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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水浒(中)
第四章 祸水话题
扈三娘的婚事与座次
扈三娘英武而又漂亮,这都没问题,但水浒世界赋予她的命运却大成问题。
扈三娘原是扈家庄千金小姐,她的原许配对象祝彪也年轻勇武,她原本的人生命运,套用一句现代的文艺词儿来说,充满了玫瑰色。谁知造化弄人,三庄联防竟会被各个击破,祝家庄主满门尽灭,她本人被俘,一门老幼又被李逵两把板斧砍瓜切菜般杀了个一干二净,只跑了哥哥扈成。身遭如此灭家惨痛,却又被梁山二寨主宋江做主,许配给了她的手下败将猥琐不堪的王矮虎。
现在就请列位看官一同来翻一翻扈三娘的老公王矮虎的履历表。这矮脚虎王英“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就此蹿入绿林。王英上清风山为寇后,色心极重。清风山第一次将清风寨文知寨刘高的老婆拿住后,王英命人抬到自己房中,山寨老大燕顺听了,先是大笑,随后不过对宋江说了句“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病”便丢开不管。由燕顺的反应不难推断,王矮虎如此作为绝非一次两次,山寨对他“这些毛病”也相当纵容,既如此说,王矮虎犯“这些毛病”的对象,总是运气很好地碰到“剥削阶级”的官太太,而绝没有良家妇女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待到清风山将陷害宋江的蛇蝎心肠的刘高的老婆第二次捉住后,王矮虎又想淫乐一番,见燕顺一刀杀了那女人,竟然要拿刀和山寨老大燕顺拼命,以他这种为人,谁又敢保证他一定没有祸害过良家妇女?这样的货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农民起义,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是严打对象,然而他却也上了梁山,成了响当当的梁山好汉。这好汉在攻打祝家庄与扈三娘阵上交手时,竟还色心蠢动,不三不四起来,结果只十余合便被扈三娘阵上活捉。两人无论是人品、武功、相貌都相差甚远,但最后扈三娘竟被宋江极“仗义”地发给了这条色狼好汉王矮虎。
扈三娘的婚姻极为不幸已不必说,再看她在梁山大寨中的地位。扈三娘归入水泊梁山后,业绩远胜于其他两位女将顾大嫂、孙二娘,屡屡上马冲杀,又屡屡有上乘表现,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梁山大聚义后,排座次时,她的排名仅仅是地煞第二十三,总排名第五十九。乍一看,排名中上,似乎也还过得去,但再一细看,就不对了,因为曾被她阵上活捉的原官军将领、呼延灼的副手天目将彭玘,就排名地煞第七,整高出她十六名,这是凭什么?再看她那低能猥琐的老公王矮虎的排名,不上不下不多不少,正排地煞第二十二,恰好骑在了扈三娘的头上,真是妙极。
而且,通读《水浒》,又会发现一桩怪事,就是书中扈三娘几乎从未开口说过话,这倒真可套用上“失语”一词。在百二十回本《水浒》中,扈三娘在全书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开口,是在后人插增的征田虎部分。在第九十八回中,说到宋江军和田虎军交兵,田军飞出一骑银鬃马,马上一位少年美貌女将,正是会打飞石的琼英。宋军这边王矮虎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色心蠢动,纵马出战讨便宜,不料又几乎重演了当年祝家庄前的那一幕,十几合后被琼英一戟刺中大腿,倒撞下马来。这时,哑美人扈三娘终于开口说话了--说出了在百二十回《水浒》中唯一的一句话,那便是:
贼泼贱小淫妇,焉敢无礼!
如果说丑诋女性,在下以为全书这方面的笔墨加起来,也比不上这一句话十个字。明明是自己的色狼丈夫邪心大动,讨便宜被打,反而骂对方“淫妇”,骂对方“无礼”,而且还在“小淫妇”前一连外送了三个形容词:“贼”、“泼”、“贱”。对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可以说这是男性叙事,用男性的话语丑化女性;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可以说中国古代女性的思想也同样浸透了父权文化,因此她们横蛮地咒骂伤害自己丈夫--哪怕这丈夫系因品行不端咎由自取--的女性为“淫妇”,也绝非不可能。但无论是女权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段插增部分的作者,与水浒前七十故事的最初编辑者,在轻鄙女性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李逵的愤怒
水浒世界里的女性观如此,那么众好汉对女性多持冷淡、排斥和仇视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前面说过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有些人是有家眷的,如军官、财主、文职人员型的好汉,加上草莽或黑道人物中的阮小二、张青、孙新等少数几人。但还有相当数量的好汉是光棍,如史进、鲁智深、武松、杨志、阮小五、阮小七、刘唐、李逵、雷横、石秀、燕青、时迁,又如李俊、童威、童猛、张横、张顺以及原来各山头的大王加上走江湖的薛永、石勇、焦挺等等,如果开出一个光棍清单,在下估计不会少于一百零八将的半数。
梁山众好汉对女色的态度,大抵是有家室的对女人比较冷淡,每日只是刺枪使棒、打熬筋骨,结交江湖朋友,说些豪杰事务,这也就难怪有几位好汉的老婆空闺难耐,红杏出墙,给他们戴了绿头巾,当然,这些好汉也究非卖炊饼的武大郎之辈,最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放出辣手,将枕边人彻底解决。有家室的好汉中,象金枪手徐宁这类军官出身的草莽气不多的人物对待女性也许稍好一些,但稍好到什么程度也不得而知,因为书中根本没兴趣表现他们的家庭生活。
至于那些原就没有家室浪荡江湖四海为家的好汉,他们对女色的态度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排斥乃至厌憎,尤其是李逵,几乎是一见到美貌的大姑娘就极不耐烦,其他好汉,也是个个身形如虎食量如牛,精力过人却毫无性欲。如第三十二回中,独火星孔亮出场,书中还特地赞了一句“相貌堂堂强壮士,未侵女色少年郎。”
因此,总的来看,不好女色,是水浒世界极重要的英雄信条,在梁山好汉这边,除了小霸王周通、矮脚虎王英、双枪将董平这几个个别人物以外,其他好汉差不多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与众好汉相敌对的江湖人物,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如蜈蚣岭的王道人,再加上后几十回中的淮西巨寇王庆,在这一点上则恰恰相反,个个贪花好色。
正因如此,武松在蜈蚣岭松树林中,一见到身为出家人的王道人搂着一个妇人看月戏笑,便立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杀机大动;也正因为如此,李逵一听到刘太公说抢走他女儿的是宋江,便怒火万丈地冲上大寨,砍倒杏黄旗,要当堂斧劈了宋江。
李逵负荆这一段,是一些现代研究者最喜欢引用的一段,因为他们从中读出了农民起义的骨干分子的正气磅礴、疾恶如仇。
其实要细说这一段的思想内涵,则非常复杂。这个故事是从元杂剧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演化而来的,原剧本确乎是要表现梁山众好汉的浩然正气,但这个故事移入《水浒》中,虽然大致的情节没变,但思想蕴涵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说《水浒》里的李逵如此举动是出于疾恶如仇也可以,只是在水浒世界里的李逵眼中,只有好色才是大恶,杀人放火开黑店都不算,就是他自己也常常两把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众生头上砍去。在李逵心中,宋江一直是仗义疏财的完美的好汉偶像,但就是这个偶像,竟还有过与烟花女子阎婆惜同居的前科,这是令李逵一直遗憾地耿耿于怀的地方,而后元夜逛东京,他心目中的“哥哥”竟去钻娼妓李师师的门路,眉来眼去,丑态百出:
李逵看见宋江、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自肚子里有五分没好气,圆睁怪眼,直瞅他三个。李师师便问道:“这汉是谁?恰象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小鬼。”众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说。宋江答道:“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李师师笑道:“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
李逵虽是个浑人,听不懂太白学士是哪个庙的和尚,但他肯定知道,他以往无比崇敬视为偶像的“哥哥”,现下正在他无比厌憎的美貌婆娘前拿自己开涮,并且咭咭呱呱笑做一团,原以为是响当当的好汉的“哥哥”竟是这等货色,心中的惊怒和失望可想而知。果然,书中说道“李逵见了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恰逢宋徽宗来此“与民同乐”,李逵打翻了帮嫖贴食的超高级篾片杨太尉,又放了把火,才稍出心中这口鸟气。待到归途中听得刘太公说有梁山强人宋江抢走了他女儿,心中的偶像轰然崩塌,再也压抑不住心中强烈的失望与愤怒,对刘太公的话立刻全信,对燕青道:“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冲上大寨后,又对宋江大叫:
“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
李逵的这句叫骂列位看官不要等闲放过,李逵要砍杀宋江,与其说是出于为民伸冤的道德义愤,不如说是因宋江触犯了他心中不可动摇的神圣的英雄信条,即不贪女色,这才是李逵愤怒的真实动因所在。
那么,为什么水浒世界里的众好汉对女性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这倒是值得深入探究。
祸水观的由来
也许会有哪位朋友说,《水浒传》轻鄙女性,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一向很低,素有轻视女性的文化传统。但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低,并不必然导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地位低,恰恰相反,文学世界里照样可以有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水浒》的作者只熟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绿林强人,不了解女性,不善于写女性,所以才写成那个样子。但这话也不对,通读《水浒》,就会知道,《水浒》写阎婆惜和阎婆以及潘金莲和王婆的几段,相当细致生动,尤其是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一段,笔触极为细致传神,单以艺术性而论,绝不逊于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经典段落,绝对称得上第一流的笔墨,就连《金瓶梅》这样的大手笔之作,对此段也几乎全盘照录,足见作者写女性之能。由此也可见,《水浒》贬低女性的写法,不是因作者才力不足,而是确实别有用心。
那么这个别有的用心到底是什么?
有两种见解值得向大家介绍:
一种是由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认为仇视妇女,着意宣扬一种女人祸水的观念,是强盗文学的典型特征。此书认为,在水浒英雄的故事被写定成书前在民间流传讲述的二、三百年里,南宋初年北方当地的抗金武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这些带有强人色彩的抗金武装的英雄故事与原来的淮南盗宋江的故事融合(参见本小书第一篇之相关部分),一方面,这些亡命之徒又通过讲述水浒故事向民众宣传,获取物质支援和兵员补充,同时又讲给自己人听来自娱并作为行动的指导。既然将水浒故事定为强人的宣传文学,里面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在这些强人的亡命生涯里,对妇女必然持一种防范疑惧态度:女人可能成为妨碍作战行动的累赘,女人可能使自己伤身,女人可能软化这些汉子强悍的亡命意志,女人可能使汉子们争风吃醋发生内讧,女人还可能和敌对势力的男人发生情感成为内奸而出卖自己人,……因此作为强人宣传文学的水浒故事,通过各种情节反复向这些亡命汉子们灌输“妇女不祥”的观念,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另一种见解是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提出的。此书认为,一部《水浒》,反映的是游民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在它成书过程中,游民知识分子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游民的人生与农民不同,他们闯荡江湖,冲州撞府,流浪已久,家在他们心中早已淡漠了,妻儿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甚至还可能是他们成大事的累赘。在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四种》里,开篇便讲到,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后,为做一番大事业,关羽、张飞竟然决定互相杀掉对方的家小(刘备此时是光棍儿),于是张飞跑到关羽的老家,一口气杀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因一时不忍才放走了有孕在身的关羽的妻子胡氏,而那边关羽也同时动手,将张飞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个血淋淋的故事今天读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但这就是游民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同样,《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为拉某人上山,也不惜设计锄灭其家室,断绝其对家的依恋,如秦明、卢俊义的上山便是明显例证。既然游民不重家室,对女性采取漠视乃至敌视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水浒》中对女性的种种特殊描写,正是游民心态的典型表现。
上面两种说法,具体结论不同,但大致思路是非常接近的,即都把《水浒》做为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体现,并认为这一群体或阶层在成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二者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历史中的游民去强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心态本就多有相似之处。至于是否一定要二者间取舍其一,在下以为也未必,文学阐释之道,本就见仁见智,这样两说并存,也不错。
最后要说的是,这种排斥女性的英雄故事的格局后来出现了重大转变。清代出来个文康发愿要写一部书,既有《水浒传》的侠烈故事,又有《红楼梦》的悱恻情缘,于是女侠十三妹便在《儿女英雄传》中出笼了。这一恋爱加武侠的变局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武侠小说包括目今风靡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蕙质兰心、魅力足以颠倒众生的女侠形象,描画英雄侠骨的同时讲说起缠绵故事,让现代读者大过其瘾。由此,从侠义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亦可觇知时代精神之动向,当然,这也是个有趣话题,且留待异日分解。
第五章 酒肉话题
成瓮吃酒 大块吃肉
《水浒传》第六回说道,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在瓦官寺外,合力杀死了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后,进入寺里,“寻到厨房,见有酒有肉,两个都吃饱了。”
这种举动有点意思,杀人后,不但要卷走对方打劫积下的金银,而且,还专门找到厨房,吃对方剩下的酒肉,这样的情节,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大概不大容易找到吧?
如果说好汉是杀人后因力乏需补充消耗的体力而有此种举动,那还可以说是平平常常的现实主义,倒也不足为怪,但事实又并非如此。
就拿鲁智深、史进来说,两条好汉杀人后钻进厨房时,其实并不饥饿,书中已交代,就在双方动手前,史进已拿出干肉烧饼,和鲁智深“都吃饱了”,随后鲁智深和崔道成交手,只八九合就办得崔道成想夺路逃命,接下来丘小乙、史进加入厮拼,以鲁智深数合就斗得对手力怯的身手,两条好汉解决对方,大概用不了太长时间,没有斗得饥饿又需重新吃饱的道理,除非两条好汉患有甲亢,但书中没这样说,这只能说明梁山好汉对酒肉有种特殊的热情。
又如第三十一回血溅鸳鸯楼一段,武松连杀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后,拿起桌子上酒钟子一饮而尽,又连吃了三、四钟才卷了银酒器走路。对饮酒这一细节,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赞叹不迭,认为“颇有荷马史诗的风格,毫无浪漫传奇华丽的文饰”,“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极致”。
不过这赞叹是就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中的叙述而言,而在一种一百一十五回的《水浒》中,同一情节里,则说武松杀了三个仇人后,大吃大喝了一顿。
夏志清认为后种写法不好,还是写只饮了三、四钟酒合乎情理,“因为武松很可能会停下来喝酒,但在那个特别时刻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则是不大可能的。”
真的不大可能吗?
这就要看怎么说了。其实水浒故事的叙述者讲述武松这种举动,未必就是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更有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趣味,写大吃大喝,或许更合乎这种趣味。
为了说明这点,不妨再看一下第三十二回夜走蜈蚣岭一段。武松格毙王道人,救下张太公的女儿,听其哭诉自己全家被害及自己被掳的经过后,接下来是:
武行者道:“你还有亲眷么?”
那妇人道:“亲戚自有几家,都是庄农之人,谁敢和他争论?”
武行者道:“这厮有财帛么?”
妇人道:“他也积蓄得一二百金银。”
武行者道:“有时,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烧庵也。”
救人救彻,杀人放火,几句对话均在情理之中,但再接下来,却突然是:
那妇人问道:“师父,你要酒肉吃么?”
武行者道:“有时,将来请我。”
那妇人道:“请师父进庵里去吃。”
此时王道人和小道童的无头尸就横在血泊里,这当儿武松还能有好胃口吃酒吃肉倒也不足为奇,毕竟是好汉嘛,倒是难为“那妇人”,在如此血腥的气氛里,在张皇恐惧之际还能考虑到“师父”──武松在她面前可还是个出家人的面目──对酒肉的兴趣,这可是真真难能,难能得奇哉怪也!
水浒故事的叙述者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列位看官,好汉们诛杀奸邪,除了可以裹走对方积下的金银补充路费以外,往往还有一番大块朵颐做为酬劳。就连林冲,山神庙手刃仇人后,也是把葫芦里剩的一点冷酒吃尽了才上路。
还不只是杀人越货后要大吃大喝,好汉们平日便是酒肉不断。吴用往石碣村说三阮撞筹,其时阮小五、阮小七已是赌输得赤条条,阮小二也是精穷,就是这样的三位,为招待吴用,还在村旁小店里要了一桶酒,大块切了十斤(!)花糕也似肥牛肉,直吃到天色渐晚。而这一轮十斤肥牛肉还只是“热身”,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二轮,吴用回请三阮,沽了一瓮酒,又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外加一对大鸡,到阮小二家继续朵颐。就在大碗酒、大块肉的气氛中,阮小五道出对强人生活,对“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的强人生活的不尽艳羡和向往,正是有了这种艳羡和向往,吴用才终能说动三人,入伙做下劫夺生辰纲这桩江湖壮举。
三阮以外,其他好汉如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的人生旅程中也无一不时时散发着酒肉的气息:鲁智深在五台山下的小酒店里放怀大嚼,吃了十来碗酒后,要了半只熟狗肉,“用手扯那熟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哪里肯住”;燕顺等清风山好汉款待宋江,“杀羊宰牛,连夜筵席,当夜直吃到五更”;再如武十回中,不知多少处在写武松饮酒吃肉;……
好汉上了梁山,更有吃不完的接风酒、饯行酒、庆功酒,……众好汉攻破大名府,救了卢俊义上山后,“连日杀牛宰马,大排筵宴”,“端的肉山酒海”,排座次后,重阳节菊花会,又是“肉山酒海”、“开怀痛饮”……
就连梁山好汉破了呼延灼的连环马后,被钩镰枪钩伤的大半战马,书中也特地交代,都被梁山做了菜马。
据汪远平先生《水浒拾趣》一书统计,《水浒》中写到“酒”的有一百十二处,点明名称的肉食描写有一百零三处。
因此,有人说《水浒传》是一本用酒浸得湿淋淋的小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酒肉的意义
水浒世界的大碗酒、大块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
梁山好汉们饮酒吃肉,首先惹人注目的是他们那惊人的好胃口,惊人的食量,上面已提到三阮和吴用的那连续两轮吃喝,照书中的说法,总得报销了二十几斤肉吧?
还有武松,景阳岗打虎前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又名“出门倒”),外带吃了四斤牛肉;醉打蒋门神前,先一路喝了四五十碗酒,而后修理蒋门神时,照样如猛虎搏羊,哪里有半分酒意!
正因这种酒量,远远超乎你我常人之量,就有人研究考证武松景阳岗喝的酒是不是烧酒,它的度数是否够得上烈性酒等问题,这种研究当然很有趣,但以在下看来也不必太较真儿,不管宋代的酿酒工艺能不能造出蒸馏酒这样的高度酒,总之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在强调武松喝的是那个时代一般人难以多承受的烈性酒,而且喝的还惊人之多,重要的是这种故事整体上的传奇氛围,这才是欣赏它的要领所在,否则,别说是酒,就是连喝上十八碗凉开水,你我又如何能办到?
有这种惊人之量的还有鲁智深,两次大闹五台山,第一次在山腰上喝了一大桶酒,第二次在山下,先喝了二十几碗,又要了一桶,无片时,也喝光了。下山后,在桃花村乔扮新娘痛揍小霸王周通前,也喝了二十来碗。
至于吴用说三阮撞筹时,风卷残云扫荡酒肉的战斗主力当然也是三阮。
而这些“酒囊饭袋”却都是一点折扣不打的响当当的好汉。几乎可以说,能豪饮者必为豪迈不羁型的好汉。《水浒传》就没说鼓上蚤时迁、神医安道全之流在山呼海饮,我等也绝不会产生这样的想象。
超凡之量就是超凡的英雄气概的象征,这已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世俗信念。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如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和段誉初会时拼酒以及聚贤庄大战前,都喝了几十碗烈酒,而全书第一重头戏--少林寺大决战前,更是着意写萧峰面对数千强敌,痛饮“少说也有二十来斤”的烈酒。给金庸小说挑毛病的很多,但鲜有对这一描写提出异议的,就因它虽不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但却深合上述的那种中国人的世俗信念。
但是同样是讲述英雄侠客故事,在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里见不到类似描写,在与《水浒传》较接近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中,也极少见罗宾汉及他手下的绿林好汉在肉山酒海地大块朵颐,书中虽也有个酒肉和尚脱克和尚,但他的胃口和食量与花和尚鲁智深比可相去太远。总之,罗宾汉的天地不象水浒世界那样时不时蒸腾出一股酒肉的气息。
原因何在?
还得从中国文化的根儿上来找。中国文化中,饮食文化一脉向来极为发达。
早在孔圣人时代,就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等诸多讲究,《周礼》、《礼记》、《吕氏春秋》等皇皇典册也辟有专章谈吃,后来更发展出《食经》、《食谱》、《随园食单》等一系列饮食专著,足见重吃的传统,绵远悠长。
有不少古人的趣闻逸事是围绕着吃展开的。《世说新语》里,张季鹰在外地好好地做着高官,忽然思念起故乡的鲈鱼莼菜,就干脆辞官不做,起驾回乡,这在历代文人高士中被传为美谈;还有一位毕卓,喝着美酒,吃着螃蟹,说如能在酒池里游泳,便足了一生;苏东坡则有诗云“我生涉世本为口”,更是上升到了人生观的高度,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在很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里,就是以美食家的面目出现的。
而词人骚客的笔下,说到饮食尤其是酒的,更是如河中的石子,数也数不清。
但同样是受这种重饮食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样是写吃,各种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小说写来也可能各各面目不同,旨趣各异。《金瓶梅》中多处写到吃,如第二十二回写西门庆家中的早餐:
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
透着世俗的细腻。《红楼梦》里也多处描写茶酒饮食,但整体上力图传达出的是一种贵族的精雅的文化氛围。这些都和《水浒传》不同。就连同具阳刚之美的《三国演义》,在这点上,也不同于《水浒传》。《三国》中见不到关羽、赵云在大吃大喝,即使是张飞,也只是偶而写写他贪杯罢了。
那么《水浒》中为什么频繁地出现大碗儿酒大块儿肉?
有一种说法,说这是强人文学的宣传策略。水浒故事,在最初本就是说给宋元时的社会下层分子听的,而这些人平日的物质生活应是十分困苦,尤其是汉民族,关内牧地本就极少,肉畜数量相当有限,社会底层分子,经年累月吃的是粗茶淡饭,少有肉类沾唇,酒也难得多喝,而现在,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却突然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个酒池肉林的世界,穷形尽相地描绘那些杀人越货、啸聚山林的好汉们是怎样几乎无休止地享用酒肉,这无疑会在听故事的走卒负贩引车卖浆者流心中唤起油然的向往,发出阮小七曾发过的感叹:“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也许会有一些本是循规蹈矩的心灵突然不再甘于沉沦底层的困苦的命运,终于,抛下了一切,跟着讲述水浒故事的强盗宣传家们走了,加入了啸聚山林的队伍。
这是由学者孙述宇先生提出的。孙述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反复申说,说水浒故事最初是强人说给强人的故事,是强人的宣传文学。
这是一种有趣的解释,你可以对它的前提,即“《水浒传》是强盗的宣传文学”提出质疑,但应该承认,这种解释至少有合理成分,即《水浒》中的大量的饮酒吃肉,并不纯粹是现实的描写,它的确更多的是表现一种梦想,一种社会底层分子对物质丰盈能尽情享受口腹之乐的人生的梦想。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肉类确实短缺,《礼记·王制》中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当然士以上的贵族未必真是这样艰苦朴素,但当时肉食不多也确实是事实。如果能够保证一般的平民七十岁以上可以吃到肉,在孟子的眼中就是王道乐土了。相对于贵族被称为“肉食者”,平民历来多被称为“蔬食者”。水浒故事产生于宋元社会,当时讲说这些故事的民间说书人和听故事的市井中人,只怕多半是“蔬食者”,因此在讲听好汉故事时以白日梦的方式来一番番精神会餐,那是极有可能的,甚至可以想象,当初说书人口沫横飞地讲述鲁智深如何在连吃了十来碗酒后,又要了半只熟狗,“用手扯那熟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吃得口滑,只顾要吃,那里肯住”这一类情节时,不知会有多少听者,直听得目瞪口呆,舌底生津,心底生出无限的艳羡之情。
消失了大块儿肉
不妨就这个酒肉话题再多说几句。
《水浒传》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描绘草莽人物的小说,自然也免不了要写饮酒吃肉,但奇怪的是却远不如《水浒》这样描写之频繁,也远没有《水浒》时时表现出的对酒肉的强烈兴趣。《水浒》的三部续书--《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是如此,《隋史遗文》、《隋唐演义》等演说瓦岗寨好汉故事的也是如此,莫非因为它们不同于《水浒》经过市井间长期口耳相传的演化积累,带有强烈的市井趣味,而它们却是文人独立的案头创作且别有寄托才会如此?
而且,有趣的是,这些书中,写江湖豪客饮酒的笔墨还不算少,却很少再有成堆的大块儿肉出现在他们的酒桌上。
这种变化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尤为明显,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是个落拓的酒鬼,酒葫芦不离手,却从没见他风卷残云地吞食几斤牛肉;《楚留香》中的楚香帅是享乐主义者,但他的饮食却十分精致(见《血海飘香》第一部第一章结尾);梁羽生《萍踪侠影》中跳脱狂放的张丹枫也好,《云海玉弓缘》中独往独来快意恩仇的金世遗也好,这些狂侠也从不以山吃海饮来表示自己的豪迈,其中张丹枫倒是喜欢喝塞外的烈性酒,但是没见他有狂吃几斤牛肉的举动,以他在蒙古部落的地位,如果他想这样做,要比梁山好汉还方便得多,可他没这个兴致(准确一点说,是梁羽生不让他有那个兴致)。
金庸笔下也是如此,《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极好酒,却从未流露过对肥鹅大肉的兴趣;《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极豪饮,但聚贤庄大战前连饮几十碗烈性酒时喝的却是寡酒,当时聚贤庄大会群雄,不会不备有肉食,但金庸没提;《射雕英雄传》里的洪七公倒是极好吃,按说这位叫花子头最有可能喜欢大块吃肉,可怪就怪在他偏偏似乎是孔圣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铁杆儿信徒,在吃上偏生有无穷的细讲究……
……
可以大碗喝酒,但是不再大块吃肉,而且与《水浒》相比,新派武侠小说中描写侠客的饮食,总体上是草莽气少,风雅渐增,这一点,金庸的小说尤为明显,《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烧制“好逑汤”和“玉笛谁家听落梅”一段,一字不改地搬入《红楼梦》,似乎也未尝不可吧?
那么此中种种,奥妙何在呢?
这些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去探究吧,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何如?
第六章 金银话题
郭大路的问题
记得古龙的新派武侠小说《欢乐英雄》里,侠客郭大路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虽然没有在江湖上混过,但江湖好汉的故事却也听过不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有人为钱发愁的?……那些人好象随时都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外掏,那些银子就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书中给的答案是:“因为说故事的人总以为别人不喜欢听这些故事。”
其实这只怕未必。在一次新派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参加的座谈会中,就有人问金庸,《笑傲江湖》里的华山派,有岳不群、岳夫人、令狐冲等师父、徒弟一大群人,每日习武练剑,不事产业,他们靠什么养活自己?金庸笑而不答。
新派武侠小说,刻意描绘、经营的是一个虚拟的、很大程度上理想化的江湖世界,活跃在这个世界里的侠客,既对金珠财货缺乏兴趣,又并不缺大把的银两,似乎只有这样,才既具有飘逸的古典神韵,又暗合潇洒的现代追求。
但水浒世界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个世界间的梁山好汉,对金银珠宝,有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强烈兴趣。
好汉爱金银
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智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段好汉壮举,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也为《水浒》读者津津乐道、广为传诵。但是晁盖这一土著地主,联络一伙冒险分子,做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说为了准备“农民革命”?显然都不是。其实吴用说三阮撞筹时早已讲得明明白白:“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果然,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金珠,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造反(或曰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黄泥冈上这桩大案,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质,说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再看一向慷慨粗豪的鲁智深,也曾从强人窝里卷走了一笔金银。这花和尚在桃花村假扮新娘,一顿老拳,将“帽儿光光,做个新郎”的小霸王周通收拾得晕头转向,随后上桃花山小住几日,却又看不惯李忠、周通二人的抠门小家子相,执意离去,并趁二人下山劫财之际,两拳打翻并捆了伺候饮酒的喽罗,踏扁了两个小气鬼摆阔设放在桌上的金银酒器,打在包裹里,然后,从险峻的后山,干脆一道烟滚(!)了下去;
再看鸳鸯楼上那幕血案,武松连刃十数人后,一片血泊之中,同样从容地将桌上银酒器踏扁,揣入怀里带走;
即使极是粗心卤莽的角色如李逵,沂岭之上杀了假李逵后,也没忘进房中搜看,“搜得些散碎银两并几件钗环”,都拿了──李逵虽极端厌烦女色,但也知这些沾满了脂粉气的钗环可以换钱换酒,照拿不误。而后,还去李鬼身边,搜回了那锭被骗去的小银子,在这种事儿上,黑旋风也足够细心。
还有,解珍、解宝及邹闰、邹渊一伙好汉,血洗了毛太公庄上后,也从卧房里搜捡得十数包金银财宝带走;
……
杀人劫财,这样的故事,在水浒世界里,发生了一幕又一幕。
仗义疏财
不过,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们虽然如此看重金银,却不使读者憎厌,因为他们大多同时出手大方,在水浒世界里,仗义疏财是好汉们应具的美德:
鲁提辖为救金氏父女,送了二人十五两银子;
林冲发配沧州,途中投柴进庄上歇宿,临行,柴进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相送;
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
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土。”发配江州,酒楼上初见李逵,便将十两银子交与李逵,李逵为此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借十两银子(还不是送)便让李逵如此赞叹,可见十两银子并不是小数。随后,宋江、戴宗、李逵和新结识的张顺又到浔阳江边琵琶亭中饮酒,兴尽而散,宋江又送了李逵五十两一锭大银!诸位看官不要忘了,以柴进之豪富及对林冲之格外相敬,相送的银两,是二十五两,这已应算是很大数目了吧?而宋江一出手竟是五十两,李逵后来对宋江的死心塌地,固然不能全说成是这几十两银子收买所致,但宋江这超乎寻常的慷慨,无疑在李逵心中树立了非同等闲的高大形象。而且,还不只是李逵得过宋江的银两,据有人统计,《水浒传》中写宋江送银子有十七处之多,宋江之仗义疏财名动江湖,谅非偶然。
此外,还有武松,还有张青,还有史进,……水浒世界里好汉间以银两相赠是极为常见的,往往是十两、二十两,少一点的,宋江赏助走江湖使枪棒卖膏药的薛永五两,也令薛永大加感叹。
那么这些好汉不时出手相赠的五两、十两、二十两银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可从书中寻到解答。第二十六回中,武松请郓哥帮忙打官司,答应送他五两银子养家,郓哥心道:“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他吃官司也不妨。”五两银子,够寻常人家过三五个月,而且郓哥应是往宽裕了计算的,否则也不会陪着打官司。再如,第三十九回里,李逵打昏了卖唱的歌女,宋江对歌女的父母道:“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将息女儿,日后嫁个良人,免在这里卖唱。”二十两银子,可以改变这样一家人的命运。
又据学者孙述宇先生估算,十两银子,大约为封建时代一个农民或工匠太平时候一年的收入。
这就可以看出,梁山好汉们动辄出手的十两、二十两银子,委实不是小数,的确够义气,够慷慨。但问题是,他们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宋江的钱
柴进有钱,这没问题,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庄园中养几十个闲汉谅无困难。此外,卢俊义、李应这样的大财主也应足够阔。晁盖也该有不算太多但也还不少的家财。
倒是宋江的钱,来路难说。
按说宋江家里不过是郓城县一个小地主,他本人也只是身为小吏,田里所得和俸禄收入,想来十分有限,但是接济江湖好汉,却又是淌水似的使银子,莫非他接济好汉的钱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常收入和开销相差如此之大,难怪有人推断,这钱,多半不是好来的。理由是,那时的官场,遍布的是贪官污吏,宋江却有本事在其中混得八面玲珑四方讨好(这从杀惜后县衙对他的百般维护可以看出),就说明他绝非清廉耿介之辈,同流合污及在作吏胥中巧取豪夺之类只怕是免不了的了,阎婆惜骂他“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的人哪个猫儿不吃腥”,难道都是空穴来风?
但也有不这样看的,说《水浒传》的主题之一就是反贪官,宋江是贪官的对立面,那就应当是廉吏。至于宋江的大把使银子,不过是作者的近于浪漫之笔,觉得有必要格外突出宋江的仗义疏财,就自然让他的包裹里有取之不尽的银两,这就叫“率性笔写率性人”,作者的本意,倒未必是在暗示宋江的钱来路不正,“思想中有丑陋的因素”。
其实,以在下浅见看来,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成分。
《水浒传》是率性笔写率性人(这话说得真好),对宋江仗义疏财的描写浪漫想象的成分居多,这都没问题,但要说宋江因为是贪官污吏的对立面,就定是两袖清风的廉吏,这只怕也未见得。列位看官需牢记,水浒世界里的道德观,与今人的现代观念,每每并不相同,就拿以吏胥的身份捞取外快的行径来说,在那个世界里,就并不被视作德行有亏。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十回中,武松被张都监陷害,下入孟州大牢,这时知府已得了贿赂,一心要结果武松,多亏有个“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的叶孔目一力反对,武松才得以保全。这样一个正直的小吏,施恩托人转送他一百两银子,他也照单儿全收了,随后,出豁了武松。叶孔目收了银两又怎样呢?水浒故事的讲述者不还是赋诗称颂了他“西厅孔目心如水”吗?连武松,在重过十字坡对张青、孙二娘追述孟州这场牢狱之灾时,也还称赞叶孔目仗义疏财呢!其实,“仗义”是有的,“疏财”可未必,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叶孔目不是疏而是得了一注横财。
再如第十四回中,来东溪村投奔晁盖的刘唐被都头雷横捉住,晁盖认作外甥,保了下来,随后又送雷横十两银子,雷横略推了推就收了,揣入腰包。这可就怪了,雷横和晁盖是朋友,捉刘唐又不是捉贼捉赃,只是见偌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的蹊跷,便捆了,还吊了小半夜,晁盖既已认作外甥,放人就是,难道误捉了朋友的子侄还要收谢银?要说这种写法仅仅是为了引出下面刘唐追讨银两与雷横厮杀及吴用出场等情节,主要是出于增强故事戏剧性趣味的考虑,那也应有个大致的前提,就是雷横的作法,不会被水浒故事的叙述者视作贪酷无耻,就如同上一个例子中的叶孔目没有被看作口是心非一样。
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就是书中讲武松住进张都监府后,“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都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缎匹等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不在话下。”武松是《水浒》中最着力描画的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的这种行径,在今人看来也不是那么值得称道吧?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却不带半点贬义口吻地毫不避讳地讲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官场通例就是如此,送者,收者,以及讲此故事者,听此故事者,都视为理所当然,不足为怪。
因此,从水浒世界通行的道德观来看,宋江的捞取外快,最好还是不要断其必无,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水浒世界里宋江的大把用银,主要还是出自叙述者的浪漫想象。
黑道攫财
除了宋江,其他好汉的钱财来路,就好解决了。
有诛锄奸恶后的副产品。如鲁智深、史进两条好汉,在瓦罐寺毙了强人崔道成、丘小乙后,转到寺里搜了些金银衣裳,背走上路。这钱来得可以说光明正大。
有做江湖黑道“生意”得来的。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以及他们揭阳岭上的同行催命判官李立,时不时将客商麻翻,打劫钱财,兼做人肉料理。还有水泊梁山,除了明火执杖的打劫客商、杀官攻城以外,山下朱贵的酒店也兼营此项副业。此外,浔阳江上差一点请宋江吃了“馄饨”或“板刀面”的专做“稳善道路”的船火儿张横,也属此类。
有收取流氓保护费敛来的。揭阳镇上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兄弟即属此类,第三十六回中,走江湖使枪棒的好汉病大虫薛永来到揭阳镇地面儿,没有拜穆氏兄弟的山头,就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还差点送了性命。
有利用公门权力榨害来的。如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戴院长,新来的配军须向他纳上常例人情。
有将穆氏道路和戴宗道路二合一的,孟州城安平寨金眼彪施恩便是。施恩及其父牢城管营向安平寨的囚徒榨人情银两自不必说,单说他们开在孟州城外的快活林酒店,施恩如此这般向武松介绍道:
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
这就是施恩的快活林,说是营业场所,还不如说是当地一个黑道总部,施恩把施家军──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分到各店各赌坊里,总不会是让这些亡命徒去发扬风格义务劳动吧?各处赌坊兑坊(即以赌徒为对象的小押当)每朝每日都要纳奉“闲钱”,而且,连过往的妓女,也要先来参见,得到批准,才能在此地讨生活。这一点上,施恩还不及开黑店的菜园子张青。张青尚且时常提醒孙二娘,江湖上的妓女,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才得来些钱物,就不要为难加害了。施恩连这点最起码的恻隐之心也没有,就是靠这种无情的盘剥压榨,“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施恩的父亲老管营却对武松说,他们在快活林做些买卖,“非为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侠气象。”到底是官府吏员讲话,比他的恶霸儿子有水平,但这种鬼话,除了白痴谁会相信?)后来来了更有背景、身手更猛、更大一规格的恶霸蒋门神,一顿拳脚,夺了这块儿地盘儿及黑道买卖。总算施恩够运气,几顿好酒好肉就搬来身手更横的武松,又将蒋门神修理出局,“自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黑道营生更加红火。
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发了最猛一注横财的,还不是施恩,而是大名府的行刑刽子手蔡福、蔡庆兄弟,为了卢俊义的生死,两兄弟吃了原告吃被告,先后收了李固和梁山好汉双方的一千五百两黄金!(当时黄金和白银的兑换率大约为一比十三)虽说这笔钱他们代为上下打点用了一些,但大头总应是归了自己吧?不久,蔡氏兄弟上了梁山,这一注极猛的横财,就此交公了吗?没听说。(附带说一句,水泊梁山并非如人们所想象,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相反,好汉打家劫舍后,是要分金银的,一些被诱裹上山的好汉,如李应和徐宁,他们带上山的家财,大概仍归个人所有。)
总之,梁山好汉上山前的财路,黑道,白道,黄道,林林总总,无奇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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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推磨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好汉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银的故事,是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金银实在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别的不说,没有银子,梁山好汉这群快活的享乐主义者,冲州撞府、闯荡江湖时拿什么来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没有钱,军官出身又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角色的青面兽杨志,在二龙山下的小酒店里吃了饭后就得赖帐,还打翻讨帐的后生,做出这种不漂亮的近于流氓的行径。可见,没有银子,喝酒吃肉的快乐人生就别想。
此外,好汉们要仗义疏财,总得有可疏之财吧?
一旦这些好汉遇到麻烦,吃了官司,就更是片时也离不得金银保命。
先是在官府老爷审案时要上下打点。林冲下了开封府的大牢,他的丈人要拿银两来买上买下;宋江杀惜,亡命江湖,他的父亲要送银给朱仝代为衙门使用;武松斗杀西门庆,投案前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后来在孟州城再度入狱,施恩又为他花了几百两银子。有银子就可以重罪轻判,死罪问成充军发配。
发配上路,要给押送的公人银子。配军亲眷要给,这不必说,要说的是就连路上结识的好汉,往往也要顺手丢给他们些银两。武松过十字坡,张青、孙二娘送了差点被他们做成包子馅的两个公人几两银子;同样,宋江发配江州,路经梁山上山住了一夜,次日启程,山上好汉取一盘金银送与宋江,同时也外送了两公人银子二十两,而就在头一天,刘唐还一度想砍了这两个男女;公人里最狼心狗肺的莫过于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一点被鲁智深杖下毙了,鲁智深护送林冲往沧州的路上,对这厮们非打即骂,但是到了沧州地界,鲁智深临走,也还给了两个狗头几两银子。粗豪如鲁智深,也明白,不怕现官,就怕现管。
到了发配地,更得将银子备好,新一轮的盘剥──牢城差拨、管营的收取常例钱──马上就来。没有钱?那好办,有全国通行的杀威棒,也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土囊、盆吊相候,保证让这榨不出油的贼配军免受牢狱之苦,直接超送上西天净土。有了钱,而且手面如果足够阔,就会满营上下无个不爱,如宋江之到江州,逍遥度日,哪里还象个囚犯?
如果做下弥天大案,死罪难逃,那就去做强盗。但做强盗也得用钱,晁盖等要投梁山王伦入伙,担心不被收纳,吴学究不慌不忙说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到底是智多星晓事,明白有了金银,买个强盗做有何难哉?
做了强盗,遇到麻烦,还得用钱!桃花山的李忠、周通被呼延灼攻打得灶上起火山头难保,急请二龙山鲁智深等相助,开出的条件是:“情愿来纳进奉。”
强盗做腻了,想招安,更要用钱。宋江为招安一事,求高太尉代为美言,钻宿太尉门路,请李师师吹枕边风,哪一路不是金珠财宝铺路?
招安后,平了四寇,个别好汉想归隐,还得带着银子。燕青临行,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大概是要做个照旧能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的阔隐了。
在水浒故事的叙述者眼中,就连义的重要价值,也在于能兑换成利,施恩靠武松的拳脚重霸孟州道快活林后,书中有诗道:
“夺人道路人还夺,义气多时利亦多。”
讲究的不是“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是义要用利来体现,义就等于利,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一条重要信念。
市井人生
如果放开眼光来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重金银的价值观,不只表现在水浒世界里,在较多地体现了市民趣味的好汉题材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里,也是时时可以看到的:
宋代话本《杨温拦路虎传》里,身手不凡的主角好汉杨温,曾流落街头,挨饿受穷,为了回家,不得不向杨员外乞请三贯钱做盘缠;
明代拟话本《史弘肇龙虎风云会》里,郭威、史弘肇想搞几个钱买酒吃,办法是连偷带抢;
明末清初逐渐成型的瓦岗寨故事里,秦琼卖马一段更是道尽了英雄因穷困而落难的心酸;
就连《封神演义》这种神仙题材的故事里,也可以看到,颇有些法术的姜子牙,在一度于朝歌城中讨生活时,是何等的穷困潦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趣味与《水浒》最为接近的《说唐》。《说唐》也是出自说书艺人的底本,其中的“仗义疏财”与“大发横财”同样是浓墨重彩的渲染之处。如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单雄信接济秦琼,是“打一副镏金鞍辔并踏镫,又把三百六十两银子打做数块银板,放在一条缎被内”,另外以“潞绸十匹,白银五十两”送做路费。待秦叔宝老母做寿,各路强盗头子及一些“白道”好汉齐来送礼,仅柴绍一笔就是“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寿诞当日,“厅上摆满寿礼,无非是珠宝、彩缎、金银之类。”
有令人艳羡的财运还不只是秦叔宝。程咬金出道前卖竹扒,饿得前心贴后背,但是一交江湖朋友便立刻发财。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个钱逼死英雄汉。
这就是这些好汉故事背后共同的人生感喟。这些感喟,当主要出于市井中人,因为恰恰是对于他们,货币(而不是土地或官爵)在他们的日常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水浒世界里围绕着金银展开的种种故事,散发着强烈的市井人生的气息。
相形之下,那些主要体现文人情怀理想的文言小说如唐传奇中活跃的侠,则是杀人有之,越货却极鲜见,无他,这些小说中的侠,来去飘忽,神龙见首不见尾,寄托的是文人心中那种一空倚傍纵横六合逍遥天地的不灭的梦想,追求表现的是超逸的精神品格。这些,自然与来自市井的水浒故事大异其趣。
现在,把话题再延伸一下,看看目今风行海内外的新武侠小说,在这一点上,接近于哪一类。其实这也不难回答,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乔峰、令狐冲或者张丹枫、李寻欢等大侠,在锄暴安良或诛杀仇敌后,也象梁山好汉那样,进入室中翻箱倒柜,拣两套好衣服穿了,搜出金银,揣入腰包,这将是何观感?更不要说偷鸡摸狗、开黑店之类。再试想一下,《笑傲江湖》里向问天和令狐冲结拜后,如果向问天为表示兄弟情谊,塞给令狐冲一把银票,那又是何观感?恰恰相反,《天龙八部》里乔峰和段誉结拜时,乔峰明明已看到段誉阮囊羞涩(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结拜前二人拼酒一番后,段誉无钱结帐,一度想用绣金荷包抵押酒资),但也并不见他捧出银子来接济,这就是新武侠小说中大侠们的行事风范。金庸的笔下,只有《射雕英雄传》以及《神雕侠侣》里的江南七怪,有偷窃和赌博行径,气质上与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最为接近,但有趣的是,他们恰恰是市井中人。还有个无赖韦小宝,莫名其妙地成了江湖豪杰的一方领袖,时不时大发横财,同时也好大把撒钱,在后一点上倒是有点儿象宋江,有点儿象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但他也恰恰出身于市井(韦小宝的这些行径,就不会发生在正宗的侠如陈近南身上)。
这样看来,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虽然白话章回体的外在形式近于《水浒传》,但内在的精神旨趣,倒是远承了文人小说中的游侠传统。(新派武侠小说家中,古龙比较注重强调金钱,笔下侠客常常豪阔无比,陆小凤请一朋友帮忙,送了五千两的银票,接下来由叙事者出面说朋友间如此也是天经地义。与金庸、梁羽生比较,古龙的作品也恰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市井趣味。当然,这个话题不是这里能完全扯清楚的,先就此打住。)
除了对金银的态度以外,梁山好汉的整体生活时空也与新派武侠小说笔下虚拟的江湖世界有诸多微妙的差别: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官府(及背后的法)至多是个虚设的乃至可有可无的背景,侠客杀个把人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大开杀戒、屠戮至百计也不会见官府有何响动,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一旦手中有了一条半条人命,就不得不窜入绿林,或在紧张忧惧中极为狼狈地亡命天涯;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客鲜有冻饿之苦,即使个别作品中(如金庸的《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写到了这方面内容,但也多是出于情节上的安排需要,很少意在传达人生艰难的感喟,侠客们多半衣食无忧(古龙笔下的武林势力常常更是莫名其妙地阔得惊人),他们的浪迹江湖,往往意味着一连串浪漫的冒险,意味着富有人生诗意的旅程,是不折不扣的“潇洒走一回”。而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时时讲述的是,好汉们冲州撞府,在路安歇,免不了“睡死人床,吃不滚汤”,宋江去清风山投靠花荣,路经一座高山,天色晚了,心中便要惊慌:“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于打熬,倘或走出一个青虫虎豹来,如何抵挡?却不害了性命?”江湖行旅,何等艰辛!更不必说途中一个个黑店的无比凶险。而一旦走江湖的好汉(如病大虫薛永)得罪了地头蛇(如穆弘、穆春兄弟)──这种事极有可能,就会无处吃饭无处住店还有性命之忧。强悍如鲁智深,上路后两顿饭不吃,也会饿得手脚发软,在瓦官寺外初斗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时,敌不过二人且得夺路逃命。这就是好汉出没于其间并演绎了一段段人生故事的水浒世界,它不比现代新武侠小说中一定程度提纯化了、童话化了的江湖世界,更多地传达出的,是那个时代市井中人或游民深刻而又真实的人生体验,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正是这个熙熙攘攘并且常常是野蛮的世界,使《水浒》迸发出不同凡响的饱含人生真谛的气息。”
第七章 奸雄话题
大分裂
说《水浒》,几百年来说得最热闹的是宋江。
晚明大异端思想家李卓吾,大赞先造反后招安的宋江是忠义之士、英雄楷模;而清初怪才金圣叹,却又把宋江骂得狗血喷头,说他阴险狡诈,是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强盗头子。
到了现代,宋江一忽如坐了升空气球,是农民起义雄才大略的领袖,一忽又被打翻地上,踏上一只脚,成了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皇权的卫道士,赵宋王朝的忠实走狗,鹰犬,刽子手,……,一夜之间身价如从喜马拉雅山主峰狂跌至马里亚纳海沟沟底,一时间,万民声讨,众炮齐发,宋江被架上审判台,遭受批判大凌迟,一下子就成了神人共愤、遗臭万年的一堆狗屎。后来又有人出来说了,不同的《水浒》,里面的宋江也不同,金圣叹评改的七十回本里的宋江,那确实就是放射着万道金光的农民革命的领袖,除此以外,其它有排座次以后受招安、征方腊等情节的《水浒》里的宋江,通统都是坏货,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
一个宋江,几百年来,身价倏而狂涨,倏而暴跌,这个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值得在下和列位看官好好探讨。
那么,为什么几百年来对宋江的毁誉差别如此之大?
其实这也不奇怪,《水浒传》中的宋江确实非常难分说。
还不要说宋江的整个人物形象,就是他的一些局部的具体的作为,也让人很不好解释。比如,随便举一个例子,第四十一回说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后,分五起向梁山进发,宋江、晁盖、戴宗、花荣、李逵先行,路经一处黄门山,只听得一声锣响,三五百喽罗拥出四条好汉,正是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四人,拦住去路,指名要留下宋江。既然几个强人指名叫阵了,这时宋江就该有所反应,而书中的宋江也果然有反应了,只见:
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
真是松得不成体统。不要说武松、鲁智深、阮氏兄弟这些响当当的汉子,就是个寻常喽罗也不该如此脓包。下山拦路的四条好汉,后来在梁山泊中也就是二三流的人物,这边现摆着有花荣的神箭和枪法,再加上李逵这个杀人魔王的两把板斧,晁盖的武艺也应还过得去,对付他们,谅已足够,即使稍有不济,后面还有二十几位好汉将带着一干人马陆续赶到,有何必要跪地哀求做此丑态?再说宋江这扑通一跪,又置晁盖、花荣等跟随在旁相护的朋友于何地?难道这几位名动江湖的朋友,都是些木雕泥塑、吃闲饭的饭桶?(而书中宋江同行的几个朋友,包括沾火星就爆的李逵,在这个过程中,也果真如木雕泥塑,就看着宋江跪下去哀求,不发一言,毫无举动。)
这段叙述就很怪,要说作者这里是存心要在宋江的鼻子上抹一道白粉,似乎没这个道理;要说作者没安这份心,宋江又确实给写成了这副不堪的德行。
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里作者本打算是给宋江镀金的,是想说宋江一人做事一人当(所以用了“挺身出去”一语),也算有种,但行文火候欠佳,一道小菜给烧糊了。
问题就在这里。稍稍细心地翻一遍《水浒》,就不难发现,书中这种因叙事技术处理不当带来的毛病,实在多得是:
一方面,说宋江“于家大孝”,“人皆称他孝义黑三郎”,是地方上的道德模范,一方面,却又见宋江预先让他父亲“告了他忤逆”,脱离父子关系,这还不算,宋江又在老父家中的佛堂下面挖了地窖,这样一来,一旦犯了事,既不至于牵连家里,又有一个藏身所在。这就怪了,列位看官中有哪位朋友听说过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一个老实巴交的孝子会净转这种鬼花肠子?
又如,一方面,把宋江说成天下闻名领袖群雄的豪杰,一方面,又时不时说到他的一些给“好汉”二字抹黑的丢人现眼的举动(如上举的例子);
再如,一方面,说宋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一方面又让大家看到,宋江几次面临宰割时,几乎从不做最起码的挣扎自卫,唯一会做的就是象兔子一样惊惶逃窜或苦苦哀求;
一方面,说晁盖、宋江兄弟情深,一方面又有很多情节,让人疑心宋江大奸巨猾,蓄谋架空晁盖;
……
在这本小书的第一篇“水外线”里,在下就已说过,《水浒传》的作者,并不是象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屈原、李白、杜甫级的伟大作家,他的文学功底其实并不如何高明,书中不那么伟大、不那么高明的笔墨多得是,宋江这号核心人物给描画得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毛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书中种种由于技术处理不当造成的人物形象的分裂,给后人分析评说宋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现在在下要开说宋江,当然也要面对这些麻烦,首先就要解决的是一个阐释立场的问题:如果话说宋江只能以几百年前那个水浒故事的最初编辑者的本意为标准,那么在下其实没多少事可做,只要对列位说一句:“作者是想把宋江写成一个英雄人物,一个正面形象,但没写好,写出了很多毛病。”就可以卷地收摊儿了;但是,如果换一种立场,即干脆不管那个《水浒》最初编辑者的本意如何,就是就《水浒》说《水浒》,将《水浒》当作政治寓言来解读,也许会别有一番发现。这种做法,近于美国学者罗蒂(RICHARD RORTY)所鼓吹的“使用”文本,也未必就不合文学阐释的游戏规则,很多海外学者研究《水浒》的文章,走的都是这个路子,那么在下这里便效颦一回,来个漫说宋江何如?在下姑妄言之,姑妄言之,那么就请列位姑妄听之,姑妄听之,如何?
在下要漫说的第一句便是:宋江是个奸雄,是个比曹操小一号的乱世奸雄。
宋江的声望问题
明代有位托名天都外臣的人物,在为一种版本的《水浒传》做的序中说:
吴军师善运筹,公孙道人明占候,柴王孙广结纳,三妇能擐甲作娘子军,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枭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必非庸众人也。
这话说到了要害所在。水泊梁山,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时迁、白胜之流的鼠窃狗偷,有关胜、呼延灼这样的朝廷名将,有鲁智深、武松一类的老江湖,还有柴进这种金枝玉叶,个个非同等闲,这些人论本事吴用老谋深算,公孙胜呼风唤雨,其他身怀绝技身手不凡之辈也是要多少有多少,有的人即使本事平平,也照样嚣张跋扈,如“天底下老爷只让两个人”的石将军石勇,总之,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但怪就怪在,他们都服宋江。
此中奥妙何在?
要想明白宋江为什么能成事,最好多拿他和其他人做些比较,在可能成为领袖这一点上,与他最可一比的,是晁盖和柴进。另外,宋江后来的副手,卢俊义也可拿来一比。
那就先说晁盖。
长短话晁盖
晁盖的身份,王珏先生在《〈水浒传〉的悬案》一书中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晁盖衣服是富民,实际上是地方黑社会首领。
晁盖身为东溪村里正,薄有家财,再加上如刘唐所说“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说明晁盖暗地里也做些不法勾当,坐地分赃之类只怕也是有的,因此晁盖手面儿虽不能象柴进那么阔,但也足够使他为自己在江湖上赢得了仗义疏财之名。所以刘唐、公孙胜这些流荡江湖的人物,一听说大名府那边有十万贯金珠启程押送东京,马上想到要来东溪村将这套富贵送与晁盖。接下来准备打劫生辰纲,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兄弟等七好汉结盟聚义,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此后,劫案事发,七好汉上山通同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更是长期担任水泊梁山大寨主。
但名义上的山寨寨主、一把手,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好汉领袖。实际上,等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将宋江迎上山后,大寨的权力中心便开始悄悄转移,山寨上贯彻的完全是宋江的权力意志。
那么为什么会是如此,这就要从晁盖的为人长短说起。
先说晁盖这人的长处。
头一条,就是他作为江湖老大,为人重义。尤其是对宋江,江州劫法场之役,晁盖亲自带队,梁山泊头领几乎倾巢出动,远征江州,真是不惜血本;宋江上山后,回郓城迎取老父,晁盖先派戴宗下山打探,再亲自带六个头领来接应,闻听宋江有危险,便教戴宗上山传令,只留下吴用等几个头领守山,其余共三十余个头领,既包括花荣、秦明这样的军官,也包括萧让、金大坚这种其实并不以武技见长的书生型的好汉,都全部出动,再一次不惜血本来迎宋江,这份义气,真是无可挑剔。
除此以外,这里要说的是,晁盖还有超出一般江湖义气的特有的温厚。
有两个典型事例。
一是救白胜。若拿后世武侠小说的标准,白胜做好汉,根本不合格,首先没听说白胜有什么超凡的武艺,只是一个“闲汉”、“赌客”,其次,公人从白胜家中搜出赃物,白胜吓得“面如土色”,被拿后,终于熬不过拷打,招认了曾伙同晁盖打劫,在义气上,不能说没有欠缺。但晁盖这个江湖老大并不计较,做了梁山寨主,却还惦着当初合伙做事的这个小角色:“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吴用也果然遵命设法救了白胜上山。
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宋江对唐牛儿的态度。第二十一回,宋江怒杀阎婆惜,被阎婆骗到县里扭住,全靠卖糟腌的唐牛儿,拆开阎婆的手,宋江才得以逃脱。于是唐牛儿便替宋江顶了缸,被捉拿,被拷打,被刺配,此后却没听说仗义疏财、江湖人称颂不已的宋江设法解救唐牛儿,让这个为自己担了多少委屈的小人物,也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地享享福。也许是因唐牛儿只是个卖糟腌的,不够好汉级别,没有营救价值?还是因事关宋江杀惜这个有桃色背景的血案?血案的背后,有宋江被同僚带绿帽的丑闻,这样的事,在厌烦女色的众好汉眼里,尤为不体面,大家不提不想最好,没必要还特地救了唐牛儿上山,让他到山上多口,有损领袖形象。
另一个能说明晁盖温厚的事例是,第二十回中,林冲火并了王伦,晁盖做了梁山寨主,又大败来征讨的官军后,众头领正饮宴庆贺时,忽有喽罗来报,有数十客商山下经过,于是三阮、刘唐下山去打劫,这时,晁盖特为叮嘱道:“只可善取金帛财物,且不可伤害客商性命。”打劫成功,小喽罗上山报喜,晁盖又问:“不曾杀人么?”喽罗回报不曾,晁盖便“大喜”,说道:“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虽说打劫客商,和后来梁山屡屡标榜的只杀贪官不劫客商并不一致,但晁盖对此再三动问,可见晁盖是真心不想伤害客商性命。这很难得,不要忘了,第五回中,桃花山的李忠、周通劫杀客商,“有那走得迟的,尽被搠死七八个”,毫不手软。第十一回中,为人正直的林冲,为了在梁山容身,也一度下山,准备劫杀行人做“投名状”,一个为杨志挑担的庄客,就差点成了林冲刀下的冤魂。
但是温厚可以看作常人的美德,却是政治人物的短处,政治讲究的是脸厚心黑,必得如宋江那样为达目的不惜心狠手辣(如为拉秦明下水,将青州城外一村百姓尽数屠灭),方能成气候。
更何况晁盖的为人,还有明显的几短,一是行事有些婆婆妈妈,不够果决,二是幼稚,再有就是粗心大意。
第一点最典型的事例,是生辰纲事发,宋江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通风报信后晁盖的表现。晁盖从得到消息,到官军来搜捕,当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何观察带着公文来到郓城县时,是“巳牌时分”,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宋江从何观察那里得到消息,飞马报信,“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宋江报信后回返,禀报县令后又提议:“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捉。”所以待到朱仝、雷横到尉司点了马步弓手及一百士兵,再向东溪村进发,到村里观音庵时,“已是一更天气”,约为晚八点左右了。朱、雷二人都是晁盖的朋友,他们消极怠工,带人磨磨蹭蹭走到晁家庄时,按情理,晁盖一伙早该一道烟走得无影无踪才对,可书中却道:
“朱仝那时到庄后时,兀自晁盖收拾未了。”
行事如此效率,未免可叹。晁盖得信后,已经让吴用、刘唐带着五六个庄客,将生辰纲打劫来的金珠宝贝挑走,投奔阮氏兄弟,剩下的家财,再多也有限得紧,──晁盖不过是小小的里正,豪富不到哪去。可是从中午到入夜,大半日过去,官军来时,晁盖竟还在收拾,如果不是朱仝义气,设法私放了他们,真不知还能不能有后面轰轰烈烈的梁山故事。
晁盖的另一弱点是幼稚,晁盖能坐了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完全是吴用推动的结果,自己全无主张。生辰纲事发,宋江报知官府将要来擒捉后:
晁盖问吴用道:“我们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
吴学究道:“兄长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晁盖道:“却才宋押司也教我们走为上计,却是走那里去好?”
吴用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径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今急遣一人,先与他弟兄说知。”
晁盖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
吴用道:“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
晁盖道:“这一论极是上策,只恐怕他们不肯收留我们。”
吴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
晁数问,吴数答,活画出晁盖的无谋和吴用的老谋深算。事发后晁盖问“事在危急怎地解救”,莫不是说晁盖当初领头做下这桩弥天大案后,却从来没考虑过退路?吴用先说出到石碣村三阮家中,晁盖却还不明白,担心打鱼人家如何安得许多人,吴用只好明确地说出,准备上梁山入伙做强盗,晁盖又担心山上不肯收留,吴用只得再点明献些金银便可入伙。
上了山,王伦面儿上奏起山寨鼓乐杀牛宰羊酒肉相待,心里却存了武大郎开店的想头,晁盖却毫无察觉,早已给哄得迷迷糊糊,感恩戴德,一味高兴,幸得吴用老于江湖世事洞明,早瞧出王伦肚里那两根儿弯弯肠儿,也看出林冲的不平,设计火并了王伦,晁盖才在血泊之中被拥上寨主之位。
再说晁盖的粗疏。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生辰纲劫案之所以被官府勘破,一个叫何清的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何清是负责缉捕此案案犯的巡检何涛的弟弟,据他自己讲,他曾跟一个赌汉去投奔过晁盖,正是赌棍、闲汉一流人物。这赌棍凑了一班难兄难弟到城门外十五里安乐村王家客店内碎赌,兼帮店小二抄写歇宿客商登记文簿,一日正赶上晁盖一行七人来歇宿,何清写着文簿,问“客人高姓”,“一个三髭须白净面皮的”(大概是吴用)抢将过来,答说“我等姓李”,何清心疑,此事遂成为案件最终被勘破的突破口。
按:此事首先是吴用难辞其咎,一行人上路作案,便当早早预先分派身份,哪能临登记时才含糊地说一声“我等姓李”?一行七人形貌各异,怎么可能都姓李?这种低水平的谎话却来骗谁?其次,何清曾投奔过晁盖,晁盖便当识得何清,急思应变之策,然而晁盖居然对何全无印象。这种事想来不会发生在宋江身上,宋江待人,往往屈己结纳,必使每个投奔他的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以他的精细和用心,当不会如晁盖这般居然会和投奔过他的人相逢对面不相识吧?
如此说来,晁盖做为江湖中人,为人宽洪,疏财仗义,是个够格的好汉,但做为一个政治人物,却全然不合格,后来他的被宋江架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
柴进的素质
再说柴进。
柴进一开始几乎和宋江齐名,用流荡江湖的赌徒石将军石勇的话来说就是:“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这两个人,一个是宋江,一个是柴进。
不要小看柴进的江湖名声,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这是从古到今并无二致的。
除了名声,柴进与宋江比,更有许多其它优势或优点。
首先是血统高贵。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子孙,地道的凤子龙孙金枝玉叶,身上有帝王血统,这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小觑的政治资本;
其次,柴进家底雄厚。一个人要想在江湖上博得仗义疏财之名,不是光有良好的愿望就行的,必须随时都能有大捧白亮亮的银子拿出来,以柴进的身世、地位、家业(书中前后写到了他有东、西两处大庄园),他想仗义疏财,无疑比晁盖、宋江更有条件;
再次,论个人的仪表风度教养,柴进当在宋江之上。梁山排座次后,宋江、柴进、燕青等人元夜入东京去钻李师师的门路,这宋江土头巴脑,哄起江湖好汉虽是一套又一套,但到了这种高级风月场所却难免捉襟见肘,“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三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所谓梁山泊手段大概是指猜拳呼喝之类的粗相、野相吧?虽说一个人是不是英雄好汉用不着靠获得高级妓女的赏识来证明,但仅此一事也可证,在下说柴进仪表教养风度当在宋江之上,并非无根之谈;
第四,论武艺。从第九回洪教头的口中可知,“大官人好习枪棒”,但柴进的武艺究竟如何,因书中从无柴进与人对阵的镜头,也不得而知。从情理上推想,大概不会甚高,但同样从情理上推想,至少不会比面临宰割时只知哀恳求饶的宋江差吧?
第五,从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的情节来看,柴进自有其非同小可的一面。柴进与燕青在东京城的酒楼上饮酒,只是偶然见到有班直(宋代御前当值的禁卫军)人等出入宫廷,便能计谋立生,设计混入宫中,转到宋徽宗的御书房,割下屏风上“山东宋江”四字安然而出,这份过人之胆加上超凡之智,在梁山大寨一百单八将中也不见得还能有第二个人物吧?
因此从个人条件来看,无论是血统、家底、风度还是胆识,柴进都比宋江强,而前面又说过,他在江湖上的名望并不输于宋江,那么最后为什么是宋江而不是他柴进成了水泊梁山大寨主?勘破这一层谜,也就勘破了宋江之谜的部分关键所在。
答案,其实就在书中。
柴家庄园的一幕
请列位看官同看一下第二十二、二十三回。
第二十二回中说道,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官司投奔到横海郡柴进庄园,柴进设宴款待,饮至傍晚时分,宋江起身去净手,不料下面却风云俄起:
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趄了,只顾踏去。那廊下有一个大汉,因害疟疾,当不住那寒冷,把一锨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脸,只顾踏将去,正跐在火锨柄上,把那火锨里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那汉吃了一惊,惊出一身汗来。那汉气将起来,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消遣我?”宋江也吃一惊。
正分说不得,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汉道:“‘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却待要打宋江,那庄客撇了灯笼,便向前来劝。正劝不开,只见两三碗灯笼飞也似来。柴大官人亲赶到说:“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这里闹?”
那庄客便把跐了火锨的事说一遍。柴进笑道:“大汉你不认得这位奢遮(奢遮:了不起,出色)的押司么?”那汉道:“奢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郓城宋押司少些儿!”柴进大笑道:“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那汉道:“我虽不曾认的,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问道:“如何见的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那汉道:“却才说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去投奔他。”柴进道:“你要见他么?”那汉道:“我可知要见他哩!”柴进道:“大汉,远便十万八千里,近便只在目前。”柴进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时雨宋公明。”那汉道:“真个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汉定睛看了看,纳头便拜,说道:“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宋江道:“何故如此错爱?”那汉道:“却才甚是无礼,万望恕罪,有眼不识泰山!”跪在地下,那里肯起来。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
柴进指着那汉,说出他姓名,叫甚讳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正是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毕竟柴大官人说出那汉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无需下回分解,在下这便告诉大家,这“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的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水浒世界里天神般的第一好汉武松!明白了这一节,也就明白了,上面不惮其烦所引述的这段,乍一看,也不见十分精彩,但它实际上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信息。
豪侠磊落的武松在水浒世界里如此出场,是一般人始料不及的:同一个柴家庄园,一面是尊客新到,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一面却是害了疟疾的武松,因挡不住夜寒,凄凉冷落地一人于廊下烤火,真是咫尺之隔,荣枯肥瘠,相去何啻霄壤。那么武松因何会落到这般田地?书中下面交代说:
“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
武二郎在水浒世界里是何等英雄的人物,却“相待得慢了”,柴进之不能识人,令人不胜浩叹。虽说此事也有武松的不是之处,但好酒使性,草莽人物本就难免,柴进本当明白这一节,有所优容才是,奈何却听庄客搬口?
柴进对武松相待得慢,与此相形对照的却是一味与沧州牢城营的管营、差拨“交厚”,与白衣秀士王伦“交厚”。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发配,投柴进庄歇宿后,临行,柴进道:“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第九回)那么与柴进“交厚”的管营、差拨是如何看觑林冲的?设计火烧草料场,差拨且亲自点火,此便是二人的“看觑”了;风雪山神庙后,林冲再过柴进庄园,柴进又推荐林冲去投王伦:“(梁山)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第十一回)结果与柴进“交厚”的王伦又是如何相待林冲的?这无须在下饶舌了。差拨固是小人,王伦亦是自己量窄,但柴进无识人之明却也是不必再说的了,所谓“交厚”云云不过如此,真真可叹且复可笑。
所以回过头再看上面宋江、武松初会的一段,字里行间的潜台词真可说无比丰富。
柴进款待宋江,无限殷勤,无比荣宠,却早把沉疴在身的武松忘在了爪哇国。宋江起身去净手,误踏武松烤火的火锨柄,武松惊怒,要打宋江,庄客过来喝叫:“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庄客只是随口一喝,却不知这“最相待”三个字,最是深深地刺伤了武松的自尊,更激起他心中久郁的冷落不平:“‘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心中愈怒,愈要动手打,愈是偏要给柴进下不来台,愈是要打柴进这“最相待”的客官。
柴进赶来了,对武松道:“大汉,你不认的这位奢遮的押司?”“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称呼里连姓名都没有,只一味叫几声“大汉”,武松在柴进心中的斤两是可想而知的了。(而后面宋江和武松识面后,称武松却是一口一个“二郎”)当柴进问武松为何要投奔宋江时,武松道:“他便是真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这话更是直通通、硬邦邦、冷飕飕,当面让柴进下不来台,但这也实在是心性高傲的武松所受委屈太过所致。
当柴进指点,宋江报名后,只见“那汉定睛看了看,纳头便拜,说道:‘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武松定睛看到的是什么呢,使他认定了眼前的这位便是日思夜想的宋江,便决然下拜?书中没说,但是可以推想而知,那就是宋江谦冲、诚恳的微笑的面容,使武松骤感温暖,一霎时无限委屈、无限心酸涌上心头,最后却都化作一句:“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
这夜宋江拉上武松同坐一席饮酒,“酒罢,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
“过了数日,宋江将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柴进知道,那里肯要他坏钱,自取出一箱缎匹绸绢,门下自有针工,便教做三日的称体衣裳。”柴进此时如此作为,却是为时已晚,人情都已被宋江做了。
此后,宋江每日都带武松一处饮酒相陪,如温厚的兄长般熨贴武松那受伤的自尊,武松便不再使酒任性。
接下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探望哥哥,向柴进辞行。柴进赠了金银,置酒送行。饮毕,武松启程,这时:
宋江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出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宋清两个送武松。待他辞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暂别了便来。”
按说,宋江与武松一样,也是客,他陪主人柴进一同送客则可,却并没有主人回返后他再送一程的道理,但粗枝大叶的柴进却什么也没想,自己回去了。接下来:
三个离了柴进东庄,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别道:“尊兄远了,请回。柴大官人必然专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几步。”路上说些闲话,不觉又过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几步。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钟了作别。”三个来到酒店里,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横头坐定。便叫酒保打酒来,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都搬来摆在桌子上。三人饮了几杯,看看红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纳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那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缠袋里。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武松拿了哨棒,三个出酒店前来作别。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
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
读到“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一句,在下怅怅不已。正如读到《三国》中的一段,即曹操得知关羽终于离开他走了,启程去寻访刘备时,只道了声“云长去矣”,多少无奈,多少恋恋,多少惆怅,尽在这四字之中,每次读到这里,心中总要怅然感动良久。不要怪奸雄心术,如此殷殷相送,放在谁身上不会深受感动?何况武松这样身受其惠的直性汉子?由“尊兄远了,请回”“尊兄不必远送”到“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由“尊兄”而“哥哥”,在“哥哥”二字叫出口的那一刻起,武二郎心中便认定了眼前这位将是他永志不忘、生死以之的好大哥,今后为他赴汤蹈火、肝脑涂地那也是甘之如饴了!不要小瞧这几笔,这是真正深写人心、意蕴无限丰富的几笔,这是文学的真功夫。
武松与宋江相处的短短的几天,得宋江相待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真足以铭心刻骨。而列位看官不要忘了,这仅仅是书中写明了的一幕,宋江杀惜之前在郓城县是如何相待投奔他的好汉的,由此便可推想而知了,那些曾得他如此尽心相待的汉子奔走江湖时,又怎能不替他四海传扬?这样一个及时雨名动江湖谁曰不宜?
那么柴进呢?柴进可以和林冲这种上层出身的好汉声气相投,却并不真正懂得草莽英雄,很难真正得到他们的心,在这种地方,确实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来说,这是他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这样的人因为还肯接济江湖亡命,故而可能成为强人集团中比较受尊敬的角色(事实也是如此),但却注定成为不了强人真正的领袖。正如看了《三国》中“温酒斩华雄”前后众诸侯的表现便可以断言天下是曹操的了,而不会是袁绍的,同样,看了上面柴家庄园内外那几幕后,就一样可以说,水泊梁山的天下,绝不会是柴进的,而只能是宋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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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卢俊义
再说宋江的副手卢俊义。
金圣叹评卢俊义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这话说得颇有道理,卢俊义在梁山的权力中心中,的确空有一个庞然大物的架子而毫无影响力。
卢俊义生擒史文恭后,宋江在众好汉面前表示要请卢来做寨主,并陈述自己有三不及卢:“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
宋江所说大体符合事实。若论个人相貌、出身、武艺,宋江的确都不如卢俊义,尤其是卢俊义的武艺,即使在好手如云的梁山大寨中,也绝对够得上一流水准。
但卢俊义却绝对做不了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宋江说卢俊义“力敌万人”,这没问题,但接下来所说的“通今博古”就很难说了,一个通今博古的人会被吴用骗题藏头反诗这等小儿科的鬼把戏哄得团团转?吴用拉卢俊义下水那点计谋,根本就骗不过燕青,简直可称拙劣,但卢俊义却乖乖上套,让人怀疑他的智商大有问题。
至于宋江说卢俊义“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就更不着边际。须知一个人的江湖声望并不纯以武力获得,若论武艺,曾头市的史文恭在与后来位列梁山五虎上将的霹雳火秦明对阵时仅二十余合就将对手刺下马来,这是何等身手,大名府梁中书手下的大刀闻达、天王李成也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却没听说他们有什么江湖威望,恰恰相反,宋江、柴进武艺平平,却名动江湖,可见要想“天下谁不望风而服”,重要的并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急人之困仗义疏财,而书中恰恰没说卢俊义具备这方面的品质,故而卢俊义在江湖中的声望,不但比不了宋江、柴进及已故的晁盖,只怕连原李家庄庄主扑天雕李应都及不上。因此他上了梁山后,除了燕青这一忠仆外,可说毫无人心基础,绝对不足与宋江抗衡。但他各方面条件又确实都不错,又无个人班底,这种人,正是理想的副手人选。
地窖之门
现在终于可以回过头来说宋江。
宋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对王法的态度、对落草的态度乃至他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充满了矛盾。
宋江,人称孝义黑三郎。这“孝义黑三郎”五个字不可等闲放过,宋江矛盾人生的密码其实尽已揭橥于五字之中。
关键就在孝、义二字。
孝是一种垂直的伦理,它注重的是秩序、服从,它的性格是保守的,由孝放大出来,就是忠;
义是一种横向的伦理,它追求的是放纵、自由、热血担当,它的性格是开放的,由义推衍开来,就是侠;
宋江的人格理想,无疑是孝、义两全,但可惜的是这两者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统一于一体。在生活的常态也许能够,一旦出现了变态,很可能便是孝、义不能两全,依违摇摆于两者之间,因此人格里潜藏的矛盾就已预注了宋江独特的人生轨迹。
此外,不应忽视宋江官府下层小吏的身份。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严定官与吏的界限,且重官轻吏。在唐之前,州郡藩镇等地方长官可以自己组建一套行政班子,聘来的办事吏员随官而走,可以随时转官,爬入上层社会。到了唐代,官和吏界限渐严,但吏也还有转官的机会。而到了宋代,则限定官、吏不得相越,一旦投身作吏,便意味着终身沉沦吏流,象宋江这样的押司,无论你再有本事,就准备终生献身于押司事业吧,永远也别指望青云直上,进入主流社会,一展鸿图。这也就难怪“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宋江一腔沉沦不平之气。宋江无疑是自视甚高的,他的胸中有特殊的抱负,自幼所受经史的教化,使他渴望青史留名,但机会却似乎永远将他摒于大门之外了。
宋江是不甘于僵化琐碎而没有激情、诗意、冒险的吏员生涯的,他广为接纳江湖好汉,其用意并非如晁盖那般坐地分赃,也非如柴进那般作为乏味的贵族人生的点缀,在自幼曾攻经史的他的心中,也许时时浮现的是在春秋战国那个多姿多彩的时代际会而起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四公子的身影。他有特殊的抱负,对自己心中躁动、危险的质素也有清醒的认知,故此他对自己终有一日会逸出常态的人生轨迹似有一种特殊的预感,于是他让老父事先告了他忤逆将他出籍,于是他在宋家庄园的佛堂下面挖了地窖。
住宅往往就是一个人人格的外化。
宋家庄园地表之上的田宅,隐喻着宋江心灵的表层,一个安分守法的良民富户,而佛堂下的地窖,那座隐秘的黑暗的地窖,则正隐喻着宋江内心深底的潜意识层,代表着一个江湖强人之梦,蕴藏了一个未来的梁山泊。
宋江杀惜后,踏上亡命之旅,是为其江湖生涯开端。但此时他依然依违于孝义两者之间,且主要摆向孝之一极,无论是投奔柴家庄,还是孔家庄,清风寨,都还只是消极的逃避,投奔对象都是良民。
但料想不到的是于清风寨却被刘高陷害,自己的一念之仁换得的却是恩将仇报、险些丧命。生死攸关之后,忠孝一念淡出,宋江初次决意为强人。于是一时温文尔雅尽去,为拉秦明入伙,竟下令于青州城外屠灭一村,而后又有效地组织起一行人等向梁山开进。秦明担心没人引进梁山未必肯收留,“宋江大笑,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直说到‘刘唐寄书,将金子谢我,因此上杀了阎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听了大喜道:‘恁地,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迟,可以收拾起快去。’”宋江这一阵大笑及自伐其功,正是强人作态。
但宋江初上强人之路却很快戛然中止。石勇带来老父亡故的家信,孝之一念,及自幼诗书教育造就的超我,使他瞿然而醒,不再肯带人上山,自己回入了人生的常轨,接受发配江州的命运。
然而,宋江江州发配的途中,一路所见所历的却全是各色强徒莫不闻名而拜,使他对自己的江湖魅力有了更进一步的深深确认。自信愈增,随后自然便是更为抑郁不平。于是,一日于浔阳楼上,独自闷饮至醉,酩酊之下,表层意识的监控退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得以狰狞地探出头来,驱使他在酒楼的壁上书下了几句反诗: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他年若得报冤仇?向谁报仇?向阎婆?阎婆已死,向张文远?张文远不在江州,为什么要血染浔阳江口?这不是无根之谈么?非也,宋江的报冤仇,是向命运!是向使他不能出人头地屡遭坎坷的命运报冤仇,是要恣肆地伸展自己的生命意志!
但是题反诗给他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即使是坐在粪便里装疯卖傻,受尽精神上的凌辱,仍难逃一死。
然而幸运再次垂顾于他,晁盖带着梁山人马来了,李逵从楼上跳下来了,江州结识的朋友也来了,宋江被救出来了!
鬼门关前再度转了一回,他心灵中那座地窖之门终于被彻底打开了!从此,宋江阴郁的生命意志终将在天地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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