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秦王朝到二世就灭亡了。以后，每个新建立的封建王朝无不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他们都没有总结过封建王朝何以败亡的历史规律。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他已对秦王朝至元王朝败亡的历史过程十分熟悉，而他又是个对历史现象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加之东汉末年至三国覆灭的全部史实，又恰好是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王朝败亡的历史规律，于是，他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便对封建王朝何以覆灭这个大问题，作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回答。自然，罗贯中不是社会科学家，他也不可能在小说中写历史论文，但是，形象大于思想，通过对东汉王朝及魏、蜀、吴三个小王朝先后灭亡的这一历史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审美的描写，罗贯中确实揭示了封建王朝何以败亡的若干规律。
（一）
当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历史上已发生过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大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隋末的农民大起义，元末的农民大起义。虽然罗贯中并不支持农民起义，把起义人员称之为“贼”，但他的现实主义使他不能不看到，正是农民起义冲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封建王朝的灭亡。
《三国演义》第一回，就是从农民起义写起的。他写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张角入山采药，遇一老人，因此得道。中平元年正月，疫气流行，张角散布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很得民众拥护，“青、幽、徐、冀、荆、襄、衮、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张角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的“徒众日多”，“乃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称为将军”。张角与弟弟张宝、张梁商议：“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于是发动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张角对民众鼓动：“今汉运将终，大圣人出。汝等皆宜顺天从正，以乐太平。”结果，“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些如实描写中，除了按照传统习惯，将农民起义称为“贼”外，看不出作者对黄巾起义有多大敌意。尽管黄巾起义被朝廷派遣的卢植、皇甫嵩、朱儁的精兵和地方政府的武装镇压下去了，张角、张梁死于战争之中，张梁被内部叛徒刺杀，但黄巾余党仍“聚众数万”，“称与张角报仇”。东汉末年的这场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朝廷威信大大降低；军力、财力损失至巨；可以说，东汉王朝至此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
罗贯中能看出并写出，是农民大起义撼动了东汉王朝的基础，加快了东汉王朝的败亡，这在封建时代里是很不容易的。
（二）
重用宦官，导致宦官专政，必然导致封建王朝灭亡，这是《三国演义》揭示的又一历史规律。
秦始皇是个至今仍有争议的人物。他统一中国有功，晚年独裁有过。他信用宦官赵高，就是他的一大错误。所以，西汉王朝始终不让宦官得势，到了东汉末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国演义》写道：东汉“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桓帝死后，灵帝即位，“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中涓乃侍从的臣子，指太监）自此益横”。太监“横”到什么程度呢？光和元年，“种种不祥，非止一端”，议郎蔡邕上疏，以为“乃妇寺（寺是寺人，即侍人，也是指太监）干政之所至，言颇切直。帝览表叹息，因起更衣”。这一切，被曹节看在眼里，“遂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这是说，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太监的监控之下，而且太监可以让他们不喜欢的人获罪。“后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于是触发黄巾起义。刘备讨黄巾有功，郎中张钧启奏：“黄巾造反，其原皆十常侍卖官鬻爵，非亲不用，非仇不诛，以致天下大乱，今宜斩十常侍，悬首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者重加赏赐，则四海自清平也。”不料十常侍反诬“张钧欺主”，“令武士逐去张钧”。十常侍共议：“此必破黄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权且教省家，铨注微名，待后却再理会未晚。”因此，有大功的刘备只当个安喜县尉。不仅如此，“十常侍既握重权，互相商议，但有不从己者，诛之，赵忠、张让差人问破黄巾将士索金帛，不从者奏罢职”。汉灵帝又封赵忠等为车骑将军，张让等十三人皆封列侯，“朝政愈坏，人民嗟怨”，“于是长沙贼区星作乱；渔阳张举、张纯反；举称天子，纯称大将军。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藏匿不奏”。大臣刘陶、陈耽入宫进谏，汉灵帝“怒，命牵出”，两人皆下狱。“是夜，十常侍即于狱中谋杀之”。汉灵帝死后，国舅何进用事，谋诛十常侍，接受袁绍的意见：“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曹操反对这个坏主意：“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何进不听。结果，何进反被张让等人所杀。虽然十常侍后来被袁绍诛杀，但因宦官专政而召来的西凉刺史董卓入都后，却胡作非为，将朝政搞得一塌糊涂，留下了东汉王朝日后败亡的大隐患。后来，蜀汉刘禅当上皇帝后，诸葛亮有一次伐魏，取得胜利，宦官听信流言，“说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建议后主“可诏还成都，削其兵权，免生叛逆”，遂使那次北伐无果而归。姜维北伐中原，斗阵破邓艾，邓艾派党均携带珍珠宝物，到成都结连宦官黄皓，“布散流言，说姜维怨谗天子，不久投魏”，后主听信，“即遣人星夜宣姜维入朝”，也使姜维那次北伐“半途而废”。邓艾偷渡阴平，又是黄皓隐瞒军情：“此诈传耳。神人必不肯误陛下也。”蜀汉之亡，宦官的确负有很大责任。所以，《三国演义》把宦官专政视为封建王朝败亡的必然规律是正确的。唐宪宗死在宦官手里；唐代后期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操纵，终于导致唐王朝覆灭，也证明了《三国演义》对这一规律的揭示符合历史实际。
（三）
再次，《三国演义》又揭示，皇帝专任某一大臣或某一军帅，让其拥兵自重，必然导致其篡位自立，这又是封建王朝败亡的一个规律。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魏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还能自掌军权，多次御驾征吴。但他的儿子曹叡就不同了，他把司马懿当作靠山，“遣使持节，复司马懿官职，加为平西都督，就起南阳诸路军马，前赴长安”，对抗诸葛亮。随着司马懿军事上的胜利，曹叡对司马懿越来越重用，“命司马懿为大都督，凡将士悉听量才委用，各处兵马皆听调遣。”曹叡临死前，竟把司马懿当作托孤的大臣：“朕幼子曹芳，年才八岁，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竭力相辅，无负朕心。”曹叡死后，没多长时间，司马懿诈病赚曹爽，夺得了全部兵权。从此，傀儡曹芳，令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同领国事”。其后，司马昭大权独揽，废曹芳，立曹髦。曹髦写《潜龙诗》，谓：“龙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司马昭闻之大怒，对贾充说：“此人欲效曹芳也！若不早图，彼必害我。”于是指使贾充、成济杀死曹髦。最后，让他的儿子司马炎篡魏，颠覆了魏王朝。司马懿、司马昭父子以大臣兼军帅掌握兵权，专制朝政，篡夺旧王朝的政权，在封建社会里具有普遍性。南北朝时期，大臣兼大将刘裕，拥兵自重，取代了东晋王朝，建立了刘宋王朝。大臣萧道成执掌政权，乘宋明帝大杀宗室和文武大臣，又取代了刘宋王朝。大将陈霸先，灭梁称帝，建立了陈朝。五代末期，大将兼大臣赵匡胤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又取代了后周王朝，建立了宋王朝。其中，有些大臣或大将，本人倒不一定想做皇帝，但因为他集中了全国性的军权，自有他的部下拥立他为帝，以便他们取得荣华富贵。如萧道成（齐高帝），出身“布衣素族”，“原来并没有夺取帝位的野心”[1]，但后来部属拥立，由不得自己了。赵匡胤称帝，是半推半就。部下给他披上黄袍，他也就成了兵变的胜利者，当上了皇帝。当某个历史人物被推上掌握全国性军权的地位时，或者是他本人乘机夺取前王朝的政权，或者被部下拥护成新皇帝，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三国演义》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揭示，也具有普遍性。
（四）
因董卓乱政，曹操矫诏给诸镇：在历数董卓罪行后，“今奉天子密诏，大集义兵，誓欲扫清华夏，剿灭群凶。望兴义师，共泄公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由是，各镇诸侯，起兵相应，共十八镇诸侯。他们是袁术、韩馥、孔伷、张超、刘岱、王匡、张邈、乔瑁、袁遗、鲍信、孔融、陶谦、马腾、公孙瓒、张扬、孙坚、袁绍。此后，各镇诸侯的势力有消有长，并出现了新的诸侯。诚如《三国演义》最后一首古风所言：“孙坚孙策起江左，袁绍袁术兴河梁；刘焉父子据巴蜀，刘表军旅屯荆襄；张燕张鲁霸南郑，马腾韩遂守西凉；陶谦张绣公孙瓒，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专权居相府，牢笼英俊用文武；威镇天子令诸侯，总领貔貅镇中土。楼桑玄德本皇孙，义结关张愿扶主……”《三国演义》作者认为，方镇割据，架空朝廷，是封建王朝走向灭亡的另一历史规律。
可以说，《三国演义》自第五回“发矫诏诸侯应曹公”起，至“赤壁之战”止，写的全是各镇诸侯之间的斗争和战争。先是写曹操如何“移驾幸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写袁术与吕布如何恶斗；曹操怎样消灭吕布；再写曹操与袁绍战斗，最后袁绍失败；又写孙策、孙权兄弟在江东崛起，在兼并过程中“碧眼儿坐领江东”；再写荆州刘表保守，引进刘备自卫；但刘表死后，刘琦、刘琮兄弟相争，刘琮投降了曹操。在赤壁之战前，除西凉马腾、韩遂未平定，西川汉中未归顺外，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孙权已占有东南半壁江山。整个中国都不受朝廷节制，东汉王朝基本上已被完全架空了。通过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描写，《三国演义》揭示了存有方镇割据是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又一规律。
《三国演义》对这一规律的揭示，又为东汉以后的历史所验证。唐代中期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后，也是方镇林立，架空了朝廷。虽说唐宪宗曾暂时平藩成功，但方镇的势力依然强大。其后，“方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并未改变割据的情况，而且从割据走向分裂了”[2]。唐王朝灭亡后，一方面是梁、唐、晋、汉、周的中原政权；另一方面则是由方镇衍化而成的五代十国：钱所建的越国、杨行密所建的吴国、李昪所建的南唐、王审知所建的闽国、刘隐所建的南汉、马殷所建的楚国、高季兴所建的荆南国、王建所建的前蜀国、孟知祥所建的后蜀国、刘崇所建的北汉国。方镇割据的确导致了旧王朝的灭亡。其实，在西汉时期，就曾发生过吴、楚七国之乱；在西晋时期，曾发生过“八王之乱”，这是同姓王搞方镇割据而造成的叛乱。七国之乱幸被周亚夫平定；八王之乱则造成西晋王朝的垮台。可见，方镇割据是导致封建王朝灭亡的另一历史规律。
（五）
《三国演义》作者还以其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察知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大搞声色犬马，造成丧失民心、丧失多数朝臣拥护的后果，又必然导致封建王朝的迟早倒台。
魏国之亡，在公元265年，但魏国的转折点却在曹叡青龙三年（235），即在三十年前。《三国演义》写是年三国各不兴兵，曹叡便在许昌，“大兴土木，建盖宫殿；又于洛阳造朝阳殿、太极殿，筑总章观：俱高十丈；又立崇华殿、青霄殿、凤凰楼、九龙池，命博士马钧监造，极其华丽；雕梁华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又“选天下巧匠三万余人，民夫三十余万，不分昼夜而造。民力疲困，怨声不绝”。曹叡还“降旨起土木与芳林园，使公卿皆负土树木于其中”。大臣进谏，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斩首。曹叡公开他大兴土木的目的所在：“朕建高台峻阁，欲与神仙往来，以求长生不老之方。”马钧奉承魏主，说长安宫中有一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一盘，名曰“承露盘”，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取此水用美玉为屑，调和服之，可以返老还童”。于是曹叡命马钧“引人夫星夜至长安，拆取铜人，移置芳林园中”。铜人、承露盘运来后，曹叡又下令将百万斤的铜柱打碎，运来洛阳，铸成两个铜人，号为“翁仲”，列于司马门外；“又铸铜龙凤两个，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立在殿前”；“又于上林苑中，种奇花异木，蓄养珍禽怪兽”，可谓穷奢极欲，劳民费力之极。他“又降旨广选天下美女，入芳林园中”，以满足其淫欲，由是，不只民怨沸腾，而且多数朝臣也从此不再忠于曹魏，而偏向司马氏了。所以说，曹魏灭亡，亡于曹叡。东吴之亡，则亡于孙皓“奢侈无度，公私匮乏”，“又大兴土木，作昭明宫，令文武各官入山采木”。孙皓的所作所为，与曹叡如出一辙。蜀主刘禅，则“日与宦官黄皓在宫中游乐”，“每日只在宫殿中饱宴欢乐”。魏、吴、蜀三个小王朝的败亡，都与君主的享乐无度、滥用民力分不开。
《三国演义》对封建王朝败亡的这一规律的揭示，也为历代王朝的败亡史所证实，秦始皇的大起民夫造阿房宫；隋炀帝的穷奢极欲，大造宫室；宋徽宗的荒淫游乐，大兴花石纲，起造园林，都导致了秦王朝、隋王朝、北宋王朝的灭亡。
总之，作为一个小说家，罗贯中能够通过作品揭示封建王朝何以败亡的历史规律，给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给后代的读者提供启示，这不仅是以往小说家所不曾有过，而且开了后代历史小说“以史为鉴”的先河，具有长远的社会价值和指导意义。继承与发扬这一优秀的创作传统，应该是今天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小说家们不容规避的义务！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2页。
[2]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