也是我家后人安居乐业的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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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滁州买房，还有个不得不说的小插曲：我本意是想在合肥买房，首付还是能拿的出，但儿子说滁州房价便宜且地理位置又好，它已经跟南京联成一体，合肥的发展永远都跑不过南京，我们的后人将来大有希望在南京发展。
我细想想也是，孩子们的眼光又比我辈超前，所以我才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在滁州买房。后来到了滁州才发现：滁州果然是个宜居的好城市！
我把儿子指向滁州，并让他常驻滁州，我和他妈隔三差五抽时间到滁州参谋助阵，平时都是电话微信联系，遥控指挥。
经过儿子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和我们两口子的多次亲临参考指点，我们终于在滁城东市区的上海路与扬子路交叉口东南角——雍德府定了一套110平方高层期房。这套房总价是65万，我们首付30万，房贷35万30年，月供2100元。月供2100百大洋，30年算下来是75万多，真应了民间那句俗话：儿子大过老子！
本来这套房按道理应该谁出钱，房产证就是谁的大名，可房产开发商和银行都不干，说年龄超过50岁就办不了房贷，要办房贷，房产证就必须定儿子的大名，这样30年房贷就落实在儿子头上。这叫：老子花钱，儿子得名；也叫：坑了老子，套牢儿子，波及孙子。总之，你只要买了房子，保证让你几代人都不得安宁（这是指穷人买房）。这就是当前社会的不合理现象。
不合理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在银行办房贷就遇到了麻烦，那个手续之多、各种刁难繁琐，真让人头痛。说实话，我们来办房贷，就等于是去买银行的东西，等于是顾客也就是上帝理应得到热情周到的服务，没想到银行竟是店大欺客，使出各种刁难手段，搞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银行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土老帽购买他们的一些卖不出去的所谓理财产品。
试想：一个靠打工来养家糊口的农民，为了多交几个首付少还几个贷款，已经拿出所有积蓄不说，还在亲友之间借钱（我那30万首付中就有4万是借的），哪还有钱来买你银行的理财产品?难道你银行搞我们的房贷钱还不够狠吗？为什么世上吃亏的事都是穷人做呢？其实银行所要各种繁琐手续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他们以后回收房贷设置保障。然而你银行也不想一想：有几人敢拿房子开玩笑？更何况那房产证还在你们手里攥着呢。
千不合理，万不好，我还是要说一句：千万个感谢改革开放四十年。否则我这样一个上要养老下要养小的农民，怎能用二十年的时间在定远和滁州买两套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房子落地，我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
【创作手记】
说实话，我一直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社会，感恩我生命所遇到的好人。关于房子一事，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但这个命题似乎又很大，我又把握不了，只好就我自己的一点点所知所感老实写来。
我是一个体力劳动者，白天十二小时的长白班不说，晚上经常还要加班，根本没有整体时间来写作，于是我就利用工作间隙掏出手机在记事簿上一点一点地写，前前后后写了一个多月才完成这篇拙稿。命题很大，我的能力却很小，我只能写一些自己最想说的大实话，只能写得仅此而已，成败得失由读者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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