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现有秩序被暴力突破后、在暴力最强者的权力逻辑下，异己分子将会被“清理”出新的秩序之外。最初的对抗分子在暴力的威慑下也有可能变成共犯。
一旦有人暴力突破现有秩序，丛林法则将重构秩序
在本案中，最初由内蒙古人包德提出劫船，当晚约11时，刘贵夺、包德等持刀和铁棍进入船长室，刺伤船长，并用刀刺、棍击等手段将李承权控制，逼迫其返航，在厨师长夏琦勇被杀之后，刘贵夺等人用暴力初步获得渔船的控制权，重新构建渔船秩序。
如果将渔船比喻成一枚鸡蛋，则蛋壳象征维护渔船秩序的船长统领式权力结构。在蛋壳被斧头帮砸碎以后，蛋青、蛋黄及其各种组成嘭然散乱。
而这一点早有先例，风帆时代欧洲远洋船只由于长期的艰苦航行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同样经常发生船员造反的情况，而且因为水手来源的复杂，这些事件往往演化为暴力对暴力的火并，而船长们所倚仗控制船员的，除了国王法律的威慑和专业技能的不可替代之外，就是其岗位所拥有的生杀予夺权力，以“合法”的暴力来压制船员们长期积蓄的戾气。
但是，在“鲁荣渔2682”号渔船上，船长的权力仅仅来自于一纸契约，而且还是与“天花乱坠”的招工启事远远背离的契约。当船员们的不满被某个人挑动时，暴力可以轻易摧毁这种脆弱“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力。[详细]
暴力和杀戮构成共犯结构，个人极易变成屠戮暴行的“帮凶”
7月19日，被告人刘贵夺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神色平静。一如8个月前开庭时，法官问他，沾血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说是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法官要他说明。他沉默了一下，抬起头，“杀人的意思。”
在本案中，由于劫船者内讧，刘贵夺打算除掉包德等人，船长李承权、崔勇、段志芳为自保，主动要求入伙。当晚，刘贵夺指使船长持刀捅刺包德，逼其跳海。暴力和杀戮构成的共犯结构，使得个人极易变成屠戮暴行的“帮凶”。比如船长李承权的经历就由被屠戮者变成了主动入伙者，并且直接参与了对船员的屠杀。
检方的起诉书还记录了另外的“沾血”过程：2011年7月25日凌晨4时许，“鲁荣渔2682”号渔船机舱进水，在排水自救中刘贵夺、船长李承权组织船员排水自救，丁玉民、宋国春等四人身着救生衣，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自制木筏准备逃走，但自制木筏随洋流又飘回至渔船附近。刘贵夺等人朝木筏上扔鱿钓铁坠，木筏上的四人被迫跳海逃生。
宋国春在海中求救，被段志芳、黄金波拉上渔船。船长李承权提出段志芳、项立山没“沾血”，刘贵夺遂指使段志芳、项立山处置宋国春，该二被告为自保伙同黄金波将宋国春所穿救生衣脱下，又将其手脚捆绑并系上铁坠沉海杀害。
项立山在法庭上不断说，不杀宋国春自己就是死。至此，“鲁荣渔2682”号渔船上不再有无辜者，他们都“沾血”了。[详细]
当暴力无限扩张，暴力集团将清除所有异己分子
在本案中，刘贵夺、包德等人在劫持船长、杀死伙食长之后，按理说已经完成了自己控制船只回国的目的，然而，他们并不满足。
仅仅因为轮机长温斗说小燃油机坏了，被刘贵夺认为是故意搞破坏阻挠回国，就被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和包德四人乱刀捅死。随后船员岳朋、刘刚，二副王永波，船员姜树涛也先后被捅，再被抛至海中。事后，姜树涛妈妈称，这几个人被杀死的原因很是荒诞，只因有人看见他们在扎堆儿聊天，刘贵夺就怀疑他们要“造反”，遂将几人杀害。二副王永波因为是船长的好哥们，因此也未能幸免。次日又有3名船员遭刺伤后被逼跳海。
在“造反”的人都被杀光后，刘贵夺把矛头对准了“看自己眼神都不对”的包德，老乡告密、一人不容二虎、投名状，这一系列电影里才应该出现的情节在“鲁荣渔2682”号渔船上不断上演。在得到船长李承权等3人的投效之后，刘贵夺向昔日的同伙包德下手，又是6人被杀。
至此，小小的渔船上，所谓的秩序也只剩丛林法则了，“沾血”的共犯结构形成之后，暴力集团清洗掉了全部异己分子，最终统一了11个生存者的口径。然而，一到岸上，脱离了暴力的威胁和感受到现实中更强大的权力压力，这种“共识”又瞬间崩溃。 [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