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与“儒教”

韩星

历史上已有“儒教”之说，不过，那时的“教”主要还是教化之意。现今人们受西方宗教的影响，百余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争辩不休，一见“儒教”这个词，很容易就被认为是西方基督教、天主教那样的宗教。这是我国文化断裂，儒家之道隐而不彰，西学、西教宰制我国文化的结果，需要我们正本清源。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区分“儒道”和“儒教”。

儒道与儒教的区别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道”这个概念当中，“道”本意是指地上人行之道。古代思想家们把它引申、抽象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最一般性法则，有“天道”、“人道”、“地道”之别。不仅道家，儒家也讲“道”，且十分重视“道”，其重视程度不亚于道家。当然，儒家与道家的“道”是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根本点就在于老子、孔子都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们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都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但老子体悟出的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孔子体悟出来的是历史之道、人文之道。这样说当然只是一种方便说法，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更确切地说，老子是天道为本，上道下贯，涵天地人；孔子是以人道为主而下学上达，通天地人。唐代韩愈在《原道》中也曾说过：“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按照韩愈的意思，“道”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韩愈之所以要竭力区别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目的就是要避免后人对儒道的误读，以免造成价值领域的混乱。

道的下贯和落实就是所谓的“教”。“修道谓之教”，意味着知道、明道、守道、修道、得道。明了大道以后，以“道”的标准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使自己变得符合“道”，就叫“修道之谓教”。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但也有宗教的蕴涵，就是儒教之“教”的基本含义。所以，儒家讲修道为教，这不是佛家道家离世孤修的纯粹生命修炼，而是儒家经过自我修养（修己）基础上安人、修己安百姓、正己正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在“教统”上的体现。

儒家之“教”即“儒教”，其具体内容包括道德之教、礼乐之教、宗教之教。

儒家之道德之教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世界各国文化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也罕有其匹。早在西周就有了敬德思想。敬德在周人有不同的表述，如“以德配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孔子认为社会秩序混乱是因为人们道德全面败坏的结果，于是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把道德教化的范围逐步扩大到重视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教化，确立了以德教为先的原则。《论语》中不少条目阐述了这一观点，如带有总纲性的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认为青年人要首先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言行有信、博爱大众、亲近仁德等做好后，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门四科中，也以德行为首。在政治上，孔子要求统治者做到“为政以德”，以德化民。《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告诫统治者只要实行仁政德治，便会像北极星受到众星环绕那样得到臣民的拥戴。从孔子开始，明确地将道德教化置于政令刑罚之上。《论语·为政》载：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颜渊》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道德人格就像清风拂草那样对社会大众产生好的影响，就是说在上位者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风范熏陶天下，而不是以赤裸裸的政治法律力量强行控制人民，这样才能实现一个“德化”的社会，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可见，孔子在治国为政上注重德教，主张以道德教化为先。孔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奠定了后代统治者以道德教化治国和后世儒者化民成俗的思想基础。儒家典籍《礼记·学记》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将教育的功能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与“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两个方面。《白虎通·三教》亦曰：“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溷浊，谓之治也。”“民有质朴，不教不成。故《孝经》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历代统治者提倡儒学，推广儒学价值，目的也在于淳厚人心，敦化风俗。

儒家之礼乐之教

儒家特别强调礼乐的社会教化意义。儒学与社会的密切关联，集中表现在它对作为社会生活样式的“礼乐”的关切。《礼记·经解》：“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乐的制作，乃是植根于人内在的情感生活。司马迁在《礼书》中曾阐述礼的原则和目的说：“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礼乐之义，要在其“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全唐文·卷九十七》也云：“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故礼乐能作为与人伦日用密合无间的生活样式而化民于无迹。儒家重视礼乐之教化作用，但是，这个礼乐的系统，则是由历史传统延续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生活形式，并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属于自身所专有的仪式系统。礼乐作为一种普世意义的生活样式，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并直接关乎人的行为，与民众生活具有一种天然的关联性，能够对人们的修养和社会道德氛围的养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使儒家的“教化”与宗教的教化大异其趣。

儒家之宗教之教

宗教性教化就是指儒家礼乐祭祀传统所体现的社会教化功能。

宗教的传统主要是指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儒家伦理的中心就是“孝”，对于孝道的培植当然是教化上的重点。为此，儒家使孝德与祭祖二者发生联系，且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与力量。“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欤？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祭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处理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的。这样，通过丧祭之礼，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化，使人们不仅要记住自己之所从来的“根源”，更意味着永远不忘先人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这样民德民风就会归于纯厚朴素。可见，儒家从古代礼乐文化中继承下来的祭祀传统是教化的一个重要本源。

对于儒学的宗教性教化功能，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进行了论证：“儒学在中国则为整个民族所接受，它成了宗教或准宗教。我这里就广义而言，而非欧洲人所指的狭义宗教。”辜鸿铭认为传统的儒教在古代儒生那里就是一种宗教，但这是一种有理性的人的宗教，即“所有有理性的人对此达成默契、决不谈论的宗教。”这就是说，传统的儒教就是一种以理性为主而能够发挥宗教功能的“宗教”。辜鸿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系统，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辜鸿铭因此说儒学不是严格狭义的欧洲人理解的那样的宗教，但同时又具有欧洲宗教同样的社会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概括地说，儒道与儒教的关系：儒道是儒教的价值之源，儒教是儒道的工具承担。儒道是本根，儒教是枝叶；儒道是源，儒教是流；儒道是本质，儒教是形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编辑：剧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