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自2009年10月起发生的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肇始，逐步蔓延到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范围内金融、经济领域的危机，正在各个方面考验着欧盟的制度运行和领导人的管控水平。同时，对欧盟进行全面反思的思潮，也在知识界逐渐成为时髦的话题。
欧盟今天面临的经济危机，是欧盟60多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一体化进程破坏力最大、对一体化前途信心动摇最为严重的危机。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危机将进一步恶化，以至于最终拖垮欧元、拖散欧盟，但至少，目前还看不到短期内结束危机的迹象。
为什么在进入新世纪之初的这个时候，在二战后60多年以后，在欧盟各国普遍进入政治制度比较成熟、政治生态持久稳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会环境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的阶段，发生如此复杂深刻、震荡激烈、影响深远的危机呢？
在地缘政治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纪”，正在加速被美、中、俄等为中心的“太平洋世纪”代替或超越，这股势头越来越明显。欧洲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全球化的舞台上，重量相对变轻、重要性相对下降。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乏力、增长艰难、失业率高等。这是这场危机发生的大背景。
当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和地区都陷入了同样严重的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欧盟内部制度上的缺陷或弱点。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跨国家货币——欧元的使用、欧盟范围内金融-货币政策的统一，与财政-经济政策的主导权却仍然在各个成员国手中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政治统一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经济统一，在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同时却迟迟没有实现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化，可以说是制度设计或实行上的缺陷；另外，福利社会模式下的“小病大养”、“宁领救济金也不找工作”等人性中痼疾的泛滥，加上政府管理上的疏忽、腐败、懒政、堕政，造成国家财政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压力，也是制度性问题。举例来说，希腊卫生部在为该国一个岛屿上的居民进行健康检查时发现，申请政府残疾人补助的失明者中，82%的患者并未失明。来体检的221人中，182人的检查结果显示他们是正常人。另外还有146名“失明者”接到政府的体检通知但并未前来接受体检。早在2011年，希腊卫生部就已经发现，在这个仅有4万人左右的小岛上，有600人在享受“失明补助”，这一比例占到该岛总人口的1.5%。另外，希腊由政府发放工资的公务人员，约占全部就业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希腊长期靠举债度日，但每年仍把国民收入的26%用于社会福利。还有，希腊政府每年因逃税损失的收入达200亿美元，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
此外，欧盟东扩后，“新、老”欧洲的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基础深厚、主要为新教文明的北部欧洲，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主要为天主教文明或东正教文明的南部欧洲，在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消费传统、节俭、勤勉程度等方方面面有天壤之别。例如，欧元区北部国家传统上一直是高储蓄率、低通胀，因为其文化强调长期投资而非消费；但某些南部国家储蓄率早已是负数，充分体现出他们过度消费的传统。欧盟东扩后加入欧盟的一些国家需要从欧洲一体化中“少付出多得到”，这与原来的“老欧洲”国家的利益又有了冲突。欧盟成员国单位小时工资的差距是15倍，最高的是瑞典，最低的是保加利亚。这样的差距下，在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就很难协调。何况作为欧盟“三驾马车”的法、德、英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成员国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借机甚嚣尘上。这些盘根错节的矛盾绝非自今日始，但今天的危机为这些矛盾提供了加剧的催化剂、发酵剂和表演的舞台。
欧盟要想真正走出债务危机，根本上还要靠各国自身加大力度进行深度经济社会结构调整，重建产业竞争力，提高创新能力，控制公共开支，削减赤字，加强税收，精简臃肿膨胀的官僚机构，简化法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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