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机关经费管理、因公差旅、公务用车等多个方面，对防止党政机关的公款浪费行为作了系统的制度规定，其中诸多规定让人眼前一亮。社会调查中心对90170名网友进行的调查显示，97.8%受访者支持将公款浪费行为立法论罪。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将公款浪费行为立法论罪的呼声很高，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纷纷提交议案、提案，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来遏制过度应酬与公款吃喝。应当说，这些建议、呼声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得到了许多民众的支持，但有时公众和社会舆论的认识未必就是准确的。我认为，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公款浪费入罪当慎重。
“三公消费”历来为群众所诟病，政府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对公务接待问题进行“刹车”。1998年，财政部就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对业务招待费的范围、标准、管理等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问题是，长久以来这些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形同虚设。治理公款浪费，缺的不是制度，也不是刑罚，而是制度的有效执行。只要现有的制度能得到执行，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免职、降级、开除等党政纪处分，已经足以让贪吃挥霍、浪费公款的官员望而却步、心生敬畏，而无需将其上升到刑法的角度。
要消除社会中存在的腐败与丑恶现象，仅仅依靠在刑法中增加罪名是不行的。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粗线条的法规，不应该过度介入“细腻”的生活细节。公款吃喝浪费固然可恨，也很有必要予以打击，但将其一律认定为刑事犯罪却太过了，在现实中也很难操作。
首先，浪费的标准不容易明确。在现实的公务接待中，什么样叫浪费，浪费到什么程度才构成犯罪？是否超标准一千、两千元就要将人送进监狱？这在现实中很难确定。其次，给予行为人免职、降级、开除等党政纪处分，是否已经达到对行为人过错处罚的目的？显然，这样的处罚已经让浪费公款的人付出了足够的代价，而不必再动用刑罚了。
最后，还要考虑到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任何一种沦为社会现象问题的产生，肯定有其“问题之流”与“问题之源”的两大方面，光治“流”而不治“源”，治理时清澈，治理过后又恢复污浊。“重刑化”只能干预“问题之流”，却不能对“问题之源”产生根本性作用，不从“问题之源”处下手，问题又会换一马甲卷土重来。
严刑峻法，绝非法治文明的体现，更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刑罚不是万能的，以之惩治犯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能少使用就应尽量少使用，谓之谦抑。凡是适用其他制度或法规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就不要将其入罪；凡是使用较轻的处罚就足以达到目的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近年来，我国重刑主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遇难题，先想刑法。动不动就呼吁立法，呼吁重刑。正因如此，才会有人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闯红灯罪”、“袭警罪”、“包二奶罪”等荒唐的罪名。这种依靠重刑来治理的思路，恰恰是管理短视的表现。
