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民族冲突的策略——民族接触与相互依存
[ 来源：《北方民族》 | 发布日期：2013-10-30 ]
【摘要】 如何消除民族偏见与歧视，进而减少民族冲突？一方面，民族接触理论认为，在民族接触与冲突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即个人接触越多，冲突就越少；另一方面，相互依存的观点则从对历史与现实的资料的分析出发，指出种族间的暴力很少会在相互依存已经变成制度化的地方爆发。
【关键词】 民族接触，相互依存，偏见与冲突。
民族冲突有着复杂的原因，更有着从小到偏见、歧视，大到暴力活动的严重后果。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对民族冲突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对如何消除民族间偏见，促进民族和解提出了一些的看法。近年来出现的接触理论认为，在民族接触与冲突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即个人接触越多，冲突就越少（偏见、歧视、敌意等）；而相互依存的观点则从对历史与现实的资料的分析出发，指出种族间的暴力很少会在相互依存已经变成制度化的地方爆发[1]。本文将对这两种观点作简要介绍，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作初步讨论，以供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心理学工作参考。
1 关于接触与偏见的两种相关
接触假设是关于有着偏见与歧视行为的不同民族或种族成员之间个人接触的结果的一种一般性概括。其基本概念是：对抗的社会群体（文化认同、语言、信念、肤色、国籍等）中的个人之间的更多的接触倾向于削弱他们相互所具有的消极的刻板印象，并减少其相互反感与不相容，从而通过使人们相互间更愿意平等的交往来改善群体间的关系。简言之，更多的接触意味着更少的民族或文化冲突[2]。
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人熟悉，甚至是一个陈旧的话题；长期以来也是社会科学家们讨论偏见与歧视的一个主题。近十年来，它在一般情况下被作为一种经验假说来对待，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检验，尽管也存在着一些相互矛盾的倾向，即接触越多，冲突也越多，但也常常被证明有一定的道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还是先看一看由社会心理学家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一项研究。威廉姆斯对美国不同地区四个城镇中的社会接触与民族态度做了调查。表1为来自这项调查的四幅图表，它们可以说明日常观察到的当个人接触时与之相关联的有偏见的态度在统计学上的关系[3]。
在所有4张表中，即在4个城镇中，被报告的白人主流群体与一个或更多有关少数民族的成员之间更多的接触明显地和对那些少数民族的较低水平的偏见相联系。Valley City（涉及墨西哥裔美国人）与Hometown（涉及一般的少数民族）或者Southport（非洲裔美国人）相比，这种负相关似乎更为强烈，同时在所有4个城镇中，那些报告说与一个或更多的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有着个人关系的人比那些缺乏这种接触的人，表达歧视性意见的可能性更小。
这项研究结果指出，通过鼓励更多的跨越群体界限的接触，偏见就可以得到减少，群体间的关系也可能得到改善。然而，心理学家福布斯（Forbes.H.D）则认为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化，如果它要经得起考验，还必须对所涉及的变量的、所显示的关系的强度、诸方面的因果关系、三种变量的作用及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差异做出解释，否则它会受到各种不同意见的批评[3]。此外，这个结论也必须面对来自当前世界一些民族冲突现实的质疑。实事上，在世界上一些不同种族或民族紧密生活在一起、并有着频繁接触的地区，其高水平接触不是常常与高水平的偏见、歧视甚至冲突相联系吗？ 表1 个体水平上的接触与偏见
如果我们确定表1所提供的解释是可靠的，如果更多的接触总是减少群体间不相容的平均水平，那么就应该期望并鼓励个人的接触，而且总体上讲，这必然也产生低水平的偏见与歧视。任何人都不期望在世界上那些不同种族与民族最为频繁接触的地区有高水平的冲突，经常发生暴力事件。但是，这又恰恰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事实。例如，一般而言，在美国南方和西北部少数地区似乎一直存在着更多的种族偏见、歧视、暴力冲突及压迫。同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尽管巴尔干半岛不同民族之间相遇相识及形成密切个人关系的机会在不断增加，但他们之间的紧张似乎有增无减。更为普遍的是，相邻国家的人们，例如法国与德国，或者印度与巴基斯坦似乎在融洽相处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人居住的距离并不像墨西哥人与巴勒斯坦人，或者泰米尔人与土耳其人那么遥远，然而更多的接触却似乎导致了更多的麻烦。
其实上述关系也反映在威廉姆斯本人的研究当中[4]。如前所述，在这项研究中所涉及的四个城镇被选择来分别代表美国不同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在所有这些地区生活着大量的非洲裔美国人。在所有的调查当中，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对黑人的态度。但是，在不同的城镇（及地区），黑人的相对数量变化很大，西部最少而南部最多。因而，在这四个城镇中对黑人偏见的总体水平与其人口中黑人的比例有关联是可能的。当然，为取得对平均态度方面的差异的有效测量，研究者在四个城镇中使用了相同的对偏见的测量，结果见表2。表2 对接触变量与偏见的总计 表2表明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四城镇中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其二，其中两个城镇报告与黑人接触的机会及实际上同一个或更多黑人有个人关系的白人人口比例；其三，所有四个城镇中白人被试对共同偏见测验的反应。简言之，表2指出，当一个城镇的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增加时，同某个少数民族的接触机会以及实际接触也在增加。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就个体对接触的报告而言，伴随着更多接触，对黑人所表达的偏见也更多。
显然，表1与表2明确显示出了两种对立的关系。如何解释这两种对立的关系呢？对此，我们可以从目前的接触理论与相互依存的观点中得到一些启发。
2 接触理论
通常接触理论认为由于群体间的接触对刻板印象有影响作用，因而对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也产生着影响。接触理论认为敌意性的刻板观念源于社会性隔离以及受个人相识、了解的不完整的影响[5]。当然接触理论家们认识到在群体间态度的改变方面所涉及的认知与情感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即它们可能受许多变量的影响。因而，大体上根据对这些条件变量的考虑去解释和预测接触与冲突（偏见、歧视、刻板观念或敌意）之间的不同关系将是有可能的；同时对变量的种类和将会有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接触情景予以详细说明也将是可能的。当接触是一种正常的接触种类时，处在一种有利的背景下，就会倾向于减少偏见和歧视。而另一方面，接触也可能是无效的，甚至具有消极效果，这种接触可能就不是打破敌意性的刻板印象，恰恰会促进敌意性刻板印象的发展。
这样，接触假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在正常的情境中促进正确的接触类型，或者说的更实际一些，如何确保自然发生的接触情境将有产生积极接触效果的良好特征。
不同研究者关注不同的变量，因此，接触理论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说法。近年来，不同的接触理论家提出了50多种不同的中介变量以对积极的接触效果予以详细说明。但是有三种重要的变量被作为决定其效果的关键因素而一直被重复引用：
①在追求共同目标方面它们是合作群体还是竞争群体；
②不同的群体在接触过程中，是平等还是不平等；
③在对群体间的接触给予支持方面存在还是不存在社会规范。
依据这些变量在不同情境中的价值，可以做出如下推论，更多的接触要么加剧群体间的敌意，要么减少群体间的敌意。大约三十年前当该理论的倡导者提出这一理论时，不断增加的相互作用恰恰加剧了诸如此类的已经在进行的疏离或和解。“依据其发生的情境，更多的种族间的接触可能导致或者更多的偏见与对抗，或者更多的尊重与接纳。然而，基本问题是在接触过程中导致不信任的情境类型与那些导致信任的情境类型”[1]。这样，前面提到的各种情境，诸如在美国南方的种族关系中，就一直存在大量接触，但是由于这种接触一直是在一种不平等情境中的接触，因而也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偏见与歧视。在共同追求的目标方面没有合作性相互依赖，并且违反法律与准则。因此，接触恰恰强化了先前就存在的偏见，并且加深了群体间的冲突。如果他们一直有着平等与合作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跨越群体界限的接触由于得到权威人物或社会规范的支持，就可能会导致真诚的交往。可见，如果只是因为情境不同，就有可能产生接触理论所预期的良好结果。
可以说，这是人们对所观察到的在接触与冲突之间形成的令人困惑的相互关系的一种思考方式。当然，没有人否认，对敌意态度的不同测量在不同的情境中，由于涉及到不同接触类型、不同的人，因而对接触的测量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同的数量关系。接触与冲突的负相关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许部分地依据接触理论中变量的特点而得到较好的解释。不过，有人认为，应该对接触理论做更为严密的检验；他们还发现，对该理论的检验越周密，似乎对该理论及其存在的主要缺点的满意度也就越低。因为它仍然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当对不同的个人接触情景进行比较时，在冲突与接触之间经常存在一种正相关。
事实上，上述研究并未对在不同社会与人口学情境中个人的接触与敌意态度之间本质上不同的相互关系做出考察；同时，对所有相关情境中相似的相互关系的观察还是很粗略。这一点通过表1中的四个交叉列表就可以得到很好地说明。正如已经注意到那样，这四个表只是显示了接触与偏见之间不同程度的统计学的联系：这种关系在Valley City最强烈，而在Hometown则似乎最微弱。但是无论哪个城镇，这种联系大体上是相同的。每个城镇都存在一定的程度的负相关：接触越多，偏见越少。
那么，如何使这种简单假设的准确性与有关民族融合与民族冲突的历史和社会学的事实相一致呢？对此有人用互相依存的作用这一观点对民族接触与冲突的问题做出了历史与社会心理学的说明。
3 工具性互相依存：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由于群体间的差异而不断地激起种族暴力，因而抛开个体差别，为共同满意的目标共同工作，早就被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是预防一个社区群体间暴力的一种有效策略[5]。一些早期的实验已经表明，群体活动特点能够增加或减少群体间的敌意。早在1961年，以谢里夫（Sherif M）为首的奥克拉荷马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就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了发生在一个由11至12岁的男孩组成的夏令营中的群体之间敌对情绪的发展和减少[6]。谢里夫邀请22位彼此不认识的男孩参加研究，这些孩子被分成两队到郊外去露营，两队营地相距甚远，互不来往。经过一周后，各队队员自然形成一个友善、内部团结的群体（in-group）。在实验的第二阶段，故意安排两队从事相互竞争性的活动，如棒球比赛、拔河等，比赛的胜利只属于一方。因此，两个群体彼此敌对，甚至相互漫骂。在实验的第三个阶段，谢里夫安排了一个使两组队员形成工具性依赖（instrumentally interdependent）的实验条件。即两个群体必须通过合作才能达到一系列共同满意的超级目标(superordinate goals)——一系列具有巨大价值的目标，如果没有两个群体中的每一个男孩孩子的共同工作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露营区的水塔坏了，必须大家一起修理，出外郊游的汽车抛锚了，必须大家一块推拉。如此经过多次相互合作的经验后，戏剧性的结果出现了：两个群体间不仅逐渐消除了隔阂与敌对，而且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谢里夫的超级目标的概念已经被应用于在种族上多样化的班级群体内关系的改善上。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7]，阿伦森等人创用了一种所谓的“拼图教学技术”（jigsaw teaching technique），借此，五年级学生加入一个小型实验课堂中，每个孩子都被分类编入在种族上融为一体的“学习小组”，并给他们一些必须与其同伴共享以便共同拼出字谜的信息。与谢里夫的研究中为共有目标而一起工作的那些野营者不同，阿伦森等人的研究中最关键部分在于：学习小组中的学生为了完成其群体计划并得到一个评分等级，必须彼此依靠。
他们在两方面表现出工具性的互相依赖：首先，在班级里学生被故意安排围绕一个得到好分数的目标而行动，于是当一个学生获得好分数时，意味着全体获得了好分数。其次，他们必须共同努力，以至于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而共同工作。他们相互指导，彼此分享信息。合作而非竞争是他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取得良好等级的唯一方式。阿伦森在运用其拼图教学法6周以后，测量到学生们在对待彼此的态度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在传统的具有竞争性的班级里的孩子相比较，拼图实验组中的5年级学生更喜欢他们的黑人和白人同学，对学校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以及更高的自尊，同时他们在考试中的表现也很好。
相互依存也存在效果上的不同，因此来自不同背景中的个体逐渐在情感上彼此依赖。在友谊和睦邻方面，个体彼此依赖，相互尊敬并互以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而不是由于他们工具性目的的满足。相互作用是非正式及个人化的，因此它打破了刻板化的思维与形式，并且为共同的联合而奠定了基础。
上述研究结果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接触理论所重视的“在追求共同目标方面它们是合作群体还是竞争群体”这一变量是使接触情境产生何种接触效果的重要特征的观点。
4 接触与相互依存：保加利亚的个案
民族和睦产生于接触与相互依存，不同的群体在接触过程中，是平等还是不平等，这是接触理论重视的第二个重要变量，的确，这一变量在保加利亚犹太人与保加利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良好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8]。同样，保加利亚的个案也为接触理论与群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当时是纳粹盟国之一的东欧国家，其民众自发拯救了将近50万等待乘车被送往特布林卡（Treblinka）死亡营的犹太人。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在保加利亚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保加利亚的考察发现，在同犹太人长期、密切接触中，由于每一个保加利亚人从来都不把犹太人视为威胁，因而他们不把他们的犹太朋友和邻居看作是邪恶的罪人，也不能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保加利亚人的这种态度具有特定的社会与心理基础。首先，和普通保加利亚人一样，保加利亚犹太人分布在全社会各个阶层。很多人只有收入微薄的工作且生活在保加利亚贫穷地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人不同，保加利亚犹太人中极少有放债者、银行家或者大型商业公司的拥有者。相反，他们拥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保加利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极为相似，在包括小粮食销售商、零售商，保姆，摊贩，劳动者，作家，诗人，工人，医生和牙医，作曲家，药剂师，艺术家，工程师和音乐家等广泛的职业领域内扮演着各种角色。其次，尽管保加利亚犹太人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已经在社会组织结构上、文化上被同化了，在他们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邻居中有很多亲密的朋友、知己，而且确切地说，他们看起来似乎就和其他保加利亚人一样，地道的犹太人不存在了。大多数犹太人己不再戴圆顶小帽或者头巾，不再吃犹太教规定的清洁食品或者参加礼拜；只有犹太教教士留着胡须。犹太人不居住在犹太人区；所有的人，甚至是那些熟悉其犹太教与西班牙语系祖先的人，都讲保加利亚语。总之，对许多保加利亚人而言，那些犹太人“与其他普通人完全一样”。因此，就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价值而言，保加利亚犹太人很难被视为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一种威胁[9]。
保加利亚基督徒、穆斯林与犹太人肩并肩生活达数百年。几个世纪以来，保加利亚宗教团体处于相对和平共存、友谊与融洽气氛之中。例如，由杰克和莉萨（Jachy & Lisa Comforty, 2001）拍摄的一部反映犹太人遭遇与生活的纪录影片《乐观者》中，一位保加利亚犹太人阿贝尔说，在他们的友谊中就存在着大量犹太人和基督徒跨种族的联系：“实际上，我不知道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因为非犹太人朋友积极参加犹太人的假日活动，而且我们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保加利亚人的假日活动。因此我们知道在某些场所和在某个家庭里，他们表现出保加利亚人的生活方式，在另外一个场所或另一个家庭里，他们则表现出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到公司工作时，各民族融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影片中一位犹太裔保加利亚妇女补充说：“我的大多数女朋友是保加利亚基督徒，他们像对待一个姐姐一样待我。在这个社会中你并不感到孤独，相反你会很自然的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和包容。”
保加利亚族群之间密切接触、平等互利的关系，为接触理论和相互依存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5 讨论
民族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可使国家变得支离破碎，使不同的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与友谊十分困难。通常人们为使自己免遭冲突与暴力之苦，往往选择居住在实行种族隔离的社区。种族间的成员尽量减少相互接触，从而使他们相互隔膜，难以形成共同的生活目标，进而难形成民族间的相互依存。
如何避免种族冲突与暴力？不同民族和睦相处应具备什么条件？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理论家们提出了接触理论，而保加利亚的个案，也表明种族间的冲突与暴力很少会在有密切接触，同时相互依存已经成制度化的地方发生。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在各种场合及日常生活中融为一体，并且它们之间发展起来的相互依存关系帮助他们抵御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迫害。可见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建立应该是民族和睦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从保加利亚的个案看，相互依存在民间则是以通过密切的接触而建立的亲密友谊为绝对基础的。其实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与地区也可以见到。即使在严重分裂的社会里，避免接触往往是不可能的，如在北爱尔兰，也存在许多跨种族人际接触与交往的例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可能居住在实行种族隔离的邻近地区，但是他们可以在同一酒店饮酒或者共同使用本地的一些工具和设施[10]。与贫民社区相比，中产阶级社区似乎更加可能拥有一些跨越种族和宗教信仰的组织，而那些有组织的活动往往打破了宗教的障碍。如在中产阶级社区里，居民们经常积极卷入像高尔夫球、网球俱乐部、商业机构、文化俱乐部等组织中，在那里处理共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事务。工具性联系的存在导致在一些相互参加宗教仪式、婚礼、假日的居民当中情感关系的发展。
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可能有助于或妨碍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接触机会的发生。在保加利亚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相似的阶层或社会经济地位，使保加利亚人与犹太人不仅具有了更多的接触的机会，也拥有了相互依存的社会条件。在北爱尔兰，建立于阶层基础上的利益似乎超越了种族或宗教歧见，使中产阶级社会避免了在很多贫困的邻近地区出现的大规模种族暴力的发生。新教徒和天主教居民在他们的社区通过家庭的密切接触和生意上的相互依赖而产生了强烈的共同工作的动机，这对抵御种族冲突提供了保障。
可以说，接触理论和相互依存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基本原理，该原理在一般意义上为政治权威人士提出了应该做什么的建议。它坚持以平等接触、交往与合作为基本政策；不是通过官方或权威的强制去推行某个新的社会规范或文化价值，而是要为打破错误的刻板印象、维持更多的对异族合理的判断与认识创造条件[11]。接触理论鼓励更多的诸如此类的信念：即接触意味着不是更多的潜在紧张、严密限制及更少的多样性，而是更少的偏见，更为现实，更为理性，并且最终建立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和谐的社会。
（编辑：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