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说探析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发布日期：2013-03-14 ]

石兰荣

　　【内容提要】 对格物的不同理解，导致朱熹与王阳明不同的修身义路。朱王对格物理解的不同表现在格何物和如何格。朱熹认为外物包括客观事物也包括主观事物，格物是向外求索的认识过程。王阳明则认为心外无物，格物是向内反思的道德体验过程。朱熹的格物学说更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王阳明的格物说更注重主体的自由和张扬。

　　【关 键 词】朱熹;王阳明;格物

　　【作者简介】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礼记?大学》“八条目”提出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致知”这一命题。但对“格物”的意蕴，《大学》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这为后代思想家留下了很大的思维空间。作为宋明理学中理学派和心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从各自不同的哲学观出发，对“格物”这一哲学命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朱王对格物理解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格何物和如何格，本文试就两人的“格物”说做一比较研究。

　　一、朱王“格物”说概述

　　(一) 何为格物?

　　关于什么是格物，朱熹认为: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卷七十三) 。又说: “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得十分，方是格物。”［2］(卷十五) 。可见，朱熹所谓“格”，即“至”、“尽”; 所谓“物”，朱熹进一步解释为: “天下之事，皆为之物”。［3］(卷十五) 物在朱熹眼里包括一切“事”和“物”，即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包括“理”，即一切心理现象、思想意识。朱熹说: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4］(卷十五)

　　物，在朱熹看来是外在于己的客观存在，不论它是事还是物，是客观自然现象还是主体思想意识，莫不如此。

　　王阳明青年时期认同朱子的“格物”说，但在践行中，对其产生了怀疑。至后来龙场悟道，他选择另一视角诠释“格物”的内涵。关于“格”，他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5］(卷二十六) 。这里，王阳明把“格”解释为“正”。至于“物”，王阳明解释为“事”，事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在王阳明看来，事物的存在表现为意义的存在，它因我而存在，为我而存在，无我即无物，物是心内之物，没有进入内心的客观事物不能称之为物。因此，王阳明的“格物”可以解释为“为善去恶”，即去除人心的不正，使其恢复正。格物就是“格心”。

　　(二) 如何格物?

　　既然“格物”就是“极致”、“穷尽”“事物之理”，那么怎样“穷理”，将事物之理穷尽到极致? 朱熹提出格物的三个步骤，即分析、类推、贯通。

　　由于事物之理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所以“理会了一重，里面又见一重; 一重了，又见一重”。［6］(卷十五) 这就要求人们采取分析的方法，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由末至本，由现象到本质的全面深刻的对认识的对象进行分析。

　　但是，天下事物无穷无尽，人世百态精彩纷呈，在格物的过程中，即使“理会一件又一件”，也有理会不到的事物。因此，穷理时还应采取以类而推的方法，把具有同质的事物进行类比，从已知推未知，从而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

　　“贯通”则是在积累基础上的顿悟。朱熹认为积累可以达到贯通，因此他非常强调渐进的功夫: “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7］。(卷十八) 通过一件一件的格物达到事物之理，勤久积深，“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8］(卷七十三)

　　总之，在朱熹看来，“格物”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己，亦恐有见错处，不可执一”［9］。(卷十八)他认为通过上述三个步骤的格物过程，可以达到探究事物之理的目的。

　　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格物“即物穷理”之说，认为其有悖于孔孟之道。他认为，朱子的博外以求益内之学不仅于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这种外求之学是费尽精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知识越多人欲越滋长，反而损了人心。所以，他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格物只能在心上做: “书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实兼其义也。”［10］(卷二十六) 格是正，物是心中之物。格物也即正心了，也就是把不正之心去掉，使之归于正。

　　由是观之，朱子的“格物”是向外探究，穷尽事物之理的体认过程。阳明的“格物”则是在“吾心”上下工夫，反省内求的过程。

　　二、朱王“格物”说的差异

　　从以上分析看，朱王“格物”说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对“格”的内涵的理解不同。朱子对“格”的诠释，指向外在的存在，即事物之理。他认为，“格”就是对这种实在的存在的“至”与“尽”。“格”是一种不带主观色彩的认识行为。阳明所言之“格”，意为“正”，即“去不正以为正”。他所言的“正”与“不正”，都不是外在的存在，而是直指本心。“格”是一种去恶为善的伦理行为。

　　第二，对“物”的注解不同。朱子认为“物”指一切客观现象，也包括人类主观的社会活动，它既可以存在于内心，又可以外在于“我”。“格”是一种不带主观色彩的认识行为。王阳明则认为“物”是意之所在，理在心中，离心而无物，离心而无理。

　　第三，对“格”和“物”认识的差异，直接导致对“格物”命题诠释的不同。朱子认为“格物”是对客观存在的人类世界的认识活动。与之相反，阳明则认为“格物”是一个“只求诸心”的活动。这种认识活动，无需在外在事物上下工夫，只需要通过“格心”，从而祛除蒙蔽人心的不正，使之归于正即可。从朱王对“格物”内涵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们认识活动的对象的差异性。

　　第四，“格物”的着力点不同。朱子认为“格物”是对客观存在的人类世界的认识活动。“格物”的着力点在于“穷理”，即所谓“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11］(卷七十三)由具体的事物的理，进而推演到宇宙万物，人世百态的一以贯之的具有普遍性、整体性的理。对从浅层次的事理到深层次的“其极”之理的认识，是朱子穷理的价值诉求。与之相反，阳明则认为“格物”是一个“只求诸心”［12］(卷一) 的活动。这种认识活动，无需在外在事物上下工夫，只需要通过“格心”，从而祛除蒙蔽人心的不正，使之归于正即可。阳明所言“格物”的着力点，不是向外探求未知，形成新知，而是为了去除遮蔽心灵的“不正”，以“还心之本体”，进而至“吾心之良知”。可见，阳明“格物”的价值目标在于加强德行修养，成就理想人格。

　　三、朱王“格物”说差异的根源

　　朱熹与王阳明对格物的不同理解，源于他们对世界本体的不同认识，以及对“理”的不同理解。

　　关于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这个命题，朱熹接受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认为，“理”是万物之所以生成的道理，是为生物之“本”; “气”是生物之“具”，即形成万物的具体材料。也就是说，理虽是事物的本体，但需要借气而寄寓其中。而气有阴阳，阴阳二气生五行，五行化生万物。万物禀气而生，同时又都具有天地之性——理。每种事物既有“各自一个理”，同时又都具有万物的总的理——天理。

　　至于“各自一个理”与“同一个理”之间的关系，朱熹主张“理一分殊”说。“一草一木之众”，“莫不各具此理。”(分殊) ，而“虽各自有一理，又却同出于一个理。”。(理一)［13］(卷十八)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用佛教的“月印万川”来作比喻: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理一) ，印在江河湖海里又各有一个月亮(分殊) 。所有的水中之月，都是天上那轮月亮照下来的。月亮的影子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其根本只是一个理(天上的月亮) 。江河湖海中的月亮千差万别，但不是对天上那轮月亮的分割，而是全体享有天上的月亮，即“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因此，朱熹认为每一种事物都体现着理，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朱子认为理在心外，人们通过探究活动可以穷尽事物之理。所以，格物就是一个向外求索的即物穷理的认识过程。朱子所言之“理”有两层含义: 一是事物的道理和规律; 一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既然如此，穷理就是对上述客观存在的理的理性认知活动。

　　迥异于朱子关于“气”、“ 理”生成世界万物的主张，阳明认为心是万物的本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者，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14］(卷六)人是天地万物的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心是包罗万象的。也就是说，人心是宇宙的本体，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心这个本体是无所不包的，整个宇宙万物都在人的心中。“心”之外别无他物。对“心外无物”这一命题，他举例加以论证: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云: 尔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心之外。”［15］(卷三)

　　这就是说，当你看到花时，有了花的感觉，花的颜色才呈现出来; 当你没有看到花，心中没有花的感觉，也就没有花的意识，花便和你同归于寂静状态，花也不会呈现。这样花明花寂以人的感觉为转移，纯粹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所以，他认为心外无物。

　　他和学生徐爱有一段对话:

　　爱曰: “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 “然。身之主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 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 意在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16］(卷一)

　　王阳明认识到，人的社会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受心意支配的。同时，他把人的主体活动的对象看成是心意的产物，把反映客观事物的“意”看成是“心之所发”。断言人的心意识到哪里，哪里就产生物，否则就是无物，就是非存在。所以他所说的物是心内之物，我们今天所说的事和心理意识在他看来都是物，但是没有进入自己内心的客观事物不能称为物。

　　由“心外无物”，王阳明又引出“心外无理”的观点。他对“理”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17］(卷八)也就是说，心的条理就是理。他以父母去世后人仍具有孝心为例，论证“心外无理”。他说，我们先假定孝之理有两个着落，要么在我心上，要么在父母身上。如果在父母身上，那么父母一死，岂不是就没有孝心了? 也没有孝之理了。但是，事实是父母死后，人仍存有孝心和观念，这说明孝之理不在父母身上，而在我们心中。以此类推，万事万物之理都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不能外在于我们而存在，而在我们的心中。

　　先生曰: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之体，性也; 性即理也。古有孝之理; 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 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18］(卷二)

　　从这一世界本体观出发，王阳明进一步指出，理既在心中，心外无理。那么“格物”即是“格心”、“正心”，格物的过程是一个内求的过程。

　　总之，朱王“格物”说的不同的哲学基础，导致他们在格物求理的过程中所言之“物”的内涵不同，所穷之理的载体也不同。

　　四、结论

　　朱子和阳明对格物内涵的不同诠释，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格物路径与方法。他们或向外探索，或指向内心的修身义路，对人类知识创造活动的影响也不同。

　　(一)朱子“格物即穷理”说有助于新知识的产生

　　成就知识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承认客观外物和其中之理的客观存在，一是主体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朱熹继承了儒家思孟学派的观点，认为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所谓不学而知是“良知”，不学而能谓“良能”。人天生具有良知、良能，也就是具有了成就知识的潜力。同时，朱熹还认为“理”存在于天下万事万物之中，承认有客观外在之理。“程、朱说理在物，故不能不向外寻理。由其道，将有产生科学方法之可能”［19］。

　　就朱子本人的经历来看，他自幼就对自然界的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在天文学、地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和主张，比如关于宇宙的演化，他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 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20］(卷一) 也就是说，阴阳二气的运动，是宇宙演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在此，他把宇宙的初始状态看成是不断运动着的气团，这和现代天文学关于宇宙起源的星云假说理论有相似之处。

　　但是，虽然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但朱子对自然界的观察与思考不是为了发现自然规律，也不是探寻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他格物的目标始终指向现实社会，“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21］(卷九) 学习的目的是昌明“天理人伦”的治世之道，伦理道德才是他考虑问题的核心。

　　(二) 阳明“格心”说更注重主体个性的自由和张扬

　　王阳明认为，格物“格心”的过程，是成就君子人格的践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格的完成不在于才识的大小多寡，而在于内心的精纯。他说: “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 何等简易! ”。［22］(卷一) 在一段和学生的对话中，他用金子来比喻人格的完成。他认为，金子有两个数，一是金子多少，有一万镒，有一镒 ，这是从量来看。另外还有值，值就是成分，是24K 的，还是不纯的金。他说，真正儒家的道理是讲纯，不是讲量。如果都是赤金的话，有一万镒的尧舜、九千镒的孔子和有一镒的凡夫俗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格物不在于求得学识，而在于明达心性。过于执着于知识的求得，反而有损于心性的养成。

　　王阳明格物说的积极意义在于他对道德主体的重视。作为一种内求反省的道德实践过程，格物要有两个前提，一是道德主体本身具有德性，一是道德主体具有自我教育，提高道德素质的能力。他继承了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满街都是圣人”。他认为愚夫愚妇都有良知，都能成为圣人。同时，他认为成圣是一种很简易的功夫，不需要像朱熹那样格遍事物，只要发现本心就可以了，即“圣贤之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23］“良知于个体心中的做实，在赋予众人一个并不玄远的目标的同时，也把价值评判的尺度交到了每一个个体的手中。”［24］。而且，这种向内求的修养路径，促使人们坚信，只要坚守内心的良知，那么外在的境况的顺逆，人言的褒贬都不足为虑。王阳明的这一修身义路，有助于人们树立不屈从于环境，也不臣服于权威的道德自信。有助于人们形成道德自律，成就道德修养。

　　综上，无论是朱子的指向外在事物的理性探索，还是阳明的指向内心的主观体悟，其“格物”的价值追求相同，即通过明明德，进而通达天理，尽心知性，成为圣人君子。但是由于对“理”的解释的不一，使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格物之路。朱子主张向外探索，阳明则把格物的路径指向内心。从他们对“格物”的不同阐释，可以窥见二人不同的哲学渊源，以及不同的修身路径。

　　【参考文献】

　　[1][2][3][4][6][7][8][9][13][20] [清]纪昀等:《钦定礼记义疏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0][11][12][14][15][16][17][18][22][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渊阁四库全书本。

　　[19]熊十力: 《熊十力全集?第三卷?读经示要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66 页。

　　[21][宋]朱熹:《吕祖谦纂?近思录集释》上，岳麓书社 2010年版。

　　[23]邓联合:《论王阳明心学的个体视域》，《人文杂志》，2007 年第 2 期，第 222 页。

　　[24]陈来: 《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