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典兵学思想具有重实战不重玄谈、尚智术不尚武力的鲜明特色。这一特色在春秋战国时代发展成熟，并由《孙子兵法》总其大成。三国时代的兵家多对《孙子兵法》给予高度重视，曹操整理审定了流传至今的兵法13篇版本并为其作注，诸葛亮也说：“孙子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1）P984兵法所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他们的军事生涯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明代的《三国演义》虽在史实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处理，但所述战例的成败经验，仍可与兵法所论的军事学原理互为表里、彼此印证。因此，《三国演义》历来被视为充分体现中国古典兵法思想的战略学、战术学活教材。本文旨在探索《兵法》与《演义》在军事战略战术原则方面的内在联系，论述《孙子兵法》战略战术原则在实战中的运用。
一、强调庙算在先的战略运筹思想
孙子认为，统帅必须周密地研究和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认真地实行谋划，才能判明自身的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孙子谈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2）P115并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道”（道义）、“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五个要素。对这些要素比较清楚了，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
郭嘉为曹操分析袁曹短长的十胜十败之说，是《演义》中对上述思想加以活用的最典型范例。郭嘉从道（体制）、义（道义）、治（管理方式）、度（用人尺度）、谋（决策能力）、德（性格个性）、仁（上下级关系）、明（判断力）、文（军纪）、武（军略）十个方面综合分析了曹胜袁败的必然性。不难看出，郭嘉认为曹操集团的主要优势在于道（道义）、将（决策能力、性格个性、上下级关系、判断力、军略）、法（体制、管理方式、用人尺度、军纪）三个方面。袁绍“以逆动”、不思匡扶汉室而拥兵自重，曹操则是“以顺率”（3）P95，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名正言顺，具有道义上的号召力；袁绍决策不明、好谋无断、昧于下情、爱慕虚荣，曹操从谏如流、行事果断、体恤下属、用兵如神，作为主将，自身素质高于对手；袁绍讲究名门望族的排场，以虚名取士、管理松弛、军纪混乱，曹操务实不务虚、任人唯贤、讲求效率、纪律严明，在统制力和管理效能上胜出一筹。有了这三个优势，假以天时地利，必然能够取胜。
孙子在总结战争胜败条件时极为重视人的因素，也提及兵力对比在战争中对双方决策行动的制约作用（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2）P121，但强调“庙算”中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双方指战员的军纪、士气、训练程度以及谋略水平等决策管理层面的因素（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2）P111），并不将单纯的兵力优势视为胜负的先决条件。从袁曹官渡之战，到三国时期乃至中国古代的一系列经典战役，多为以少胜多之战，应当说与孙子所主张的小可敌大，寡可击众这一思想有着直接联系。
二、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的因敌制胜思想
孙子反对上古时代战争千篇一律的军阵部署，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P136。孙子的这一认识符合朴素的辩证法规律，因敌制变思想也历来被视为指导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则。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平定辽东之战是三国时期唯一一次跨越半个中国的长途远征。此战行程4000余里，历时一年有余，尽管在《演义》中着墨不多，但充分体现了司马懿对战争的出色阅读能力和对兵法的灵活运用。
面对数量上的劣势（己方4万对敌方15万），敌我士气和疲劳度上的差距（己方长途行军数千里，敌方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司马懿认识到强攻不是上策，相持更是正中敌方下怀，因为正如敌将所说：“昔司马懿与蜀兵相拒，坚守渭南，孔明竟卒于军中。今日正与此理相同。”（3）P542于是，司马懿采取集中解决主要矛盾，暂时忽视次要矛盾的策略，直取敌人老巢襄平。这一围城打援的战略，在千余年后几乎发生于同一地点的辽沈战役中得到了极为相似的运用。为此，司马懿也认识到此战胜负的关键全赖粮草能否得到按时接济，为了便于得到自辽河水路顺流而下运送的粮草，并保证粮道不被切断，他不惜进一步牺牲本来就不高的士气，违背兵家常理屯兵于积水中。非对战场全局作出透彻判断者，是不敢行此险招的。
同时，司马懿将“敌虽众，可使无斗”（2）P134这一兵法命题活用到战场上，遵循“围师遗阙”的原则，“令南寨人马暂退二十里，纵城内军民出城樵采柴薪，牧放牛马”。陈群问他：“前太尉攻上庸之时，兵分八路，八日赶至城下，遂生擒孟达而成大功；今带甲四万，数千里而来，不令攻打城池，却使久居泥泞之中，又纵贼众樵牧。某实不知太尉是何主意？”司马懿的答复是：“昔孟达粮多兵少，我粮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战，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胜。今辽兵多，我兵少，贼饥我饱，何必力攻？正当任彼自走，然后乘机击之。我今放开一条路，不绝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3）P542这段对话，正是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最佳阐释，能够在条件貌似相近的战场环境下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相似性中的特殊性，才称得上用兵如神。
同样，依据“置之死地而后生”（2）P162这一兵法中的著名论断，历来不乏有背水一战大获成功的智勇之将，但也常有无视战场环境，生搬硬套兵法而致败的战例。《演义》中描写了三场主帅刻意将士卒“置之死地”的恶战，分别是第71回的曹刘汉水之战，第95回的街亭之战和第110回的魏蜀洮水之战，但只有姜维指挥的洮水之战称得上成功，其余两战都以失利告终。巧合的是，这两场战役的主将都是由于不听从副将王平的谏阻而导致失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用，历来论述颇多。事实上，王平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昔韩信料敌人无谋，故用此计，今将军（徐晃）能料赵云、黄忠之意乎？”（3）P363也就是说，敢于将士卒“置之死地”的指挥官，必须对战场形势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有着相当精确的判断，如果这种可能性相当单一，敌我双方都是处于相对狭小的战场空间内，“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俱无其他选择，这种条件下才可以也必须背水一战；如果战局存在着多种发展可能性，无法判明敌方意图，或敌方控制较大战场空间，进可攻退可守，这时就不宜轻入死地，将战场的主动权让给敌方。离开了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理解，越是机械地套用兵法原则，就越是背离兵法的本意。
三、重视以奇用兵的正合奇胜思想
在战争的决胜论方面，孙子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2）P128的命题，历来兵家大多认为：“正”意味着至少足以与敌方相持的军事实力，是取胜的基础，“奇”意味着在实力基础上的谋略变通，是决胜的关键。二者在实战中的辩证关系或可如曾国藩所论“凡为战者，总要有呆兵，有活兵，缺了一个，终是不行的”（4）P893。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棋逢对手的相持战比比皆是，由此也使奇兵往往成为制胜的重要因素。
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利用姜维畏惧谗言、屯田避祸之机，分兵三路伐蜀，按照预先制定的战略计划，魏军以钟会一路10余万人马为主力，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取汉中。诸葛绪督3万余人自祁山出武街桥头，断绝姜维归路；邓艾督3万余人自狄道出甘松、沓中，实际上只发挥牵制姜维的作用。这一战略布置由于缺乏“奇兵”，起初并未完全收到效果，尽管魏军主力进展顺利，夺取汉中，但姜维在归路被断的情况下以声东击西之策诈取诸葛绪所守的雍州，利用后者奔波往返之机将其击溃，先于钟会抵达了汉中至成都的战略要地剑阁。在战场主动权即将易手的关键时刻，邓艾以轻兵偷渡被认为不可逾越的阴平天险，绕过剑阁直取成都，结束了魏蜀对峙数十年的局面。
单纯从战术的角度看，邓艾的成功是一次军事冒险的结果，并不具备取胜的必然性。但就整场战役而论，它完全符合“正合奇胜”的原则，冒险的成功是以剑阁正面战场魏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为前提的，否则蜀军完全可以放弃剑阁回师救援。但如不以奇兵取胜，此战极有可能形成蜀军据险固守的相持局面，以姜维之智，利用钟会、邓艾两人的矛盾将其各个击破也并非不可能。
善于利用地形地貌是施展奇兵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在《孙子兵法》中一再被论及。例如《地形篇》中谈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2）P152按照孙子提出的六种地形分类，阴平天险一旦通过即无路可退，明显可归入上述的“挂形”，必须在敌人无备的前提下果断出击，这种地形才有利用的价值。事实证明，邓艾对地形的把握和对敌情的判断都是完全正确的，蜀军在阴平要路原有1000兵力驻守，但自从诸葛亮死后就废弛已久，只剩空营。把守当路要隘江油城的守将马邈也是玩忽职守、贪生怕死之徒。史载邓艾少时为军吏，闲暇时“常留心于地理，动辄指画山川险要，曰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积粮”（1）P775，邓艾在《演义》中的军事胜利，几乎都是与他“明察地理”这一长处分不开的。
四、集中优势兵力的积极防御思想
在如何组织防御的问题上，孙子主张集中优势兵力的积极防御思想：“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2）P133
诸葛亮“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外交原则，是积极防御思想在战略层面的具体运用。刘备集团夺取益州之后，实现了《隆中对》所构想的战略布局，但诸葛亮此时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战略布局存在着“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5）P106的弊端。他认为，如果吴魏两处一起发兵来取荆州，势必要“分兵拒之”，这样的话荆州就危险了。因此告诫关羽务必维持同东吴的统一战线，以减轻荆州战线的压力。后来的形势发展，仍然不幸被诸葛亮所言中。
蜀国在三国中国力最为弱小，又处在其他两国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包围之中，吴蜀联盟破裂之后，蜀国一时面临着四面受敌的局面，蜀汉建兴元年（224年），魏国用司马懿之计，发动本国人马并策动东吴、南蛮、西羌、上庸孟达等5路兵分从东、南、西、北、东北等5个方向攻蜀，在危局之中，诸葛亮始终将蜀魏矛盾视为主要矛盾，同时明察战场虚实，认定只有出阳平关的曹真一路才是主要对手，故此将主要兵力集中于汉中，坚守关隘，并不出战。对于很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的南蛮和西羌两路，只以少数兵力布作疑兵，每日轮番出入掩人耳目，这样的布置完全是针对对手惟凭勇力、谋略素养不成熟的特点做出的，对于东吴和上庸孟达两路，诸葛亮则看到他们与曹魏统治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认识到与之化敌为友，寻求合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采取遣使修书的外交攻势，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佳效果。
五、以心理战为主要内容的设间用间思想
孙子将间谍战、心理战视为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专门加以论述和分类如下：“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2）P169
上述5种用间方式无一不被广泛应用于《演义》描写的军事斗争中。概括地说，“乡间”就是利用敌国民众传播假消息、假情报。诸葛亮初出祁山时用马谡之计，广泛在魏国民间散布司马懿将反的谣言，几乎使魏主对司马懿失去信任，即为一例。“内间”就是收买敌方高层官员，使之成为内奸，散布对己方有利的言论。蜀国后期的中常侍黄皓曾私下接受魏国贿赂，长期扮演这种第五纵队式的角色，谗言惑主，使刘禅做出中止北伐的决定，给敌人以进兵之机。“反间”就是如孙子所说的“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2）P169，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具体如何“因而利之”则因事而异。曹操曾派蔡瑁之弟蔡中、蔡和以投降为名，到周瑜军中充当内应。但二蔡不带家眷，立即被周瑜识破。周瑜将计就计，盛情接待二蔡，赏以重金，使二人全不起疑。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也曾识破敌将郑文的诈降诡计，郑文只得顺从诸葛亮的要求，向司马懿传递孔明已中计的假情报，骗其前来劫寨，险些被擒。“死间”究竟何指，历来颇多争议，但大都认为其实施环节包括先制造敌人可能感兴趣的假消息，而后故作不慎地将其透露给敌人，使敌人误以为探得重大军事情报而一时利令智昏，做出错误判断。周瑜赚蒋干盗书的过程，大体符合“死间”的实施步骤，先故意让蒋看到书信，使之对蔡瑁、张允二人产生怀疑，此即“为诳事于外”，而后安排部将在帐外密报“江北有人到此”的消息，强化蒋干的疑心，使蒋干认为二人的阴谋正在进行中，终于迫不及待地回营报功。此即“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生间”是最普遍的一种用间方式，就是派遣间谍潜入敌军打探，然后活着回来报告情况。《演义》中各路势力无不充分利用探马（执行侦察任务的骑兵）、细作（打入敌人内部的谍报人员）、伏路军士（侦察敌军行军动向的步行军士）等各色侦察人员从事谍报活动，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故不赘述。
除上述5种战术上的用间方式外，孙子进一步提出战略上的，亦即最高形式的用间方式，即“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2）P171，这就是说，如果能在敌方阵营内得到智谋超群的贤士暗助我方，将是最有利于用兵的利好条件。纵观刘备取得西川的全过程，张松先是通过献图，将己方军事机密向刘备和盘托出，后又在刘璋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力，使其无法察觉刘备的用心。到他事泄被杀时，刘备已全军入川。可以说张松的活动为刘备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极佳的前期准备。
“自古知兵非好战”，孙子正是因为通晓战争规律，才力主重战、慎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来避免、缩短、控制一场战争。孙子在兵法终章提出发展内线是控制战争主动权、降低战争消耗的要点所在，足见其兵学思想远远超出其时代的先进性，对于我们后世的军事斗争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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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志让.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106.
作者简介：张小龙（1978—），男，吉林省吉林市人，海军飞行学院教研部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